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人姓彭，当年五十多岁，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们都叫他彭老者。我入狱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坐了五年。关于他的出身，我所知不详，只听说他原先是靠着在茶馆里说评书为生。在牢里他有时候也会“砸上两板”、说上两段，模样是像吃专业饭的。不过，在茶馆里说书，显然是没混进专业剧团，身份还应该是“社会闲散人员”。那年头“社会闲散人员”在人们眼里跟“坏人”已差不了多少，因为当时的“好人”都呆在“单位”里。“好人”一犯错误，大家就爱说是“受到社会上的影响”，仿佛“好人”倒是生活在社会之外的！

　　在我的牢狱生涯中，这位彭老者也算得一个有趣人物。他自称“五毒俱全，解放前解放后都坐过牢”。还说：“好马不离槽，好汉不离牢嘛！”这话容易让人想起《水浒传》里的那些好汉，尤其容易想起武松武二郎。牢房在他们只好比江湖上的一家客栈。当然，说书人和书里的人物不是一回事，以彭老者近乎孱弱的身体和实际上很小的胆子，哪里干得什么“杀人放火的勾当”？他的“五毒俱全”，充其量不过是吃喝嫖赌而已，估摸着在外面他顶多被定了个“坏分子”。所谓“坏分子”是当时所定“五类分子”（专政对象）中的一类，也是其中惟一没有“政治身份”的一类——你可以说“坏分子”就是“坏人”是不足以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或“右派”的所有“坏人”。

　　见官就赖：犯人格的第一准则

　　这位“坏分子”所说的“犯人格”，从来就没打算用来表达武松宁吃一百杀威棒也拒不贿赂管营的气概。后来我琢磨，他要说的主要意思大体上是这样：做了犯人，就要像个犯人——里面有里面做人的规则，不要把外面那一套带进来！那意思很接近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里姜文饰演的男主角说的：“到了纽约，你就把脸抹下来揣进裤兜里吧！”（大意如此）

　　印度的尼赫鲁回忆牢狱生活时曾经说过：“监狱能让人性的丑陋赤裸裸地暴露无遗。”（又是大意如此）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可惜他没说为什么会这样。依我的体会，其原因一多半是因为人到了牢里就觉得所有的遮羞布都是多余的了——一点尊严都没剩下的时候，还遮着丑处干嘛呢？话说得难听一点就是，都走到这一步了，你丫就别再装了。又或者可以说得好听一点：你要是穿着衣服进了裸泳场，那你就犯规了。我们都崇尚人体美，但大街上的人如果全都裸着，你就会发现好看的身体其实不多，难看的恐怕不少。同理，全裸着灵魂会是什么景观呢？自己想去吧。

　　尼赫鲁可能另有所见。那没关系，我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情况正如彭老者所言：“见佛要拜，见官要赖”——吃了官司你就别再惦记着自己的人格。所以古时候的中国老百姓以“三代不见官”为荣，那不仅关系到一个家族的清白，也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尊严呀。只要见了官了，尊严就必然扫地了。

　　对了，这“见官要赖”四个字就可以视为“犯人格”的第一准则。怎么个赖法？我有过亲身经历，且听我慢慢道来。

　　入狱之初，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成天都在担心违反监规后被罚——差不多成了一种焦虑！罚其实一般也并不可怕，就是给你戴上手铐。戴上手铐的确有诸多不便，吃饭睡觉且不说，单是解大便擦屁股一事就够烦人的。但这些都有办法解决，而且事出无奈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问题在于，你要是不向管教干部认错求饶，那铐子就不会从你手上拿下来。认错不难，我们从小到大谁还没有向老师或领导“诚恳检讨”过自己的错误？求饶却不太容易，因为那不是一般的求，而是要撒娇耍赖地求。“赖”字出来了吧？

