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应兴国虞昊华诗迪

　　我们在纪念那些反法西斯英雄时，不应当忘记科学家的特殊贡献。以“三钱”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不仅在中国本土进行的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欧美对纳粹德国的战斗中也作出了杰出贡献。今天，我们将这些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资料披露出来，以使后人不忘历史，振兴中华。

　　独特的中国贡献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民族牺牲最大。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伤亡3500万人，损失达6000亿美元。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民族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区总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占600余万平方公里；日、德、意三国法西斯军队1110万人，中国抗击日军240万人；从持续作战时间看，美国3年零9个月，苏联4年零2个月，英国6年，中国则长达14年。

　　从战场压力看，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60%～70%；而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基本是将其军队全部用于侵华战争。在将近4年半时间内，中国几乎是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惟一战常直到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在海外兵力的56%仍是用于侵华。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有效地牵制了日军“北进”苏联和“南援”太平洋战场，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莫斯科保卫战，使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战胜邪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60多年前，爱因斯坦、费米、冯·卡门等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卓越科学家，义无反顾地站在反法西斯阵营一边，潜心投身研制新型高技术武器的项目攻关，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其中也凝聚着我们中国科学家的智慧。

　　今天，我们向读者介绍二战期间曾在欧美国家参与导弹等尖端武器研制的6位杰出中国科学家的故事。

　　汪德昭智斗纳粹法奸

　　1940年10月的巴黎，虽然被纳粹德国的铁蹄蹂躏着，但仍然是秋色宜人。30日那天午餐后，汪德昭，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留学生照例赶往巴黎高等理化学院院长保罗·朗之万的实验室。当他快走到学院门口时，突然从学院里一前一后开出两辆盖世太保的汽车，在后一辆车里，有人伸出手向他招呼，他定睛看去，原来是朗之万先生被盖世太保逮捕了！朗之万是法国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纳粹党人的眼中钉。消息传出后，巴黎拉丁区和凯旋门前聚集起大量游行示威的群众；爱因斯坦等国际知名人士不仅抗议，还想方设法营救朗之万出狱。因此，纳粹党人一时还不敢对他下毒手，先把他投入监狱，关了38天。然后转到距巴黎100多公里的一个小城拘留，允许他在城内活动，但不准离城，每两天要到德军驻所报到一次。

　　当时法国维希傀儡政府听从德军的指示，下令免去朗之万的一切学术职务。这激起了法国各界人士的愤慨，实验室的同事们更是义愤填膺。汪德昭深知，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这非常时期，更要十分慎重，否则德国人是不会客气的。但是，他内心的愤恨实在难以平息。为了抗议，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利用法国科学院的一条规定：凡是在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必须由院士推荐，个人投稿概不接受。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实验室的论文皆由朗之万推荐。现在朗之万被免去一切学术职务，也就无权推荐论文了；但汪德昭偏要寄论文给他，照例由他推荐——要是在学报上发表了，这就等于维希政府的命令无效。他非常巧妙地利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纳粹和法奸的不屑。

　　12月中旬，汪德昭给被监禁的朗之万寄去一篇题为《大气中的离子平衡》的论文，朗之万于21日回信，对论文非常满意。30日，该论文在学报上发表了！两个多月来笼罩着实验室的阴霾顿时一扫而光，同事们欢呼雀跃，庆贺胜利。

　　钱三强敌后酝酿“核裂变”

　　钱三强，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夫人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

　　1937年9月，钱三强远渡重洋到达法国，比他早些日子到达巴黎的严济慈先生亲自把他引见给小居里夫人。伊莱娜与丈夫商量后，决定让钱三强先到法兰西学院约里奥的实验室学习，那里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可以尝试很多核物理实验。一段时间以后，钱三强为了多学些本领，将来回国后可以更好地报效祖国，他又大胆地向自己的导师提出，再跟她学习一些放射化学技术。

