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1897—1960年)，字俊如，又名辉珊，二级陆军上将，1897年2月16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城东郊杨村一个平民家庭。他从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卫兵，发迹为国民党“五虎将”之一，曾任第1、2战区司令和中国远征军司令等职。在抗日战争中，朱德总司令称颂他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他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他在蒋介石军事集 团中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几次被蒋罢官又起用。1955年，他回到北京。毛泽东赞誉其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本文背景】 1955年3月15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归来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从香港抵达广州，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笔者手头所有类似《国史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二十世纪中国图志》之类的大型工具书，都赫然列有48年前的这件大事。
卫立煌为何归来，他归来前五年出走香港的隐秘生活，归来后五年在大陆受到的礼遇包括“哀荣”，以前一些书报刊曾有涉及，但往往语焉不详，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的细节过去还不宜公开，档案和口述史料的缺乏又形成某些叙述有舛错或欠准确。然而，卫立煌归来前后的往事不应尘封，是“解密”并作一全面回顾的时候了！
1983年10月18日，笔者叩开南京市北京西路10号一户普通住宅的门——这里是跟随卫立煌20多年的副官柴春生女儿家，老人随她生活。
柴春生1937年前短期供职于山陕交界的风陵渡税务部门，1938年冬进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吴德海是卫立煌的外甥。
乡情戚谊的关系，柴春生被吴德海介绍给卫立煌并很快为卫所器重。以后他长期追随卫立煌，成为其贴身副官之一。
遭软禁，卫立煌辗转赴港
1948年10月31日，沈阳“失守”。此前一天，经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的活动，国民党空军的一架专机将被困沈阳城中的东北“剿总”司令兼代行辕主任卫立煌接出，经葫芦岛飞回北平。卫立煌料想老蒋会把这次辽沈战败的责任归罪到他一个人头上(这里补充一个细节，采访柴春生第二天，10月19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罗道善在参事室办公室告诉我，1948年2月卫立煌乘飞机视察锦州战场时，俯瞰范汉杰部被围的惨状，于飞机轰鸣声中写一纸条递给他：“一切的一切，我们来晚了！”罗看毕，卫要回撕碎装进自己口袋里，说明卫已意识到他接替陈诚赴任东北是代人受过。局势已无可挽回)，20天后便暗中潜走广州。不意风声泄露，蒋介石着广州方面将卫立煌夫妇押回南京，软禁在上海路5号的家中约一个月。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第二天，便下令将在卫家监视的宪兵全部撤出。卫立煌想想老蒋仍然实权在握，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遂于1949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一)坐自己的车佯装出门兜风，一直开到上海。在一王姓朋友家，他剃掉平时喜欢蓄着的小胡须，用7天时间办手续、买船票，只带柴春生、任异堂两随从赴香港。海轮上，换了中装的卫立煌又加戴了一副墨镜，贴了两片头痛膏药，俨然是一富商模样。船在台北停一小时，为避免遇到麻烦，卫通过熟人由头等舱暂时躲到船头去。到香港后，卫立煌一行住铜锣湾国泰酒店。几天后，任异堂回广州接卫的儿、女并取行李，又过了十天，韩权华也由海路从上海来港，全家团圆。
负使命，汪德昭牵线搭桥
4月的一天，一位不速客也来到香港，他叫汪德昭。汪德昭是江苏灌云人，原籍安徽，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后赴比利时、法国留学，是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学生。他1940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任研究员，曾参加过世界上第一台声纳的研制工作。1947年夏秋之交卫立煌在欧洲考察时，韩权华大姐韩俊华的女婿汪德昭陪同并兼翻译。汪德昭是进步科学家，与法共有联系。考察中，卫曾向汪透露自己有意反蒋、追求光明的思想，要汪设法转告中共方面。在卫立煌离欧前，汪德昭向卫立煌反馈了国内中共权威人士经苏共、法共传回的信息，欢迎卫将军根据情况选择时机做有利于中国革命的事情。50年代后，汪德昭曾任中国科学院器材局局长兼原子能所九室主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协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汪德昭这次来港，自然有非常使命。他在卫立煌与中共香港党组织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柴春生说，卫立煌第一次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家，就是他陪的。工委书记家住铜锣湾半山，名叫张铁生。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暨阅兵式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第二天，这条“改朝换代”的要闻登在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上。