　　你也许会觉得撒娇一词用得太过，其实不然。借用现在的说法，那是一场“秀”。犯人不仅要装得很诚恳，更重要的是要装得很可怜。说话要带着哭腔，尾音要拖长，能挤出两滴眼泪来则效果更好。话其实就是那么几句，差不多是公式化的：“干部，我错了，以后再不敢了，你饶了我吧，给我开了吧，我好疼啊，哎哟……”关键在于态度，也就是说话的腔调和姿态。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个弱者，是个早就服软认输的弱者。那腔调和姿态有时候会让人想起挨打的小孩对父母求饶。初来乍到的管教人员会很不习惯：“又来了，又来了！摇头摆尾的！”时间长了就会反过来，不习惯你不用这种腔调和姿态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想翻天？”不限于求饶，平时犯人和干部说话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稍弱因而不那么刺目聒耳而已。

　　我怕这种求饶。所以有那么几天我多少有点神经质，翻来覆去地向老犯们求证（问了这个问那个)：“有没有一直到出狱都没有戴过铐子的？”老犯们大概都不屑于回答我，多半只是笑笑，顶多说一句：“你自己等着看吧。”从他们的眼神我知道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人能逃脱这种惩罚。但我还是不信，因为我抱定了一个错觉，就是我坐牢不会坐得太长。尽管里面的人大多是呆了两年以上的，我却相信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不出两三个月我就可能获释。这两三个月我小心一些不犯监规不就行了？后来想起来觉得好可笑，我给自己定的时间也忒短了一点！

　　终于轮到我“表演”了

　　我的焦虑很快就解决了，因为不到半个月，铐子已经上了我身。理由是随便找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犯了哪一条。老犯们的说法是，这是惯例，要给新犯一个下马威，所以我再小心也没用。犯不犯监规，本来就不由犯人说了算。已然铐上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戴铐子的痛苦我还能忍受，一时间我倒轻松起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时候那班不屑于回答我的老犯们却着急了，可着劲地敦促我去向干部求饶——“你不求，这铐子几时才开得了？”“你不求，莫不成要干部来求你？”他们七嘴八舌，是真急，急得也像是一种焦虑。听上去他们是在关心我，但那种焦急却让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替干部担心，担心干部怎样才下得了台。或者说，那种僵局让他们感到莫名的紧张。

　　我终于屈服于他们半哄半吓的压力，开始向干部求饶。我像一个不会演戏的新手，那么简单的台词都背不下来。老犯们就着急地在我身后提词。结果是他们小声说一句，我就照着大声说一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那表情就不难想像，要多傻有多傻。这样的表演当然不合格，但我居然还再接再厉地表演了十来回，不用说是在同犯们的鼓励下。十来回也没什么进步，所以干部每次总是没听我说完便扭头走了。按老犯们的看法本来最多只戴三四天的铐子，我那一次却戴了一十六天。有意思的是，在第十六天头上我并没有求，当班的干部也就是给我戴铐的那个干部径自地走来给我开了，什么话也没说。我想他是厌倦和我这样缺乏训练的新手做游戏了。不管怎么说，老犯们认为不求不开的铁律这一回也被打破了。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要经历的一切都得经历，别人的经验对你一般并无大用。我的意思是说，哪怕是在你毫无经验的地方，你也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为人处世，不能照人家（尽管人家是老经验）的葫芦画自己的瓢。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方法与干部们打交道，效果一点不差。此为后话。

　　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求饶秀为什么能那么煞有介事地进行？为什么就没有人觉得好笑，像电影花絮里表现的那样，演着演着就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自己表演时知道，犯人们是不敢笑，可干部们呢？——哦，他们不能笑。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俗”，一种双方都必须维护的“仪式”了。多年以后我才琢磨出这种“仪式”的“文化含义”，它体现的是在灵长类动物中通行的示弱原则——等级低的必须经常用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向等级高的示弱。

　　犯人与干部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幻象，不能指望有干部对犯人说“我们之间只是分工的不同”。因此，犯人示弱是天经地义，犯人不当引以为耻。彭老者创一个“犯人格”的概念大约主要是有感于此。不过，如果把“犯人格”就理解为“犯人没有人格”，恐怕也歪曲了彭老者的原意。

