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顾国达　张正荣

　　早在1837年著名学者博士韦(Camille Beauvais)在为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有关养蚕业的汉文文献》所写的导论中指出：“无论养蚕学家们或学者们对本作品的看法如何，我认为它将永远是汉人在养蚕具体实践方面，比任何民族都要高明的铁证，也是他们所取得的惊人成绩的见证。”法国蚕丝业史学者Ernest Pariset也在其1862和1865年分上下部出版的巨著“Histoire de la Soie”中，从历史学及天然蚕桑的分布等角度对蚕丝业的起源进行分析研究，逐一否认蚕丝业在与中国有着同样悠久文明历史的埃及、印度、古希腊等国起源的可能性，得出中国是世界蚕丝业起源地的结论。而20世纪以来我国丰富的文物考古成果，与历史文献记录及神话传说相互印证，更进一步证实我国是世界蚕丝业的发祥地，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是我们先祖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蚕茧的发现，到1983年在河南省荥阳城东青台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丝织物的出土；1980年在河北省正定县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中两件陶蚕蛹的发掘，以及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蚕、桑、丝、帛”等象形文字和甲骨文中发现的与蚕桑有关的卜辞，充分说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蚕丝业的发祥地之一。而从1958年浙江省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丝线、丝带和平纹绸片，1960年江苏省吴县梅堰遗址出土的绘有“蚕纹”的黑陶，1977年在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卷布辊、骨机刀、木经轴和有“编织纹”与“蚕纹”的牙雕小盅，以及1978年福建省崇安武夷山莲花峰白崖船棺中出土的商代丝质绢料衣服等考古发现，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蚕丝业的发祥地之一。不仅如此，近年来对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中“蚕身”金虎形饰等文物的出土，以及成都平原长期流传“蚕女马头娘”的神话传说和祭祀“青衣神”的习俗，可以说明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的成都三江平原也是蚕丝业的发祥地之一。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中国蚕丝业的起源也应该是多中心的，黄河中下游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和四川盆地的三江流域都是蚕丝业的起源地之一。

　　从人类进化和认知科学的角度推测：我们的祖先对蚕丝利用的认识应该开始于采食桑椹或蚕蛹之后，他们在采食蚕蛹的过程中发现了茧丝可以纺丝的利用价值，又在用开水煮食蚕蛹时或其它偶然中发现开水可以煮茧缫丝，……随着对蚕丝利用价值的认识，人们需要大量的蚕茧，由于野外采集蚕茧费时费力，开始在住处栽桑招养，在栽桑招养的过程中人们深化了对蚕生态的认识，又为了防止鸟兽为害和提高蚕茧产量开始把蚕引入室内，进而选种留养，完成驯化工作。因此，我们认为人类对蚕的驯化利用经历了：野外采集、栽桑饲养、室内饲养的过程。

　　虽然古代最早期的丝织物(可能还未发掘出来)所利用的蚕丝不一定就是家养的蚕丝，但是，河姆渡遗址中多数纺织用具和有“编织纹”与“蚕纹”的牙雕小盅的出土，以及殷墟中茧壳的出土，说明距今6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认识到蚕与纺织的关系，推测当时已开始在室外栽桑饲养并驯化野蚕。

　　有消费需要才有生产的必要。虽然丝织技术的起源应该早于人工养蚕，但当丝织物有一定的生产量以及出现陶蚕蛹和玉蚕作为装饰品的时候，人们对蚕一定非常熟悉和崇拜，可以认为那时野蚕已开始被驯化并进入家养阶段。1958年浙江钱山漾遗址中丝线、丝织物，以及1980年河北南杨庄遗址中陶蚕蛹的出土，说明5500年前后我们的祖先已掌握相当高超的丝织技术并已开始人工室内养蚕。因此，就目前出土文物的考证，可以认为蚕丝业起源时间在距今5500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