　　钱三强到达法国后不满两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欧洲爆发了。1940年5月，法西斯德国集中143个师的兵力进攻法国，当年6月14日巴黎沦陷，17日贝当元帅命令法军投降。第二天，夏尔·戴高乐将军在伦敦通过广播呼吁法国人民奋起抵抗纳粹的侵略，他组织成立了法兰西流亡“抵抗运动”并出任主席，约里奥-居里则是副主席之一。

　　战争初期的法国一片混乱，人们四处逃难。约里奥-居里对无依无靠的钱三强说：“到实验室来吧，只要我们有饭吃，你就有饭吃；只要我还在工作，你仍旧可以继续你的研究。”多么珍贵的战斗友谊！钱三强又回到实验室，他参加到一场反法西斯的战斗中。约里奥-居里发表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战斗动员：“军事上这一仗我们打败了，但是，我们必须为祖国进行另一场战斗。我们必须发展核物理的研究，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法兰西要重新赢得独立，将来就需要能挑起大梁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钱三强把这段话铭记在心，从此他更努力地学习技术，进行科研。这是为了法国，更是为了中国！

　　二战胜利后，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合作，在居里实验室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平均每300个铀核分裂时，会有一个铀核分裂成三块，其中两块较大，一块较小，拍成云室照片，就成为三叉形。这种现象叫铀核的“三分裂”。后来他们还发现，平均上万个铀核在裂变时，会有一个发生“四分裂”。这一重大发现被约里奥-居里视作二战后居里实验室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1946年12月，法国《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和中国《大公报》先后在显要位置报道了这一重要科学发现。

　　1948年，钱三强回国前夕，约里奥-居里夫妇在这位得意门生的学生鉴定书上这样写道：

　　“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十年来，在我们指导下的这一代科研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的1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以其卓越的专业素养，全身心地投入到开创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事业之中，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他于1992年因病去世，享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他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他为我国国防和科技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钱伟长赢得丘吉尔赞叹

　　1939年8月，钱伟长与林家翘、郭永怀等8位西南联大同学一起考取了留英公费生。9月2日，钱伟长一行到达香港，原定第二天乘船赴英。不料此前一天——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而9月3日英法就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去英国的轮船全都被扣作军用。不得已，他们全体人员只得返回昆明，等候新的通知。当年年底庚款会又通知他们在1940年1月底去上海集合，通过海路乘船到加拿大留学，因为当时英国已遭海上封锁。钱伟长等人登船时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留3天，还可以上岸游览。这些中国留学生认为，在日本军队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的时候，不能接受敌国签证。他们当即决定全体携行李下船登陆，宁可不留学也不接受这种民族屈辱。尽管英国代表急得跳脚谩骂，钱伟长他们坚持民族尊严，毅然返回昆明。第二次留学又夭折了。一直到1940年8月初，他们又第三次接到通知在沪集合，再度乘船去加拿大。这次不停留日本，也没了日本签证。在浩瀚的太平洋上颠簸了28天之后，他们于1940年9月14日抵达温哥华；再换乘火车横穿加拿大，3天后到达多伦多大学。

　　钱伟长、林家翘和郭永怀三位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同时师承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辛祺教授，钱伟长专攻弹性力学，同时还要研修流体力学、理论物理和相对论。辛祺教授在与钱伟长交谈时惊喜地发现，他们彼此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通俗地说，弹性板壳其实就是常见的钢板、汽车外壳、飞机机身(壳)甚至石油桶等用金属做的板材或容器。当时，国际上的弹性板壳理论非常混乱。辛祺教授当即决定，用一个月时间将两人各自得到的结果，分两段(宏观和微观)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六十大寿纪念论文集，结果该论文被采纳。在1941年夏天出版的这本论文集共收录29篇论文，作者都是二战时聚集在北美的一批学术精英，如物理学巨匠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应用数学大师科朗，力学大师赖斯纳、铁木辛柯等，而钱伟长则是惟一的青年学生，而且还来自落后的中国。

　　这以后，钱伟长继续研究弹性板壳理论，并打通了宏观和微观理论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方程式。他以此作为博士论文获得通过，并取得博士学位。

