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自贡市档案局局长许建介绍，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市档案馆专门对馆藏资料进行清理。发现的这些档案资料，包括一封冯玉祥将军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写给国民党自贡市党部委员王问潮的亲笔信。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不敷前方战事所需。冯玉祥将军义不容辞地奔走于“大后方”，推动献金运动。

　　作家郑光路在其据史料而作的《川人大抗战》一书中写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身份，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从重庆出发，奔走全川二十余县市，往返数千里，历时近一年，讲演数百次。

　　一九四四年六月，冯玉祥携妻子来到“盐都”自贡，居留月余，为抗战募捐鼓劲。盐商余述怀一马当先，献金一千万元，突破了全国个人捐献的纪录。在仅有十个乡镇、二十二万人口的自贡市，短短一月间，捐款就达一点二亿元，八百枚金戒指，十只金镯，一万双布鞋，创全国献金最高纪录，平均每个市民捐款五百元。

　　“盐都”自贡收入微薄的盐工们，早在一九四二年献金运动中就献金一千一百万元之巨。这次依然热情高涨。资料显示，国民政府用自贡盐工的捐款购买了两架战斗机，其中一架被命名为“盐工号”。献金高潮中，有献六百万元而不愿留名者。冯玉祥作诗道：“有名和无名，爱国出于一。何以报大德，打过鸭绿去！”在这次募捐中，自贡市公职人员主动提出：再为抗战捐三个月薪金。

　　在自贡市档案馆新发现的冯玉祥珍贵手迹中，冯将军为自贡市公职人员的精神所感动，但“惟念诸同志生活清苦，自给不足，献薪一举，可以作罢”，希望党部劝说大家不要因资助抗战而影响自身清苦生活。不过，数万自贡公职人员最终仍践诺捐出三月薪俸。

　　对自贡民众的热情，冯玉祥兴奋地说：“我们这个爱国行为，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也震惊了我们的仇敌。这个伟大数字，就像一个很大的炸弹，这个炸弹飞到东京去，要把日寇的东条内阁炸翻！”

　　不独自贡，整个四川各地，都在为“献金救国运动”而沸腾，冯将军所到之处，人人争相献纳，情景万分感人。其中既有富绅巨贾，更不乏低薪公务人员；有穷工人、农民、学生，还有抗战负伤军人、衣衫褴褛的小贩，连看守所的犯人也节食献金……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四川在两次献金运动中，共捐了六至七亿元，多数用来购买前方急需的飞机、坦克、武器，部分用来慰劳前方将士，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战前，重庆几无重工业可言。”陆大钺称，抗战前重庆基本上是一座以商贸活动为主的商业性城市，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大批工矿企业的内迁、复工和生产，使重庆的工业结构悄然改变，形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造船、运输、纺织、化工、电器等为主体，包括五金、皮革等行业在内的现代大工业构架。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时，中国国民政府实际掌握的兵器制造厂只有十四家，均归口于军政部兵工署。其区域分布大体为广东三家，河南、武汉、重庆各两家，山东、湖南、广西、南京、上海各一家。

　　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0年底的兵工厂内迁，堪称“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最壮丽的迁徙诗篇”。陆大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成千上万的轮船、驳船、木船汇集于川江，来回穿梭。”

　　陆大钺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日本人很快打进内陆，导致不少兵工厂一迁再迁。一九三八年，原迁于西安的济南兵工厂、迁于汉阳的上海炼钢厂调整后再次迁往重庆；而受长沙会战的影响，直到一九四0年十月，原迁于湖南的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巩县兵工厂才最终迁来重庆。”

　　经过内迁及内迁过程中的分离整合，至一九四0年底内迁浪潮结束时，中国由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共有十六家，其中十一家驻扎重庆，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这十一家兵工企业属于战前原有的仅两家，其余九家均为内迁而来。

　　内迁后随着兵工事业的扩充与发展，原有技工供不应求，兵工署“选奉委座令饬，收容各工流散技工，经先后派员分赴陕、巩、郑、洛、各地登记考用”，一时掀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技工挖角大战。

　　为保兵工，中国国民政府在“投一地之兵工”之余，可谓“举全国之财力”。一九三九年度国民政府的岁入支出，赤字二十点五七亿元，其中兵工署经费占了该年度国库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三八。正是这种入不敷出的支出，为重庆兵工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种种优惠政策，使大批技术人才流向兵工业。当局对兵工政策的全面倾斜，使各兵工厂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一九四0年，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全部复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作为战时兵工的供应基地，重庆兵工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兵工署亦随军政部迁回南京。

　　提到重庆兵工的时代意义，陆大钺说，“兵工内迁之壮举，不仅对于支撑正面战场的积极抗战、争取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重庆的重工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