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小说就定性

　　1956年，工人出版社拟定了一个出版革命烈士传记和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在此之前，他们看过刘景范和李建彤撰写的一些回忆刘志丹的文章，知道刘景范是刘志丹的亲弟弟，李建彤是他的弟媳，于是就约请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起初，李建彤由于各种原因不肯答应，直到出版社答应派人协助后，才接受了约稿。

　　于是，李建彤开始潜心写作，花了5年时间，前后5易其稿，小说才得已完成。

　　到了1962年春天，李建彤已经完成了小说《刘志丹》的前5章，正当她一鼓作气准备余下部分的创作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阎红彦，陕西安定人（今子长县），也是一位骁勇善战、功勋卓著的将军。他早年曾与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1955年获上将军衔。眼下正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和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在《刘志丹》创作过程中，刘景范和李建彤征求多方意见，阎红彦作为西北老干部，李建彤自然也把稿子寄给了他。

　　阎红彦粗粗地看过稿子之后，便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说：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由中央作结论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阎在信中所说的“许多原则性问题”，就是中共党史上所谓的“西北历史问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曾在西北地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创建了陕甘根据地。然而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个别是非，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不同意见。

　　此后，阎红彦赴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意外地听说《刘志丹》已经开始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原来，当时的《工人日报》、《中国青年》、《人民文学》等几家报刊听说小说《刘志丹》即将出版，都准备选择一些章节刊登，使广大读者先睹为快。阎红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停止发表的意见。

　　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8月17日，阎红彦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9月3日，他又致信书记处。阎在信中说：我觉得《刘志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把高岗在边区高干会及“七大”前后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为了把自己说成是西北革命领袖而篡改的边区历史结论，重新加以宣传和肯定。

　　在信中，阎红彦还列出了一张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对照表。同时，他还列举材料，证明小说中的许钟就是习仲勋，罗炎就是高岗。不知何故，这位老将军又把此事写信向康生做了汇报。康生收到信后，好像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独自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

　　康生向习仲勋发难

　　康生原名张叔平，1898年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没落的大地主家庭。上世纪20年代初，他与家庭闹翻，向父亲宣称“我不姓张了”。关于他出走的直接原因，据说是由于“风流事件”加上赌博将钱输光，在家呆不下去了。他先到青岛，后到上海，投入我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原名劳动大学）读书。他改名赵容。康生这个名字是1931年到苏联后起的俄文名字的译音。

　　1925年，康生在上海入党，接着就参加了上海的地下党工作。1932年7月，他来到莫斯科，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共产国际“七大”被选为候补执委。1937年11月回到延安，历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书记处书记，在党的“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后任山东分局书记。全国解放以后，历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副主席。

　　康生是依靠王明发迹的。从1931年12月到1933年7月，他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先后发表近20篇文章，狂热宣传王明路线。所以王明赴苏后，很快就把康生召到莫斯科。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确定了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这时的康生一面对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封锁消息，一面加紧拥戴王明。他串联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一部分中国学生，联名写请愿书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总书记。

　　直到几年后，王明左倾路线被批判，康生见王明大势已去，才倒向毛泽东一边。

　　康生的阴谋与诬陷之术绝不亚于他的奉迎术。延安抢救运动中，一大批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死于其手；整风运动中，又有一批优秀的革命者死于其手。

　　康生接到阎红彦的信不久，就在北戴河会议的小组会上向习仲勋发难：“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还有贾拓夫……你们是想翻天哩！”

　　贾拓夫出身于西北，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后任抚顺发电厂厂长。而时为副总理的习仲勋，是陕西富平县人，早年也曾与刘志丹一起参与陕甘根据地的创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诬蔑刘志丹为“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的白军军官”，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还使用欺骗手段把刘志丹以及陕甘县级以上干部和红26军营以上干部300多人抓起来。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马上释放了刘志丹和所有被捕的同志，恢复了大家的工作。正如后来习仲勋所说的：“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他们活埋了！”