　　1942年底，钱伟长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任研究工程师。那时，美国已全面参战，钱伟长的研究项目也多与军事有关。从1943年起，他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与研究，还参加了火箭现场的发射试验工作。此外，他还计算过人造卫星的轨道，这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科学计算。

　　1943～1944年，纳粹德国用V-2火箭袭击伦敦。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求援，美国空军立即将此任务交给冯·卡门。他推荐钱学森负责理论工作。钱学森又与钱伟长、林家翘商讨。林、钱两人对V-2火箭的弹道和弹着点分析后发现，V-2火箭的大部分都击中伦敦东部地区，那里离欧洲大陆(V-2火箭发射地)最近。V-2火箭的最远射程为200英里，约300多公里，正好是欧洲大陆最西部至伦敦东区的距离。他俩想出了一个好点子：通过报刊制造舆论，造成V-2火箭把整个伦敦炸毁了的假象，吸引德国人继续往伦敦东区发射火箭，以牺牲局部的办法来保全大部分伦敦市区。这一招果然奏效，丘吉尔在二战后写的回忆录里不胜感激地称赞道：“美国青年真厉害1可他哪里知道，这两位“美国青年”实际上却是来自中国的青年科学家——钱伟长、林家翘！

　　钱学森洞悉火箭用武之地

　　1943-1944年，英国伦敦遭遇法西斯德国V-2火箭的袭击，损失惨重。英国政府向美国求援，美国空军立即委托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加紧研制用于军事目的的火箭。他受命后于1944年2月向陆军军械署递交了研制计划，他把研究人员分成几个组，并推荐自己的学生钱学森负责理论组。

　　钱学森不愧是一流科学家，他从对V-2火箭的分析中看出，火箭武器是未来战争发展的方向，于是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重新审视火箭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并建议成立一个“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以便集中力量研制火箭。1944年9月，美国陆军航空兵(后来改称为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请冯·卡门选择一批科学家共同制定一项今后20年、30年乃至50年的航空研究发展规划。同年12月，冯·卡门就向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由36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科学顾问团名单，钱学森名列其中。冯·卡门这样做是有足够理由的，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我的朋友钱学森，是我向美国空军推荐的科学顾问团专家之一。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36岁时已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有鉴于此，我举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

　　1945年初，美国政府为了抢先接管和获取德国的火箭研究技术，决定派遣冯·卡门率领一批技术专家前往德国考察和摸底，钱学森也是考察组成员之一。为行动方便，他们都被军方授予军衔，冯·卡门是少将，钱学森是上校。他们考察的第一站是设在不伦瑞克附近森林中德国空军的一个秘密研究所，它由纳粹头子、空军司令戈林直接领导。这个由56幢建筑组成、人员上千的空军研究机构，设有研究导弹、飞机引擎的成套设备。光写出的秘密研究报告就有300万份，重达1500吨！钱学森与考察团成员详细地察看了研究设备，分析了技术成果，并审讯了有关研究人员。

　　在慕尼黑，考察团遇到了从德国V-2火箭基地逃出来的4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包括著名火箭专家冯·布劳恩、普朗特。考察团审讯了这些人之后，获悉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虽然当时的V-2火箭只有200英里射程，但德国已经着手研制一种射程为3000英里的远程火箭，它足够打到美国纽约。这表明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已赶在美国前面。

　　回到美国后，钱学森向空军领导人作了十分精彩的汇报；为此，他获得了空军司令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美国军方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赞扬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贡献”。

　　1950年2月，钱学森在一次科学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火箭飞行的精彩演说，这次科普演讲震动了美国公众，纽约等城市各大报刊纷纷加以报道，并刊登了钱学森的大幅照片，还出版了刊有他设计的火箭图片的画册。从此，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了公众人物。

　　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钱学森一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归祖国。后来，他领衔规划研制火箭和导弹，成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他颁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黄纬禄目击V-2袭击

