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公开电报引发了“西安事变”？确实太不合理。控方说是，辩方说非，扯出张学良作证，仍无结果。随后“七七事变”爆发，“七君子”出狱，就不再有人追究此事了，但真相究竟如何？

    其实“七君子”中的章乃器，与西安方面是有秘密联系的，但具体内容却至今是个谜。

    张学良在1957年回顾“西安事变”时，曾谈到章乃器等人对他的影响：

    当年使我心情激动者，章乃器是其中之一个。有一次，我向他劝募‘献机’捐款。章说，“你们若是真为了抗日，我愿意连裤子都卖了去买飞机，但是，你们从事内战，杀害自己的同胞，我绝对的一个铜子也不出。”

    张学良具体谈及与救国会领导人交往的文字，似乎只有这一处。先父章乃器在“文革”期间所写《我和救国会》中，谈到与张学良的交往也只有一处：救国会接受过宋子文和桂系的两笔捐款（分别由宋庆龄、陈劭先转交），“除了上述两处自动交来的捐款以外，我不曾伸手向任何人要过钱，连见到张学良都没有向他募捐”。

    自“七君子案”以来，救国会领导人和张学良都讳言双方的关系，以保护对方。当时父亲的一些回忆录是以外调材料的形式写的，会有各种人看到。他之所以没有多写，可能是由于张学良当时还不自由。记得父亲在“文革”初期得知中共中央统战部档案被抢，还谈到过会不会泄密的问题。

    我曾问过父亲：“张学良当时和你谈了什么？” 他回答说：“我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与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的。他曾向我解释，人家骂我‘不抵抗将军’，但东北是我家乡，‘不抵抗’是别有苦衷，今后会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心迹。”父亲只说到此为止，我当时少不更事，也没有追问下去。

    另据父亲在救国会时期的助手吴大琨在1983年回忆，救国会“和当时南京的冯玉祥，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都有交往”：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看到过王炳南（西北救国会的代表）介绍来的张语还到过章乃器家。章对我说过，“大琨，不久政府方面会有大的变动（意指西安方面），你可帮我大忙。”

    吴大琨当时就住在章家，很多事情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七君子”被捕的当夜他正在章家开会，父亲被巡捕房带走后，他曾与胡子婴商量：

    敌人捕人，必要弄到证据，可能还要回来搜查，于是我们动手把有关救国会为日商纱厂罢工募捐的单据、名册等材料立即销毁，还打开了章乃器的抽屉，在他抽屉里发现两本密电本，都是与西南、东北军有关人联系的。

    此事也可与章当时的夫人胡子婴在“反右”期间的一篇文字相印证：

    在他（指章乃器）入狱的当夜，他在看守所托人打电话给我，说钱锁在抽屉里，叫我取用，打开抽屉一看，原来是他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报的密码本。他怕被搜查，示意我给他毁掉或藏过。

    胡子婴未提及有无东北军的密码本，可能是因为这是一篇揭发材料，只能拣不好听的说（当时李宗仁在美国，白崇禧在台湾，在人们心目中仍是“战犯”），也可能与张学良当时仍被囚禁有关。

    胡子婴说有“密码本”，而吴大琨说的是“密电本”，所述过程细节也略有不同。如果另有“密电本”的话，完全有可能包含电文内容。

四  留给历史的谜团

    从上述各种史料推断，救国会领导人与张、杨存在着秘密联系，不是空穴来风。“七君子案”作为触发“西安事变”重要动因之一，是没有疑问的。国民党CC派的陈果夫在事变爆发后的国民党高层紧急会议上，主张枪毙狱中的救国会领袖泄愤（被冯玉祥阻止），应当不是无缘无故的恨，与后来《起诉书》上的控罪是一以贯之的思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与蒋介石存在着权力斗争，在改组政府和转变国策问题上，与张、杨应该是有联系和默契的。改组派的陈公博也曾谈到，当时“东北军早有异动的消息，差不多也成了公开的秘密，我早就知道了。” 他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共策动的。

    当时中共中央与救国会的秘密联系，是以章乃器为主要对象的。毛泽东曾先后指派冯雪峰、潘汉年与救国会接洽，都是直接找章乃器。这从毛泽东1936年8月10日和9月18日致救国会领袖信件的人名排序上，也可看出端倪（一为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二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毛泽东第一封信件的油印本，即从章家搜出，成为”七君子案”的重要物证。

    桂系策动“两广事变”倒蒋时，曾邀请救国会派人参加，指名要章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但救国会从大局出发，予以婉拒。作为会务的实际负责人，章乃器确实与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人物有联系，可能有多个渠道获知政局将有大变动。但若如吴大琨所述，则此信息应首先来自西安，甚至是来自杨虎城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王炳南等人。

    此事恰可与张学良的回忆相印证：他晚年称杨为“西安事变”的“主角”，主要是指杨受王炳南等共产党人影响至深。张自洛阳归返西安之后，曾与杨虎城大发牢骚，杨他对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小家伙们” 即指王炳南等人，从吴大琨的记述推断，采用非常手段的方案，当在10月间王炳南派张语还见章乃器之前即已形成。杨虎城既有此腹案，待到张学良在救国会领袖被捕问题上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便趁机向张提出。“七君子案”和张学良的冲动型性格，是促成“兵谏”的催化剂。

    “七君子案”和“西安事变”联袂发生，国民党高层（如CC派）从形迹上认为有联系，才会在“七君子案”《起诉书》中列出“勾结军人”等控罪，终因未能抓到具体证据，在质证中败北。如果当时密电本或密码本被搜到，则可能是另一番情形了。为保护对方和自保，当时“七君子”和张学良都回避相互间的关系，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密电往来之事，在救国会其他领导人的回忆录也没有涉及，可能是因为不知情。张学良晚年出于各种考虑，一直避谈“西安事变”的详细内幕，最终带走了很多的秘密，实令人遗憾。

    毛泽东曾在对柳湜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救国会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  

    正是这一武一文两种力量的影响，引发了“西安事变”，促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大局。随着主要当事人的相继辞世，除非有新的历史证据出现，章乃器与西安之间密电往还的内容如何，“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之间有无更深的内幕关系，可能永远成为历史悬案。特将相关的线索列出，希望研究者们见仁见智，从史料中引发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