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锐思评论
早期苏共民主空气较浓，列宁在世时党内争论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托洛茨基、斯维尔德诺夫、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时不时反对列宁的路线，列宁批评他们时也不客气地“回赠”这种那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但是争论过后，列宁同他们的革命情谊都没有受到影响。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列宁从来不批评斯大林有什么世界观问题。列宁晚年与斯大林冲突几次（格鲁吉亚事件、外贸垄断权、工农检察院提案等等），一次也没有把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批判。为什么列宁不指出斯大林的世界观存在问题？如果他指出了，斯大林也许不会接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就要改写。答案是列宁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斯大林的世界观不会有问题。最好的例证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五个政治局委员的世界观都被评为“非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等等，只有斯大林漏掉了这种批评。列宁对斯大林的惟一批评是“太粗暴”。我们不妨这样说，斯大林的世界观是受到列宁信任的。
斯大林十六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十八岁开始读《资本论》，二十二岁之后写出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斯大林直至去世的前一年还在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堪称一生都在学马克思主义。1953年斯大林死后人们从他的住房、办公室、别墅清理出两万多册藏书，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等人的全部理论著作，“许多书的字里行间和页边上都注满了斯大林的强调号、评论和批语……《列宁全集》第一版他不仅通读过，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有些卷里填满了着重号、加重号、惊叹号。从用笔的颜色看（红色、蓝色），他确实是反复地研读过这些著作”〔1〕。苏联科学院院士Ｅ．瓦尔加告诉他的朋友，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总看到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2〕。
谁能想到，如此重视理论学习的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了任何底线。斯大林在执政的二十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原苏共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重新加入共产党）麦德维杰夫说：“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3〕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4〕。但是安度“中年”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1952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每一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斯大林是出于什么病态多疑要消灭这些盲人的？盲人难道会威胁他什么？只因当时农村正在开展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一些“富农”家庭在极“左”政策下绝了户。斯大林担心这些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为富农鸣冤叫屈？“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5〕
斯大林曾下令枪决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德国侵略波兰时，波兰军队正在西线浴血抗敌，突然苏军从东线攻入波兰国土，与德军成夹攻之势。波兰军队本来就已不支，现在顿时溃不成军。最后波军选择退向苏联一侧，他们宁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纳粹投降。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政治鉴别”工作，士兵们一群群被释放了，剩下一万五千名军官怎么办？按波兰人的看法，这一万五千名军官都是民族英雄。可是斯大林不这样看，由于波兰军官入伍前都是专业知识分子（这是波兰军队很特别之处），一万五千名军官等于一万五千名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会计师、作家……将这些人都释放了，将来肯定又会为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服务（波兰流亡政府已经在伦敦成立了）。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依靠他们，又会组建起一支军队来，这将是未来波兰人民政权的多大的麻烦？研究来考虑去，斯大林觉得还是统统枪毙比较省事，于是命令内务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将他们秘密处死（每人后脑打一枪），再挖个大坑埋掉。半个世纪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两次代表苏联政府因卡廷森林惨案向波兰人民表示诚挚道歉和深深忏悔。
1990年1月30日，前苏联国家安全部副主席皮罗日夫在部务会议上称，根据现存档案材料统计：“从1930年到1953年，苏联全国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受到政治迫害，有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被处以极刑（遭枪杀）。”〔6〕