　　李建彤为自己辩白

　　1959年，李建彤写完了《刘志丹》小说第3稿，送习仲勋审阅。适逢庐山会议召开后不久，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政治气氛相当紧张，习仲勋看过小说后，感到书中涉及的一些是非问题会在当事人中引起纠纷，而且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不相适应。于是习仲勋劝她谨慎从事，建议她分成片断来写，不要写大部头小说。无奈此时李建彤决心已定，劝阻无效。

　　1961年春夏之交，小说的第4稿清样又送到习仲勋手里。习仲勋为此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马锡五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习仲勋请马老参加，除了核实小说中某些史实，还要和马老共同劝说李建彤。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的一代”，“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经历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

　　但是，康生又在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李建彤才知道她的小说惹了麻烦。9月6日，她写出了一份关于小说中几个人物来源的说明。

　　她解释：小说中的个别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面材料综合起来虚构的。比如许钟，写他，是想刻画一个做地方工作的苏维埃主席。素材基本上是调查了一些习仲勋同志的材料，在修改时，准备把他和渭南起义时的一个军委秘书长合并。

　　为了进一步证明小说人物并非写实，李建彤又举出小说中的戴鸿远。她说，塑造这个人物是为了写一个晋西游击队的代表人物，同样采用了几个人的材料写成一个人。这个人物和历史人物谁都不像，是她设想的忠诚老实、头脑清楚、政治上开明的领导干部形象。

　　然而，这时小说《刘志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无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中。习仲勋、贾拓夫被禁止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

　　由于国际形势的险恶和建国后一些领域里的矛盾斗争，晚年毛泽东思想意识里总是绷紧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他提出并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在毛泽东的思维框架里，文艺作品的主要评价标准是政治标准，文艺批评、学术争论也往往变为政治批判。他直接领导了文艺界几次大规模错误的批判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等。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更是形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和理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批判此起彼伏，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1962年3月，文化部、全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参加了会议。3月2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也作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他说，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表示向大家行“脱帽礼”。

　　党中央这些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在毛泽东看来，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和判断。所以，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时，康生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20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任主任。

　　株连者达万余人

　　对小说《刘志丹》案先定性、后求证的审查开始了。专案组从李建彤处拿走了全部创作材料，并从工人出版社拿去习仲勋关于该书的两次谈话记录。康生还指定成立了一个《刘志丹》稿件审查小组。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了审查报告（草稿），认为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思想”。

　　1966年5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又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月审查报告的结论，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陕甘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其根据是小说中的这样一个情节：陕西渭华起义失败后，1928年秋，刘志丹回到陕北保安县永宁山时，对他的几个战友说：“陕甘没有井冈山，可有大稍山。我们要学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专案组以“陕甘没有井冈山，但有大稍山”等词句，硬说作者把陕甘写成了与井冈山分庭抗礼，甚至高于井冈山。

　　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

　　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论证逻辑是：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初稿写过一个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个人，因而罗炎就是高岗；许钟这个人物，也属于类似情况。

　　“文革”开始后，《刘志丹》案件进一步升级。康生多次点名诬陷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等写《刘志丹》进行反党，又多次批示审查工人出版社的有关同志。

　　首当其冲的是习仲勋，他一夜之间便丢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下放到外地一家工厂劳动，被审查了16年，其间还曾被捕入狱，蹲了8年大牢。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本来已经撤职下放，在“文革”期间，又被囚禁在北京郊区某地，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

　　1967年12月，李建彤被专案小组列为“案犯”。1970年4月，她被专案组戴上“习仲勋反党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骨干分子”的帽子。

　　1968年5月，刘景范被捕入狱。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此后，刘景范虽然走出了牢狱，却仍然受到追究。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专案组于1977年5月17日作《关于刘景范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中，仍说刘“1962年又伙同习仲勋抛出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原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刘志丹》一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乡下，6口人只给30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在写作过程中，李建彤曾到陕北老区查访材料，当地群众王悦贤、刘景华给她带过路，不想闯下大祸，两人受到牵连，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志丹》一案株连者达万余人。

　　“四人帮”倒台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报告提出，因《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一个月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