发贺电表心迹 “投石问路”
卫立煌坐不住了。他和大陆方面联系的渠道已经沟通。于是，他和身边的几位贴身随从字斟句酌，起草了一份电文，由柴春生径送张铁生，请代发往北京。电文如下：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
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申贺忱！
煌十月江电
按“江”在电文中系汉字指代“三日”。这份电文，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卫立煌对祖国诞生新政权衷心向往的心迹。近半个世纪中，他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地位虽节节上升，但细一想来，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国共对垒，多半还是“国人打国人”，恍如一场梦，梦醒时分除了遗憾还是遗憾。对共产党和新政府，他寄予极大期望，盼望新中国如日之升，光芒万丈。
早在十多年前访问延安时，卫立煌就称颂那里“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4月20日)那时他已隐约感到，共产党朝气蓬勃，有可能成为主宰中国的政治力量，甚至提出了秘密加入中共的请求，林伯渠根据卫立煌实际情况作答：“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果然，卫立煌在抗日战争中指挥所部积极作战，并顶住压力向列入其战区序列的八路军拨发了大批武器弹药，同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场上，卫立煌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作垂死挣扎的反攻命令，从而加速了解放军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基于这些考虑，被困香港的卫立煌向新政权领导人拍发祝贺电是顺理成章的。
不久，柴春生从张铁生处取回重要信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欢迎卫先生随时归来！
策反“归队”，在港不得安宁
卫立煌到港不久获悉曾任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由昆明秘密来港拟去北平参加筹备建国的新政协会议，便去其临时落脚处看望。适逢杨杰外出，就留下字条谓隔日再来拜访。谁知第二天早上，杨杰在寓所被特务暗杀的消息便见诸报端。他为这位老朋友死于“黎明前的黑暗”深感悲恸。卫立煌自己也时时处在危险中，他曾几次挪屋，从国泰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包下三楼，又迁往元朗乡下，以避台湾耳目。
卫立煌原先的两位参谋长道经香港，他曾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迷途知返。殊料一个去台湾后先当大陈岛警备司令后做“国防部长”，另一个杳如黄鹤渐无声息。他的一位曾做过“总统府”秘书长的老乡自台湾来，卫立煌干脆来个让你“寻不见”，他怕他来做说客。台湾方面不时派来特务，或在报上刊文，或找到卫的部属，动员卫立煌及时去台湾“归队”。但卫立煌决不会再踏上那条船了。
雪上加霜，生意场上被骗
对大陆方面的热情呼唤，卫立煌既感动又犹豫，下不了决心，便以“脚痛，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成行”为由拖延(他也确有腿疾)，他也曾向“民革”前来做工作的同志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
但是，卫立煌一家和好几十位先后来港投奔的部属的生活开销，渐渐成了问题，必须搞经营“创收”。先是由卫立煌拿出本钱，柴春生出面注册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经营中仅盈余若干。
此时原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也在港做寓公，与卫常有相见。熊的一个同乡开了一个小银行，他游说卫参与合股。卫立煌便把掌握的现金悉数注入该行。谁知熊的那个老乡是个骗子，银行开了两月多关门大吉，人也找不到了，卫立煌手中的银行存折也跟着变成废纸，熊随之转往曼谷经营纺织业。无奈，卫立煌举家从元朗乡下搬到老朋友、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在市区的家中，以省下房租，时在1953年底。雪上加霜，卫立煌加速了回大陆的准备工作。
消除疑虑，归途取道澳门对返回祖国大陆，卫立煌最大的疑虑是，自己是共产党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能既往不咎吗？
恰在此时，1954年，中国共产党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年底，当周恩来获悉卫立煌在香港对“战犯”问题尚存疑虑时，便嘱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韩权华侄女韩德庄执笔告卫：“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卫立煌一看就知道是抗战之初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的周恩来叫他回去，仿佛“空口无凭，有信为证”，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韩权华也收到和邓颖超相识的六姐的来信)。1955年初，他主动找到中共驻香港有关部门，请安排行止，表示愿随时返回祖国大陆。