执政二十多年，七十八万人被判死刑，数字并不高。我国一些学者据此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什么大清洗，所谓斯大林大肃反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然而，这些研究者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苏联内务部留下的档案不能反映全部死亡人数。俄罗斯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包括档案被销毁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由于这些党代表不是直接死于被判的死刑，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进入七十八万这个数字中。类似的情况相当多，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担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期间“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他说：“在1937和1938这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还有相当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7〕
数字没有声音，不论是四百五十万还是三百五十万（哪怕是七十八万），谁能听到“牵衣顿足拦道哭”？
图哈切夫斯基的母亲在集中营既哭儿子，又哭媳妇。老人家还不知道，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也被枪决了。斯大林对每一个“政敌”的家庭都是采取斩草除根的方法，似乎从中发现了乐趣。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8〕。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9〕。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着全都被枪毙〔10〕。图哈切夫斯基的一家总计倒下了十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11〕，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个妹妹在集中营里蹲了十八年，1955年才获自由。侄儿安德列被敖德萨儿童保育院收养。这是一个专门收养“人民公敌”孩子（孤儿）的保育院。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个保育院的五百多个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达时只剩下一百二十个〔12〕……是什么深仇大恨需要让每一个“前战友”家破人亡？斯大林的残忍已经接近了人性恶的底线。
因基洛夫一案列宁格勒州有三千二百多名党政干部被捕。基洛夫女秘书拉祖尔金娜原是三十岁的美丽妇女，从集中营获释后变成了白发苍苍的“祥林嫂”，牙齿全掉光了，两眼直愣愣的。她不管碰到什么人翻来覆去就是这段话：“我在集中营蹲了十九年……我的丈夫被枪毙了……我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卡拉干达儿童监狱。我到卡拉干达去过两次，仔细查过卷宗，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的女儿叫卡金卡，儿子叫谢瓦……”〔13〕由于拉祖尔金娜已经呆傻，还把集中营看守唆使犯人们强奸她的事告诉给人听，赫鲁晓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尔金娜入党介绍人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塔索娃），后来让她当了苏共二十大代表。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前仍拒绝作假交代。“他的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十六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当着父亲的面把他的女儿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交代’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卧轨自杀了。”〔14〕
为了使“犯人们”的精神更痛苦，斯大林在1935年想出一个举措——这个举措马克思、恩格斯知道一定要气昏过去。苏联政府在这一年颁布了一条新法律。该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上（含十二岁）儿童犯偷窃等罪按成年人条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后来果然有许多起儿童枪毙案）。斯大林的这条法律是为即将开始的大清洗做准备的。他早预计到大逮捕浪潮之后必是儿童乞讨流浪潮，早颁布有关法律，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主要还是想利用小孩胁迫大人。斯大林正确预见到在即将开始的逮捕浪潮中，一些重要的“犯人”决不会轻易就范，有了这条法律（对儿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们对儿孙的疼爱、牵挂之心，对其进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让他们愿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要诬陷谁就诬陷谁。
1936年至1938年，苏联“许多大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评语都是：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么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15〕。