　　两条通则：最后一点尊严

　　据我的观察,“犯人格”也有它肯定性的内涵。

　　诚然，入了大牢就不要再惦记在外面做人的那一套，但有一条古老的规则却被从外面带进来了，而且还得到强化。那就是，告密是可耻的。我呆过两个看守所共七八个监号，发现每个监号都有不尽相同的行为规则——形成于号子里的人际互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个号子的强者。你高兴的话，也可以称之为“号子文化”。但是，不得告密却是一条通则，通行于所有不同的“号子文化”。尽管告密的事实际上总在不断地发生，却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明目张胆地那样做，并且每个人提起告密行为都会表示义愤填膺。告密者通常被叫做“臭虫”或“屁巴虫”，据说有些号子里还发生过集体揍“臭虫”的事件。只不过我没赶上。

　　但我曾目睹一次“闹事”，起因和结局都与“不得告密”的原则直接相关。

　　起因是这样：一位干部来调查号子里一件芝麻大的违规事件是谁干的，但所有人都不吭声。号子里那一片沉默真会让人觉得有压力。那位干部年轻，沉不住气了：“不说是吧？不说今天下午就全体不要吃饭。”甩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走了。没想到到了下午开饭时他还动了真格的，就是不让给我们号子送饭。这一下号子里开了锅，立即齐声呼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吃饭！……”不依不饶。这当中当然有人出头组织。接下来是号子里的人一个一个地被干部提出去，背靠背施压，要查出谁是“黑手”。我当时正装病绝食，打着吊针呢，所以没卷进这桩事，自然也就没有被叫出去。但我也替他们紧张，狱中“闹事”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上起纲来就有人得付出代价了。

　　结局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事情竟不了了之，并且饭菜也照数补发。事后知道，那主要是得益于所长来干预了一下，没让把事情往严重的方向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背靠背”的施压没起作用，那天全号子的人都遵守了不告密的规则（只有我还没经受考验)，要不然至少会有人戴上手铐。考虑到当时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父子夫妻互相揭发的种种故事，大牢里通行这种规则就不能不认为是耐人寻味的了。

　　要认真说起来原因可能还比较复杂。我认为与“犯人格”有关的一点是：“告密可耻”其实与“见官要赖”是基于同一种认识，就是前面所说的“都走到这一步了，你丫就别再装了”。在外面“装积极”是有所图，到了里面已然成了坏人，打几个小报告恐怕于事无补吧？当然，看守所是个中转站，没认真设置鼓励告密的机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据说在劳改队就不一样，单是争取减刑一条就能鼓励好多人去立功。所以，有一位老所长曾教育我说：“你这点傲骨就在这里使使还行。今后要是到了劳改队，只怕你的骨头嫩了点，我劝你还是学着收敛一点的好。”

　　值得一说的“通则”还有一条，说起来也很古老。

　　大牢里的饥饿确实令人难熬，所以在饮食方面的各种狼狈相一般都不会招致嘲笑议论——大家彼此彼此嘛。但还是有底线，太过了的行为也会引起非议。举例说，你贪馋地舔饭罐菜碗，来来回回地舔上百遍也不会有人说你。但如果你爬到地板上舔洒在上面的汤，就会有人觉得不忍看了，虽然那地板的确擦得比我们现在家居的地板要干净得多。这条规则的“底线”划分虽然因号子而异，不过其间隐含的价值取向（借用一个现在流行的用语）却也是十分一致且得到普遍认可的。

　　从另一个方面看，事情就会更清楚一些：一个人要是在饥饿面前表现出突出的自制力，那他就会赢得同犯们的尊重，包括那些惯于以强凌弱的“牢头”们的尊重。我因为闹过几次装病绝食，在号子里就凭空地很有威望。号子里的强弱本来主要是凭借体魄来区分，但好些人高马大的壮汉都会让着我这个文弱书生。私下里他们还说：“人家跟我们不同，人家是政治犯。”实际上我的案由虽然是“反革命”，但我坐牢却绝不是因为政治活动或政治信念。我说过，只不过是因为运气不好而已。至于“绝食”，那就更与政治无关，我完全是为了一个私人目的——出去见见至亲好友。这些他们其实也都明白，可见能够坚持不吃饭会赢来什么样的敬意。

