两种文化

    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为什么康熙时代的科学热潮没能延续下来，而路易十四却做到了？

    “我想，这是因为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中，科学的地位不同。”Jami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科学工作者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而在那时的中国文化里，只有你懂四书五经，才是个真正有学问的人。”

    话虽如此，康熙依然认识到西方科学的作用，并期待能够利用传教士在华期间，多多学习，以达到将来自立的目的。韩琦在《“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一文中介绍，有耶稣会士这样写道：“多年的经验使皇帝确信，中国人主要或惟一对欧洲人的依赖是，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帮助和指导，他们就无法正确地在天文学方面进行管理及准确地预知日蚀和月蚀。皇帝千方百计铲除这一弊端，使中国人能够自立。为达到这一目的，皇帝不惜代价按皇室排场建立起一所皇家数学院……” 

    但这个“皇家数学院”却和法兰西科学院有了差别。

    法兰西科学院致力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当时知名的欧洲学者霍布斯、卡西尼、惠更斯等，都受其吸引并加入。科学院成员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研究内容。他们还组织了几次海外考察。

    不断来华的传教士在朝廷受到重用，是件让大部分中国人心里不舒服的事。但由于中国的士大夫几乎没有受过科学教育，很难在这一领域与他们一拼伯仲。在这种情况下，“西学中源”的说法渐渐盛行。甚至有记载说，康熙自己就这样说过：“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 

    Jami十分怀疑康熙是否真的赞同这种说法。“他是满族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他来说，一样是外来文化。但是，他也许要照顾汉人的想法。”他们最近的研究发现，康熙时代的皇宫里有20个西医，“他是个宽容的人”，但这种做法在当时依然难以被接受，因此，他想以这种说法来取得读书人的赞同。 

    清廷也命令地方派送精通历算之人到京师考试，选出优秀者编写《律历渊源》等讲述西学的书籍。为了塑造“自立”形象，避免使人感觉所编写的书中一切皆取自外国，算学馆的大臣们亲赴各地去观测，并将这些结果记录在书中。遗憾的是，韩琦发现，传教士们认为这些观测的“依据和基础缺乏可靠及坚固性”，而“使建筑的整座科学和艺术大厦立于流沙之上”。

    Jami这样总结两家科学院的区别：“一个是为了取得新的发现，一个是为了整合旧的知识。”

    这也决定了两个机构的命运。《律历渊源》编纂完成后，算学馆完成了使命而终结。法兰西科学院却一直延续下来。

    分道扬镳

    “毫无疑问，推广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统治。”在Jami看来，两个国家毫无差别。路易十四期望科学家们为他建造漂亮的宫殿、美妙的喷泉以显示他的权威，康熙希望通过科学计算获得更准确的历法，更好地治理洪水和河道。二者都希望通过科学测绘，获得自己疆域的版图。

    但是，康熙晚年时，由于历法之争已不存在，公开地讨论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都被禁止———这些内容已和清王朝的合法性有关。1715年，他在科举考试中禁止了有关内容。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主考官都被要求不许出有关天文、乐律或计算方法的策问。清朝新出的自然研究著作，康熙皇帝雇用耶稣会士专家所作的宫廷项目，都禁止主考官和考生涉及。以一人之兴趣，他成功地引导了考官及书生的兴趣，虽然这无法影响所有的人。

    爱好芭蕾的路易十四却没有这个能力。

    欧洲的科学家们渐渐有了自己的圈子。他们无须经过国王的考试求得工作，也不必谁来告诉他们应该学些什么。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科学渐渐成了不那么大众的领域。 

    “直到晚年，康熙还亲自修改御用科学家的书稿。”Jami说，“但路易十四不能，即使他关心科学。”

    在当时的传教士们看来，康熙是个懂科学的好皇帝，也是惟一受尊重的科学工作者。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到中国后，这样写道：“凡是想一试身手的人得不到任何报酬。从历史上看，数学家的失误受到重罚，无人见到他们的勤劳受到奖赏，他们观察天象，免不了受冻挨饿……钦天监正假如是一位饱学之士，热爱科学，努力完成研究；如果有意精益求精，或超过别人，加紧观察或改进操作方法，在监内同僚之中就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是要坚持按部就班的……”

    很多人以为，只是到了晚清，中国才渐渐落后。事实上，在那些早期的传教士信件中，中国已是一个“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只顾私利”，“不止一次为了黄历作战”的国家。

    而那时的欧洲，正准备进入牛顿时代。法兰西科学院成立之时，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柏林学院也先后成立。“他们有独立的刊物，科学家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而不用害怕受到惩罚。”

    康熙一生勤俭，路易十四则奢靡无度；康熙以大禹为自己的治国偶像，以孔子为自己的道德楷模，路易十四则期望像亚历山大那样，成为统治欧洲的霸主。但在科学这样一个决定国家未来的领域内，似乎前者远没有后者那样有功于后代。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对比当作康熙时代科学状况的全部。”Jami说。在20多年中法科学发展的对比研究中，她已对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我们必须要看到，科学发展的确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文化传统来做任何事情。”

    在她看来，康熙的科学国策有其明确的目标：一部好的历法，一张准确的地图，一套数学、天文学和韵律学的系统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