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皮达可夫（苏联重工业部副部长）、拉狄克（苏联《消息报》副主编）、叶戈罗夫（苏联元帅）、埃德曼（苏军上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丘巴尔（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艾赫（苏联农业部部长）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成为孤儿）都被“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收容了。这些孩子不断向苏共中央写申诉信已经让“上面”感到很头疼。“上面”经研究，最后决定将他们送交卡申科儿童精神病院暂时“托管”。该精神病院隶属“格伯乌”，“人民公敌”的孩子们在这里继续受到各种虐待。这些孩子经常因“违反院规”而遭到毒打，不少儿童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著名记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治疗”中被治疯了，皮达可夫的孩子因对参观团说“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被毒打后转院送走，后来下落不明。最可怜的是布哈林的养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岁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妇被捕时因拦救他们被保安人员打伤，送卡申科时身体非常衰弱。“当安德列得知他的养父已被枪决时，他在厕所里上了吊。这孩子已经预见到了他的早亡。”安德列决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体同伴叫来，向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反正是活不长的。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国家逃出去，要告诉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甚么是苏维埃政权……”〔16〕拉狄克的侄儿鲍利斯．索贝尔松的个人悲剧仅次于安德列．布哈林。鲍利斯．索贝尔松是个非常纯真的孩子，他在卡申科反复说要相信党和斯大林最终会了解我们的冤情的，“他提议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详细的‘公开信’，另抄一份寄给《少年真理报》编辑部……”鲍利斯．索贝尔松在1957年获得平反，他收到平反通知书的第二天就自杀了〔17〕。
如果悲剧只限于高级党政干部的家庭，那还不能证明斯大林人性已经变异。沃尔科戈诺夫说：“根据我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中间的’数字，我作出如下的统计。在1929年到1933年间进行的农村‘革命’（注：指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八百五十万到九百万农民被镇压。……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18〕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1932年至1933年大饥荒所造成的农民大量死亡。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民族强迫迁徙而造成少数民族的大量死亡。
……
斯大林是典型的“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的例子。将斯大林这样的革命者推上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极大。苏联红旗落地时没有人民挺身捍卫，车臣与俄罗斯的民族仇恨至今结成了死结，俄罗斯转型期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寡头们瓜分了，俄罗斯的新纳粹人数居全世界第一位，许多前共青团员成了新纳粹……凡此种种，据说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错。这说不通——这些恶果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埋下了。
童年时的斯大林是很不幸的，儿童可塑性最大时期的斯大林生活在无爱环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鞋匠，一喝醉酒就毒打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母亲“不得不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干活，勉强养家糊口”。斯大林从小尝够社会的势利眼，除了母爱，这个社会没有给过他其他爱。如果他的童年始终生活在母亲身边，他的幼小的心也许会多些温暖，冷酷的种子也许在他的心灵扎不下根。可是母亲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抹去了这种可能性。为了让心爱的“索索”（斯大林小时的爱称）“能够出人头地”，母亲将九岁的他送进了儿童教会学校（寄宿制）。十九世纪俄国的东正教学校是非常愚昧落后的，这种学校与其说是培养对宗教的热爱，不如说是培养对宗教的仇视。死记硬背、体罚、禁止读课外书（包括所有文学名著和进步书籍）、动不动关禁闭……东正教没有经历基督教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是俄国的不幸（东正教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精神更新”）。因此，“索索”在教会学校没有学到对世人的悲悯，却学到了更多对世界的恨……一颗幼苗在歪歪扭扭地成长。
投身革命运动本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早期革命者中不乏人格高尚的人，斯大林与他们耳濡目染，心灵自会受到熏染。不幸的是斯大林刚涉足革命一两年就借到了一本恶书，它的书名叫《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大名鼎鼎，一度被称作“俄国革命的圣经”。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中国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据俄苏问题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极力主张重印《革命者教义问答》。不知为何列宁的愿望没有实现，使得苏联自建立至解体始终没有重版过《革命者教义问答》。大概现在除了克里姆林宫档案库外，全世界没留下几本《革命者教义问答》。不过它有一些零星观点或片断语言散落在不同的书籍中（笔者早年见到，惜乎没有做笔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蓝英年的《寻墓者说》各有摘录，我们试用概括的方式将这些内容综述如下：〔19〕