3月14日，卫立煌和几位随从从香港九龙密抵澳门。次日凌晨，一条经过改装的不起眼的小船悄悄升锚，过濠江，向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驶去。绕道澳门确保安全的归来之路，据说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
卫立煌一生中最风光、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一是抗战后期他指挥中国远征军收复失地迭见战功，受到盟军的高度赞赏，照片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另一恐怕就是1955年他再次令世界瞩目的“归来”。
在广州接到毛泽东复电
3月15日天刚放亮，卫立煌夫妇从拱北(今珠海市)码头踏上祖国大陆。稍事休息后，卫立煌一行经中山、顺德，于下午4时到广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李明和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饶彰风在宾馆迎候。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 铸随后会见了他。
卫立煌向新闻界散发《告台湾胞泽朋友书》。
第二天一早，卫立煌接待罢前来采访的新华社、中新社记者后，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告自己的安然归来。17日上午9时许，林李明派秘书送来毛主席的复电：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即送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三月十七日
这一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均在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的消息，香港社会盛传几天的卫立煌已“离奇失踪”自然有了新的“说法”。
3月的花城，繁花似锦，春意浓浓。卫立煌在市区的五天中晋谒了黄花岗烈士墓和中山堂，参观了工人新村、农学院、岭南文物宫、农民运动讲习所，游览了越秀山、热带植物园、海珠公园和海珠桥，还看了京戏、桂戏、汉戏和歌舞演出，逛了百货商场，又到从化温泉休息了三天。所见所闻，感受颇深。海内外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发表卫立煌的访谈录。
“说到回国的感想，那真是太多了。兴奋和愉快充满了我现在的心里，真不知从哪一点说起好。”卫立煌激动得难以言表了。香港《大公报》3月底以《访问卫立煌夫妇漫记》为题推出连载，《大公画刊》4月7日则以整版图片报道《回到祖国的卫立煌夫妇》，远在美、加的华文报纸也刊登了中新社记者采写的专访。
沿途参观，抵京受到欢迎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卫立煌选择了“沿途看看情况”的安排。
他们于3月26日到杭州，31日到上海。4月4日，卫立煌夫妇在无锡接到中共江苏省委转来的周恩来的电报，总理将于7日启程出席亚非会议，请他们速来北京。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亲往车站迎接。当天，周恩来、邓颖超设晚宴欢迎卫立煌夫妇。4月25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了卫立煌。在此前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邵力子、余心清等都会见并设宴款待了卫氏夫妇。
在到京后最初的应酬交往中，很令韩权华高兴的是，她见到了久别的父亲和几位姐姐。韩家祖籍也是安徽，20世纪初举家常住京津。北京西琉璃厂尽头南柳巷中一个大宅院的主人，就是韩家七姐妹的父亲韩诵裳，他曾任北平盐业银行经理，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卫立煌、韩权华的归来，给韩老先生以极大的慰藉，姐姐们也欣喜异常。1955年时的北京韩家，独缺仍在美国的五姐咏华，她是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妻子。
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
新中国给予卫立煌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又接替龙云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注重认真看书学习，注意与新社会新思想相适应。1957年曾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还被请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包括思想改造和反右等 。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总理表扬他后来居上，学习得很好。他频繁外出视察，煤城大同、钢城包头、近代玻璃工业发祥地秦皇岛、塞外重镇张家口，还有锡林格勒大草原……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他在各地参观考察，流连忘返。自然，他忘不了他的家乡，计划回合肥，看看皖西的佛子岭水库。庐剧晋京演出，他陪毛主席、周总理等观看，还热情向他们介绍庐剧前身“倒七戏”的源流。稍有空闲，他则为海内外报刊撰写文稿，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卫立煌曾参加过会见印尼总理和越南主席等重要外事活动，但最使他难忘的还是1957年4月16日晚他参加的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当周总理向伏氏介绍卫立煌后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主席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这条消息。