　　我知道，那点敬意其实是出于最后一点尊严。

　　犯人精：入于化境的犯人格

　　除了以上两条，依我之见“犯人格”还可以等同一种“修为”。

　　坐牢要坐到心平气和的地步，当然也是一种境界。我入狱那天，号子门一打开，迎面看见十三个人端坐在地板上，在我印象中就仿佛十三尊罗汉，自古以来就坐在那儿等我似的

　　。我当时觉得他们好像有一种道行。后来在交谈中了解到，他们这一坐，的确大多已坐了好几年。有那么几位安闲笃定，仿佛屁股已生了根——他们不急不忙而且一副无怨无悔的模样。坐牢的日子本来是一天酷似一天，时间久未见得就经历多，可日子长了好像也能增加“功力”。老犯们总是要比新犯多一份从容。也不知在光线阴暗的牢房里如何可采得“日月之精华”——有的老犯差不多就成了精。

　　彭老者就有点成精了的意思。他一身市井气，却在牢里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智者。年轻人不仅听他说书讲古评人论事，还请他分析案情指点官司。再加上算命详梦，他几乎成了号子里的律师加牧师，更正确的说法或许应是讼师加巫师。他在号子里的地位因此就有些特殊，不会像其他身体孱弱的老头那样受人欺负。还有，他站起来时总是一只手捂着肛门部位，说是有痔疮导致脱肛的毛病。据说他自打入狱就这么捂着，一捂就捂了五年。我不相信他真有那毛病，可是五年如一日地捂着肛门也真不容易！有这毛病的好处大概在于，可以不当值倒马桶，可以不受罚戴铐子——这后一点好处在牢里恐怕算得是巨大利益。我认为他有可能是惟一一个从入狱到出狱都没有戴过铐子的人，但我（如前所言）问他时他却同样是笑而不答。也许是不想泄漏天机？凡此种种都可以视为他坐牢的战略战术，他借此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帖。

　　于是就有了坐牢不过是家常便饭的气派。兴致来时他会在号子里来回晃悠，一手捂着肛门，一手打着节拍他就唱开了：“正月那个十五庙门开啰喂，牛头那个马面两面排啰喂，判官那个手拿生死簿啰喂，小鬼那个手拿催命牌啰喂……”那是地道的市井小调，我敢肯定他在外面早已不敢当众一唱。

　　总而言之，他那种直把牢里当家里、不拿自己当外人的模样，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他不是被抓进来的，倒像是他耍了个大泼皮硬赖进来的，并且进来后还赖着不走——“见官要赖”在他那里成了大手笔。我替他算了算，1971年7月我入狱时他已坐了五年，意味着“文革”刚一开始他就进来了。对于像他那样“五毒俱全”的“牛鬼蛇神”来说，恐怕真等于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亦未可知。当然不是说这一切都是出自他的谋划，我只是在想，他那种变无奈为无赖的精神怕也真算得是一种精神。

　　彭老者还讲过一个故事，我觉得也可以用来说明一些问题。

　　那故事说，孔夫子当年率众徒游走四方，饱一顿饥一顿并不怎么风光，是所谓“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有一天又着落子路去一富户讨口饭吃。子路去了，想着孔夫子名气大，一上来就报明了自己的门庭身份。那边厢看门人却冷冷地说：“既是孔夫子的门人，想必很有学问。我写个字你认认，认得了就管饭，认不得就滚蛋。”说罢就在门上写了个“真”字。

　　子路说：“这不就是个‘真’字吗？”那边厢的回答却是：“错了！”子路百思不得其解，怏怏地回来了，很气愤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孔夫子。没想到孔夫子也说：“你是认错了。待我亲自去认来。”于是他到了那富户门前，跟那看门人说道：“刚才我那徒弟把字给认错了，那个字应该念‘直八’。”一顿饭这才弄到了手。彭老者讲完这故事后下了一个结语：“这就叫做认不得真，认得真来孔夫子都要饿饭。”