　　当V-2火箭袭击伦敦时，有一位中国青年工程师在那里目睹了这个历史性事件，他叫黄纬禄。1940年黄纬禄从中央大学毕业后来到重庆山沟里的一个无线电器材厂工作。1943年，英国工业协会来中国招收一批“实习生”，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各项考试，来到英伦三岛。到了英国后，黄纬禄等人被安排到工厂去实习。不久，他又考上伦敦大学无线电专业的研究生，从此，他每天在工厂、学校、住所这三点之间往返，每天工作学习达14小时之上。黄纬禄常常顾不上吃饭，就在街头随便买只面包充饥。在1944年9月后的一天早上，他告别房东太太又出发上班去了。那时，V-2火箭袭击伦敦已开始了。路上一枚德国V-2火箭带着嗡嗡响的发动机声，出现在市郊上空。黄纬禄站住脚仔细倾听了一下，他知道弹道导弹只要它的发动机还在响就没事，如果发动机一停就表明快接近目标而要爆炸了。不久，在远处传来了一阵爆炸的沉闷响声。那天，他为了买条领带比平常晚到了几分钟，当他走进自己实习的工厂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熟悉的车间办公室变成了一堆瓦砾，他那张办公桌被炸得不见踪影，旁边的铁制工作台竟被抛出7～8米远，……这一切仿佛在向人们诉说10多分钟前V-2导弹降临的可怕一幕。黄纬禄的心灵震颤了，晚到几分钟使他拣回了一条命，而与他一起工作朝夕相处的5位英国同事却命归黄泉。

　　不久，英国情报部门搞到一枚没有爆炸的V-2，放在皇家展览馆公开展出。黄纬禄围着导弹转悠了好多圈。这时，他心中萌发了一个愿望：回国后一定要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来。后来，他果然成为中国潜(艇发)射导弹的总设计师。

　　卢嘉锡监测炸药成分

　　1939年秋，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由莱纳斯·鲍林领导的克莱林实验室新来了一位中国研究生卢嘉锡。他刚刚取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慕名前来在鲍林指导下从事结构化学研究。

　　一开始鲍林交给卢嘉锡的研究课题是跟二战有关的火箭推进剂与炸药的研究。当时，凡是美国海军从德军和日军那里得到的炮弹和炸药，都拿到他们实验室进行光谱成分分析。由于传统的光谱分析法效率较低，他们在鲍林的指导下，创造出一种新的色谱分析法，对火箭推进剂和炸药成份进行的分析快速而准确，而且样品只要很少一点就行，哪怕只是从炸弹弹片上刮下来的碎屑。我们知道，二次大战中用得最多的就是炸弹和炮弹，一次大轰炸丢下的炸弹往往上万吨，这里有炸军事目标的高爆弹，炸城市建筑物的开花弹、燃烧弹；一次大战役往往是几千门大炮齐轰，这里有破坏敌人坦克的穿甲弹，炸毁敌人碉堡的高爆弹等等。战争的双方都不断研究出新式炮弹和炸弹，因此，必须实时监测敌方炮弹和炸弹里的炸药有没有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可以通过化学成分分析而知晓的，因此，鲍林很自豪地说：“引进色谱分析，我们可以说是对现代化学分析进行了一场革命。”同样感到自豪的还有卢嘉锡，因为他感到自己为打败法西斯出了一份力。

　　1944年初，美国颁布了一项战时法规，规定所有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必须为二战服务，他们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入伍当兵，要么参加国防科研。卢嘉锡选择了后者，前往国防研究委员会13局所属马里兰州研究室，参加了美国战时军事科研，并在燃烧与爆炸研究中做出了成绩。鉴于卢嘉锡曾在英国从事过卤素的放射性同位素浓集研究，美国军方起初曾想派他参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卢嘉锡早知道这是一项绝密工程，一旦投入进去将来很难脱身，因而谢绝了。

　　1945年11月，卢嘉锡搭乘了二战后中美航线恢复的第一艘班轮，在太平洋上漂泊了两个星期，终于回到了阔别9年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