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作者是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纪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以他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著名小说《群魔》。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厌恶涅恰耶夫，这与马、恩后来同情民粹派的其他活动家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涅恰耶夫也获得思想界不少人的肯定。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并非如《群魔》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欲望不择手段的魔鬼，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托洛茨基有相似之处〔20〕。伯林甚至认为涅恰耶夫与另两个俄国革命家特卡乔夫、皮沙列夫“都成为列宁的先驱”〔21〕。
涅恰耶夫的名声最早是在青年中传播开来。1871年，涅恰耶夫因凶杀案（指挥杀害地下组织中的动摇分子）受审。在法庭上，涅恰耶夫高喊：“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沙皇！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在法庭外等候的青年们与他一起高呼口号。中学生查苏利奇（即十多年后马克思写信给她的那个查苏利奇）为了寻找自己的“一盏明灯”关在何处，曾与涅恰耶夫的妹妹（两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一道，天天去眺望彼得堡各个要塞的窗口。这个近乎天方夜潭的举动居然获得了结果，一天涅恰耶夫将一张写有“我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的字条从牢房窗口扔出去，居然被查苏利奇拾到。涅恰耶夫关在何处的消息传开后，使得青年学生们纷纷来到要塞前瞻仰“涅恰耶夫之窗”，慌得沙皇政府赶紧将他转移到另一个更秘密的要塞去。因为涅恰耶夫特别能唤起群众的崇拜情绪，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坐牢的十年间，狱卒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传递密信，仿佛他是要塞的司令官，换了多少批都无济于事。
可想而知，斯大林一边学马克思主义，一边学涅恰耶夫著作，这是多么奇怪的组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涅恰耶夫是“黑暗旗帜”，“涅恰耶夫世纪”俄罗斯将笼罩“无边的苦难”。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列宁认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群魔》，革命者就忘记了涅恰耶夫不公平，以致“完全忘记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22〕。
三个人都在评述涅恰耶夫，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革命家。他们之中谁的思想更深刻？今天看得很清楚，文学家的思想最深刻！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为了崇高的目的，无论多恶的手段都允许采用，那么“革命”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革命应否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人性？涅恰耶夫对后代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注 释：
〔1〕〔6〕姜长斌、郭建平、王坚红、左凤荣：《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46页。
〔2〕〔3〕〔14〕（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林英译：《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2、553、422页。
〔4〕（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李荫寰、关益译：《党治制的由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7～888页。
〔5〕（苏）所罗门．伏尔科夫（记录）、叶琼芳译、卢文校：《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1年出版，第291页。
〔7〕（苏）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550页。
〔8〕〔10〕〔18〕（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73、1241、1246页。
〔9〕〔11〕〔12〕（苏）波．梁赞采夫著，于今、江淮编译：《图哈切夫斯基妹妹的辛酸回忆》，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9页。
〔13〕〔16〕〔17〕（以）列奥纳得．根得林著，明宇、舒会译：《受害的一代》，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01～102、103页。
〔15〕杜力、肖桐编：《世纪大灾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19〕（美）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译：《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6页。此处内容还可参见蓝英年《寻墓者说》第260页和阿夫托尔汉诺夫《党治制的由来》有关章节。