这是毛泽东首提、国内报刊首次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一语，且是对卫立煌说的。卫立煌受到友人称羡，他自己也感到光荣。他还一直致力于为促进祖国统一多做工作，他坚信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怀抱。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都是徒劳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多大的误解在历史和时间面前也会消除。他在1956年第9期《人民画报》上撰文《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称“百闻不如一见，我特别有此感觉……当此祖国轰轰烈烈建设之际，我深感无论何人都有为国效力的机会……稍有明智之人，都应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与家人亲友团聚，共建富强康乐的新国家。”
他得到光荣圆满的归宿卫立煌夫妇回大陆当年夏天，有关部门就安排他们去北戴河疗养，以后也一直关注着他们的身体健康。1958年“五一”观礼，卫立煌在天安门上突觉心里难受，被扶到休息室休息一会，便提前回家，但睡不着，喝水也咽不下去，似食道不通，怀疑“中风”，当天即送北京医院。以后他一直住院，身体时好时坏。
《人民日报》1960年1月18日一版报道：卫立煌“因长期患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最近又患肺炎，经医治无效，于1月17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逝世。卫立煌是安徽省合肥市人，今年64岁。”
1月20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卫立煌，周恩来临时中断在上海的公务，乘夜车赶回北京主祭，陪祭的有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陈毅、习仲勋、张治中、傅作义、包尔汉等。张治中致的悼词在回顾了卫立煌生平后指出：“卫立煌同志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可谓善始；中间走了一段漫长黑暗的反动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抵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从此开始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了善终”。公祭仪式后，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等中共高级干部为邻，卫立煌得到光荣圆满的归宿。
一、卫立煌回大陆之初，人民政府月拨500元，旋定行政级别四级。国家为其配一司机、一厨、一警卫、一服务员，另有随员柴春生、刘性夫，生活费用由卫立煌供给。
二、卫立煌夫妇回大陆之初，暂住北京饭店。1955年6月迁入修葺一新的麻线胡同2号。1960年1月卫立煌病逝后，韩权华和卫的子女提出这个四合院太大，要求换个小四合院，他们遂搬至棉花胡同2号。1960年6月，柴春生向有关部门提出，我们没固定工资，卫先生也不在了，我想回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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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字俊如，又字辉珊，1897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日)生于安徽合肥县城郊卫杨(后改卫扬)村。童年接受初等教育。
1912年初，在家乡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和县学兵队。1916年到广州，次年经吴忠信介绍到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擢升警卫排长，旋参加东征北伐。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后历兼镇江警备司令、徐州戒严司令、南京卫戍司令，入陆军大学特别班。土地革命时期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对红军的“围剿”，指挥所部蒋伏生师率先攻进鄂豫皖根据地中心金家寨，获以自己名字命名“立煌县”(今金寨县)的“殊荣”，又奉命镇压“闽变”。
西安事变中随蒋介石被扣。卢沟桥事变后庐山最高军事会议期间，首开与红军高敬亭部的“岳西和谈”。1937年10月指挥第十四集团军等与日军进行忻口会战，历任第
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与归其节制的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1944年春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打通中印公路，名扬中外。
1948年2月赴任东北“剿总”司令，其间消极执行蒋介石的内战决策，辽沈战败后潜走广州，后去香港。1955年3月返回大陆，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1960年1月17日病逝（有可能系饿死掉——编者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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