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夫脱

    2005年12月23日《杂文报》读书札记版有一篇王宏任先生的文章《民国二十五年的香河县县志一瞥》。王宏任瞥的是香河县县志的卷四“行政组织”一章的民国时期行政编制概况。瞥的结果是：按当时全县总人口算，14.3660万人，有262个行政工作人员，合552人养活一个公务员。如今则是25—30人养活一个公务员。当时全县人均行政管理费是0.33元，看来比现在农民负担低多了。

    王宏任先生描述的国民党时代的情况确实让人“神往”，但有一个问题还是不由自主地浮上了脑海：既然国民党时代农民负担那么轻，为什么到头来却发生了革命？共产党的发动或曰忽悠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共产党为什么能忽悠得起来呢？从香河县制里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从山东作家冯德英的《山菊花》上却可以找得到。《山菊花》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广揭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革命的合理与必然。粗略数来，最终激起革命狂涛的浊流至少有八股：一是触目惊心的司法腐败，二是无孔不入的权钱交易，三是明火执仗的欺行霸市，四是屡见不鲜的欺男霸女，五是心照不宣的讨好上司，六是血腥十足的鸠占鹊巢，七是司空见惯的敲诈勒索，八是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怎么个苛捐杂税法？单看下列名目就可看出个大概了——

    牟平县的捐税每两银子征收数：

    地丁国家税    二元二角
    地丁地方税    一元八角
    公安局经费    七角
    民团队经费    六角三分
    联庄会经费    八角
    建设费        一角二分
    建设局经费    八分
    教育经费      二角
    自治经费      八分
    地方临时预备费三角一分
    地方特捐      5元

    总共十一元九角二分。每年征收两次，就是二十三元八角四分。这是田赋的。还有其他形式的捐税，如军事特捐、营房捐、讨赤特捐、河工特捐、赈济特捐、汽车路附捐，总共有十六种，征收额竟达每两银子二十五元九角七分又大钱七百七十八文之多。此外，还有牲畜营业税、屠宰营业税、油类营业税、牙行营业税、商店营业税、烟酒营业税、印花税、契税……数不胜数，种花生的有花生税，打鱼的有鱼税，晒咸盐的有盐税，反正不管干什么的都得纳税出捐。这还不算，单牟平一县，每年还额外被榨取二十五万元以上的现银。羊毛出在羊身上，狗毛也出在羊身上，农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牟平是不是国民党的天下？是。同样是国民党的天下，为什么香河县和牟平县好似两重天呢？换言之就是，为何牟平县的农民负担重如泰山，而香河县的农民负担却轻如鸿毛呢？再斗胆问一句：香河县的农民负担果真像县志上说的那样轻如鸿毛吗？对此我是深为怀疑的。我们现在各县也在修志，写到农民负担的时候怎么处理？我想十之八九是这么写：按照国家规定，农民负担不超过全年收入的5％。瞧瞧，负担多轻？可实际上呢？农民全年收入的20％甚至30％都给搜括走了。如果单从县志上看，我相信牟平县的农民负担也重不到哪儿去，事实却是他们苦不堪言，竟至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由此可见，国家的规定和实际征收情形很不一致，大多情况下完全是两张皮，就像很多单位都有两本帐一样。单凭县志上的记述，就得出国民党时代农民负担轻的结论，窃以为是有点轻率的。

    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有言：只要国家的公民还在受穷，国家就伟大不起来。国家真正伟大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一个政权一旦落到了众矢之的众叛亲离的地步，就是神仙也不一定能救得了啦。你整天鸡鱼肉蛋，吃饱喝足之余惬意地剔着牙缝里的肉丝，我却整天喝汤，甚至连汤也不是总能喝上，为了喝点汤就得靠偷靠骗靠抢，这样的社会如果硬说其是和谐社会，只能让人“呸”声连连。你能活我也能活，你活得很好我也活得不错，每个社会成员都好歹活得像个人样，心平气顺，齐心协力奔小康，要说和谐，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和谐对不对？否则这世道就真的该改改了——革命！而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不就是这样垮台的吗？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2005年12月2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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