　　有比彭老者“修为”更高的，只可惜我没和他们同过号子。有一位因杀人嫌疑入狱的，整整坐了十年才查清无罪被释放。在我们那个小小的郊区看守所里，他自然是个名人。但他坐牢似乎坐得悄无声息，没听见过他有什么故事在流传。我估计他要么是孤高自许，要么是老实巴交，当然多半是后者。那是一个农民，默默地坐了十年冤狱，又默默地出狱回到山里。十年的生命好像真成了一段空白。可是十年不吭一声，不也是一种功夫？

　　待到我转监转到市里的看守所之后，发觉那里的犯人精（姑妄称之。人有人精，犯人有犯人精嘛！）就更多一些。我隔壁号子里就有一位。年纪轻轻，因打群架致人于死，我到的时候他已被关押了八年。由于是“重刑犯”（也是那个时候的一种说法)，他在关押期间一直戴着脚镣。每天天不亮放风倒马桶，他总是小跑步经我们门口下楼穿过院子去到水池边，回来时用一只手端着满满一脸盆水，依然是小跑步。只要一听到那脚镣清脆如铃的声音响起来了,（很有节奏！）人们就会说：“某某某出来了。”——他也是那个看守所里的名人。有一阵子干部们偷懒，让两个相邻的号子一起放风倒马桶，我于是有幸和这位名人见过几面。一道洗脸时说起了他的脚镣声，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全看守所最好听的一副脚镣，我要天天跑给你们听。”——敢情全看守所的脚镣他都戴过？

　　还有一位传奇人物，故事就比较多一点。他当时在看守所已呆了一十五年。我听见这个数字时竟荒唐地想起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一篇课文：《三五年是多久？》。那篇课文说，红军1934年离开江西去长征时，江西老乡问红军几时才回来，战士们回答说就三五年吧。三年过去了，红军没有回来。五年过去了，红军没有回来。三年加五年——八年过去了，红军还是没有回来。一直到1949年，红军回来了。屈指一算，是三五一十五年啊！

　　恰巧这位传奇人物也是位老革命。据说在解放前夕他率领一个地下党小组潜入台湾，回来时却只剩下孤身一人。这件事他说不清，解放没几年就让他蹲了大狱。狱中流传的一个笑话是，有看守人员对他说过：“你的问题就等台湾解放以后再解决吧！”

　　十五年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数字，他无需费力就能赢得同犯们的尊重。管教干部们也总是另眼相看，凡事都让他几分。人精瘦，眼发蓝，这些都不难想像（饿久了人必然精瘦，长期不见阳光眼睛就会发蓝)。我没料到的是，听说他已然身轻如燕。每天两次放风倒马桶，他总是一个箭步就窜上一米多高的水池，两脚跨开，像长颈鹿饮水一样弯下颈背来洗脸。又听说在号子里他像个精灵，常常整夜不睡，背靠墙站着搓棉线。搓棉线是号子里打发时光的一种办法，犯人们自己发明的：用棉絮捻成短纱头再搓接成长线。搓成的线当然可用来补衣服，但大半是不用的。有人曾一气搓了二十七米长，出狱后想再试试，结果是连搓成一米长度的耐心都不再有。

　　我没问过那位老革命整夜整夜搓成的线到底有多长，只是有一个画面从此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宛如我亲眼所见：一副精瘦的身体斜靠在一面白墙上，发蓝的眼睛盯着手中的线，神情专注。手中的线则垂落到地堆积成圈没有尽头——他以无限的耐心在等。

　　这个形象充实了我对犯人的理解，我因此斗胆借用老莎翁的诗句为它做了个注脚：“我们坐牢磨日子，也要磨他几朝天子几朝臣！”

　　(摘自《里面的故事》，朱正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