〔20〕〔21〕（英）以赛亚．伯林著、彭淮栋译：《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5页。
〔22〕蓝英年：《寻墓者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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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斯大林病史》
到头来，斯大林不得不最害怕的，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犹太人，更不是库兹涅佐夫、阿巴库莫夫，或他们的追随者。他的真正的敌人是老年的到来，以及政治局里头那个最接近他的小圈子里的人。他没能活着看到阿巴库莫夫被处决，或者那些叛徒被审判，他也没能活着看到他的敌人被揭露，他更无法逃脱或吓退死亡。
是什么导致焦虑日益上升，加速了斯大林身体的崩溃呢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他的病重发生在索菲娅·卡尔帕伊同维诺格拉多夫产生最后冲突后的10天。与此同时，犯罪的起诉正在准备之中。随着73岁的斯大林去世，医生的案件也如同它的神秘开始一样，神秘地终结了。然而，虽然最后保留下来的一份文件，是2月18日在索菲娅·卡尔帕伊和维诺格拉多夫之间面对面进行的审讯记录，我们却得知，医生们一直被审讯到最后。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晚上9点50分，雷日科夫医生那天被审讯两次。一次是从下午1点10分到下午4点45分，还有一次是从晚上9点20分到凌晨1点45分。审讯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斯大林的死，我们不知道的其实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没人准确地知道他是如何死的。报纸上报道他死于脑溢血，而大约就在同一个时候，据说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跑进垂死的老人的房间大声叫嚷：“他们杀了我的父亲 这些杂种啊 ”关于他的死亡的种种描述都是极其地相互矛盾的。
过去50年里，在这个信息的真空中，充斥着流言和神话。季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是所有俄国的和外国的研究者当中，查阅过最秘密的特别文档的专家，他写道：“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上午9点50分。”然而，普遍的看法却是他死于晚上9点50分。A·I·雷宾是莫斯科大剧院的警卫，他向沃尔科戈诺夫提供的口头证词，恰好同他自己几年前发表出来的证词在许多要点上相矛盾。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各种各样的描述，虽然总的来说证实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面也包含了许多未经证实的看法。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死前几天的描述，是一篇令人困惑、为自己利益极尽夸张之能事的杰作。最近，埃米·奈特对围绕着斯大林之死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概括，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些不一致的方面。
当得知斯大林病重时，领导成员们有可能故意拖延了他的治疗——也许至少推迟了10至12个小时，然后他们掩盖了他们的拖延。 至于斯大林是否因此而死当然还只是一件猜测中的事 虽然阿利卢耶娃认为罪责首先在贝利亚，她的描述却也没有赦免所有在场的领导成员。她没说这些人是谁，但暗示至少有3个人是在那里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而这为赫鲁晓夫证明……斯大林的下属们居然会将他的治疗拖延如此长的时间，要说出他们这样做的可能的动机是不困难的。他们也许拿不定主意要帮他做些什么，因为害怕将来要为他治疗中的任何错误负责。当然，他们也可能想要他死。
尽管有埃米·奈特的谨慎态度，却也有一种经久不息的谣言在流传，说斯大林可能是被贝利亚谋杀的。不过关于这一说法至今还没有搜集到过得硬的目击者的证据来支持它。因此，如《真理报》报道的那样，说他自然死于脑溢血的观点，还是最可信的解释。然而，他的死亡的很多细节仍是模糊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新文件的发现又加深了斯大林死亡的神秘性。这个文件是根据医疗报告写成的，提供了从医生们3月2日到达他的别墅起，直到3天后他咽气这段时间的病史。
在斯大林死后的日子里，10个在他病重期间照顾他的医生们开始撰写这份20页的报告，但直到1953年7月才完成。没人知道是谁在指导撰写最后的定稿，也许是贝利亚和他那一伙人。至少修改了两稿之后 这两个草稿在许多重大方面都不相同 ，这个文件被盖上了“绝密”的印章，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50年来，两个草稿都保存在那里，没有发表，显然也没人读到。文件的题目是：《1953年3月2日－5日，约·维·斯大林病史》 以下简称《斯大林病史》 。这个文件里头所叙述的内容同我们听到过的任何说法都大不相同，它也给这些医生们的描述提供了合适的结论。
第一手的材料是这样描述的，斯大林是在布里日尼亚，即他的昆采沃近郊别墅里同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共进晚餐时病倒的。晚餐在2月28日，星期五晚上开始，直到3月1日，星期六的清晨才结束。雷宾陈述晚餐是在早上4点结束的，但赫鲁晓夫回忆说一直延续到了3月1日“早上5、6点钟”。赫鲁晓夫还进一步声称，“斯大林醉得很厉害，情绪高昂，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身体上的任何不适”。雷宾则是这样写的，他说斯大林那天夜里除了果汁外没喝任何东西。这个描述更可信，因为根据广泛的报道，斯大林几乎不喝烈性饮料，他在这种场合宁愿听他的客人胡说八道。
赫鲁晓夫写道：“开完这个特别会议之后，因为晚餐时没有出错，我们很愉快地回家了。在斯大林家里的晚餐并不总是这样愉快地结束的。”可是沃尔科戈诺夫却引用雷宾的口头证词描写了一个愤怒和妄想狂的斯大林，说他对“医生阴谋”案件的进展感到困扰，他亲口说，假如伊格纳季耶夫不能得到他想要的口供的话，“我就要将他的身高减去一个头”。他还写道，斯大林“显然对在座的这几个人很恼怒。只有布尔加宁逃脱了他愤怒的谴责。但这个愤怒的爆发对于他来说是最后的了，他突然在半句话中间停下来，站起身，到房间里去了。其他人都沉默地散去，各自回家。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坐同一辆车走的。”沃尔科戈诺夫很可能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选用了这个最后的细节，但这也是他们意见相合的惟一的一点。
晚餐聚会解散后的那段时间，事情变得更为模糊不清了。尤其是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马林科夫重新聚集在布里日尼亚别墅里目睹斯大林死亡的痛苦的这段时间。雷宾写道，在3月1日的中午，斯大林的住宅里没有任何响动，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去，要进去的话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或经过特别的批准。虽然这些工作人员都很担忧，却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弄清斯大林的健康状况。下午6点30分，房里的一盏灯亮了，那是表示斯大林醒着，正在工作的标志。
雷宾还写道，斯大林被一个叫洛兹加切夫的警卫员发现四肢摊开躺在他书桌旁的地毯上，当时是晚上10点半。他在另一处地方又说，一名叫斯塔罗斯京的警卫发现斯大林穿着睡裤和贴身内衣躺在地上，身旁有张《真理报》。他向沃尔科戈诺夫陈述，斯大林“一定在那里躺了好长时间了，因为灯还没有开”。然而在先前他还提到斯大林房里6点30分灯还亮着，说这减轻了屋内的工作人员心中的害怕。
与此形成对照，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写道，斯大林是3月2日凌晨3点被发现的，不是前一天的晚上10点30分。赫鲁晓夫则写道，斯大林是3月1日夜间被他的忠实的保姆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发现的。只是在这个时候，安全警卫员们才将斯大林抬起来，放到了长沙发上。阿利卢耶娃接着补充她的描述说，是斯大林的保姆瓦连京娜·伊斯托米娜发现斯大林3月1日夜间躺在地板上后，才要求派人去叫医生的。而医生们直到3月2日上午10点钟才来。
雷宾是大剧院的警卫，他其实从来没有照顾过斯大林，他仅仅是重复那些他声称是别人讲给他听的事，强调国家安全部的重要性——是他们发现了斯大林；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马林科夫；是他们守着斯大林，在漫长的夜里等待医生的到达。赫鲁晓夫和阿利卢耶娃的描述则是为了贬低警卫员们的作用，指责贝利亚。在他们的描述里，到了要将斯大林抬上长沙发时，安全部的警卫员们才出现。而医生们就在沙发上检查他。至于国家安全部的头头伊格纳季耶夫，则根本没被提到。
赫鲁晓夫说，没有采取直接行动去叫医生是因为他们认为斯大林可能是宿醉反应。“当斯大林处在这样一种不体面的状况下时，我们认为让人知道我们在场是不合适的。”但斯大林在什么方面“不体面”呢 赫鲁晓夫没有说。
鉴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充斥于克里姆林宫政治中的那种政治氛围，以及由“医生阴谋”所激起来的斯大林的暴怒的程度，还有我们所熟悉的他那种威吓人、辱骂人的态度，雷宾的描述——尽管自相矛盾，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还是显得比赫鲁晓夫的更有说服力。此外，雷宾特别提到那天夜里斯大林除了新酿的格鲁吉亚酒 斯大林喜欢喝它，将它说成果汁 之外什么也没喝，要怀疑他这样说的理由也很困难。
赫鲁晓夫写道，他被叫到布里日尼亚别墅两次，一次在3月1日夜里，一次在3月2日清晨。而根据雷宾的书面描述，赫鲁晓夫仅仅出现了一次，是在3月2日早晨的7点30分。然而雷宾的口头证词却又说，这次露面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即上午9点才发生的。雷宾写道，贝利亚在3月1日夜里11点左右打电话到别墅，警告警卫员们关于斯大林的患病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而他的口头证词却这样说，从3月1日夜里11点到3月2日凌晨3点，找不到贝利亚，因此也没法叫医生来。甚至到了那个时候贝利亚也没有要让斯大林就医的任何表示。
同样的事情，赫鲁晓夫描述起来又大不相同。他说3月1日夜里，马林科夫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斯大林看来生病了。赫鲁晓夫到了别墅里，“显然斯大林是从床上下来，跌倒了”。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和贝利亚、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几个人如果被人看到在屋内的话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离开了。深夜，马林科夫又打来更紧急的电话，赫鲁晓夫又一次赶到别墅，这一次他们叫来了医生。
荒谬的是，雷宾的描述虽然是抬高安全部的，却比赫鲁晓夫将贝利亚描写得更为阴险。这也许看起来奇怪。因为赫鲁晓夫给贝利亚抹黑，可以从中大大获利，并且他抓住一切能找到的机会这样做。会不会赫鲁晓夫不希望太给贝利亚抹黑，因为他害怕因此会将怀疑引到斯大林最后晚餐的“四重奏”的其他人身上呢 一种说法是，贝利亚被逼供时招认，医疗救助被拖延了至少4到5小时；另一种说法是，一旦情况弄清，医疗救助就到达了。一种说法是，由于没完没了地拖延对斯大林的照管，安全机构完全应受到谴责；另一种说法是，安全系统在正常发挥作用。赫鲁晓夫的描述的真实性因此更显得可疑，即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门长期有一个有效的制度，那就是如果克里姆林宫的任何一名官员显出患病的症状的话，警卫员们自己应立即去叫医生，完全没有必要通过马林科夫、贝利亚或赫鲁晓夫去为斯大林寻求医疗救助。所以要么就是政治局的成员给了警卫员指示让他们违背这个制度，要么就是他们寻求帮助的要求被撤回了。从这两种情况看来，斯大林的死亡似乎是注定的。
3月5日晚间在斯大林别墅里，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流下的眼泪，也许既是为他们集体合谋做下的事感到恐惧而流，也是为这位伟大领导人的去世感到悲哀而流。这件事我们将永远无法查明。然而，从《斯大林病史》里，我们现在确立了一个粗略的时间、地点和医疗情况的坐标，它们比较符合于围绕着斯大林之死客观发生的事件。
（本文摘自《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美］乔纳森·布伦特、［俄］弗拉基米尔·诺莫夫著，残雪、邓晓芒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