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建设中国首站，回忆“向南延伸的长城”

　　●挺进东南极，建设中山站时的生死经历

　　●从乔治王岛到DOMEA，21年里南极精神不变

　　本报特派记者刘万恒中国南极中山站电

　　在第22次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里，曾经有过南极考察经历的队员占了一半以上。其中，以中山站站长董利为代表的6位队员参加过1984年的首次南极科考，全程见证了中国南极第一站——长城站的崛起过程。而大连老乡，领队魏文良更曾作为“极地号”考察船的船长，带队深入东南极，建立极圈内首个中国考察站——中山站。在年轻队员们心目中，几位“老南极”无疑成了真正的南极英雄。近日，记者对几位南极事业的先驱者进行了专访，听他们讲述21年里中国南极事业从乔治王岛到DOMEA的前进历史。

　　-董利：两个月里把“长城”延伸到南极

　　1984年11月19日，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591人从上海乘坐中国自行制造的远洋考察船“向阳红10号”开始了开创历史的远航。出发的那天，正是现任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公室调研员，本次考察中山站站长的董利的30岁生日。

　　回忆起参与首次南极考察的情景，董利仍坚持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可以说,我是百里挑一才争取到这个机会。当时我们没有对个人安危的任何考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南极这个未知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董利告诉记者，在1984年年初，到南极去建站还是一件关乎我国荣辱和尊严的事情。因为自1908年英国第一个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时，各国就纷纷抢滩南极，1983年，我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南极条约时，因为在南极没有科考站，只是条约参加国里的“三等公民”。

　　“首次南极科考时，当时的南极办主任郭琨是考察队队长，他代表中国参加了第一次南极条约会议，出航时郭队长召集全体队员开会说，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我们没站，因此没有表决权，进行表决的时候，主席把榔头一敲，让中国代表退出会场去喝咖啡。当时每一个队员听到这里都很激动：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南极竟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最大的耻辱。”董利略有激动地说。

　　首次南极科考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向阳红10号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就是普通的科考船，航行到赤道时，带的淡水也没有了，一天连喝带刷牙带洗脸就一缸子水。“出发的时候我们都签下了‘生死状’，到长江口抛锚时船长张志挺告诉我们，这是首次南极考察，没有任何经验，因此船上准备了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装死人，队员牺牲了就往袋里装，然后放在船底的冷库里冰冻起来。”说起这段经历，董利的语气非常平淡，但讲起第一眼看到南极大陆的时候，他的神态顿时兴奋起来：“1984年12月26号，我们抵达了乔治王岛，虽然天很冷，但我们都站在甲板上船舷边上看着，紧盯着陆地远远的从海平线上的蒙蒙细雾中一点点露出来。。。。当时的唯一想法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总算也踏上南极这块土地了。甲板上到处站着人对着陆地高喊，南极南极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

　　董利说，乔治王岛的登陆地点是一片背靠雪山的荒凉海滩，当时在这片海滩上，乌拉圭、智利等几个国家也在争先恐后地建立考察站。新来的中国人们面临着严酷的国际竞争，从登陆的第一天起，董利和其他队员一样绷紧了神经，“一定要在这里立足扎稳脚跟！这是我们唯一的念头。”于是，没有庆祝，没有观光，艰苦的劳动从登陆日当天就开始了，考察队员们住在帐篷里，每天早晨五点左右队长就开始挨着各个账篷吹哨子叫大家起床。“一吹哨，大家就坐起来了，迷迷糊糊地就听见队长说今天天气好，赶快吃饭好干活，坐起来了，可队长一离开，所有人就不由地又躺下了，队长只好回来再叫一遍。”董利讲述的这个小插曲可以生动说明当时队员们的辛苦程度。

　　就是在董利等第一批南极人的努力下，1985年2月20日，南极科考队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如果除去登陆后卸货的20天，董利他们在南极建设“新长城”的时间只有20天。董利回忆说，落成典礼的那天，100多汉子抱在一起放声痛哭，在长城站的主楼前，队员们树立了一块路标牌，标明了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17501.949公里。时隔整整20年后，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队在长城站驼峰岭附近根据董利的回忆找到了首次南极科考的登陆地点，并勒石纪念，作为中国南极科考21年的永远见证。

　　-魏文良：挺进东南极的生死历险

　　事实上，中国的南极第一站并不在真正的南极圈内，而是位于南极大陆的边缘，但是在冰雪覆盖的“科考圣地”——东南极，海面上到处是浮冰和冰山，我国没有破冰船，很难深入东南极。“南极圈里没有常年考察站，不能说是真正的南极大国。”领队魏文良告诉记者，长城站建成4年后，魏文良驾驶从挪威引进的“极地号”抗冰船带领科考队挺进东南极，建立极圈内首站——中山站。

　　1989年1月14日，经过几十天的航行，东南极的陆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队员们都非常兴奋。开始准备抛锚，卸货。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极地号前方，左侧船舷突然冒出一个高度30多米的冰山，冰茬子和海水一下子谩上了船舷，冰崩发生了。

　　“开始冰崩的时候，水柱喷到空中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度，30米的浪带动冰山翻滚着直冲极地号，我能感到整个考察船都在晃动，第三次冰崩的时候，一座10米多高的冰山断裂在水面上，溅起的海浪有几十米高，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回完了，这冰山比篮球场都大，一旦直接碰到船舷肯定是船毁人亡。即使冰山冲到极地号船底，由于浮力它会上冲，极地号也会整个被托起来，翻覆到海水中。幸运的是，在冰山前进到距离极地号几十米时突然停住了，原来，冰山的底部卡在了海底搁浅了。”今天魏文良讲起这段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这次冰崩彻底挡住了极地号的去路。400米外的陆地，突然显得遥不可及。

　　魏文良说：“冰崩以后，澳大利亚、苏联、美国、日本的直升机都在空中盘旋，都说我们这条船已经是不可能再出来了，让我们赶紧撤退，各国科考站都愿意腾出地方来接纳我们。”当时极地号周围几百米全都是厚厚的冰和冰山，要想出去非常困难，中国南极科考队员们已经打算在船上过冬，三餐改两顿，节约用水，将不必要的人员用直升飞机迁到中山站站址上去，船上人员越少越好。

　　每天听着船的钢板被冰山挤压得几乎破裂的声音，每时每刻都无法入睡，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经历。“我是船长，当时我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要弃船，我必须最后一个离开极地号。”魏文良告诉记者，当时先乘直升飞机登陆的队员们每天都在风雪中观察冰情的变化，也许是他们的诚意感动了冰老天，冰崩后第7天，魏文良发现在极地号左边奇迹般的出现了一条冰隙。因为冰山大小不一样，走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拉开了一个河口，他利用这个时机指挥考察船冲了出去，极地号一冲出河口时全船一片欢腾，这次“胜利大逃亡”后两个小时，冰面的豁口又完全合上了，一直到中山站建成，考察队撤离时也一直没有再打开。

　　-从乔治王岛到DOMEA，不变的是南极精神

　　在中山站的中国南极事业远期规划前景中，挺进冰穹A地区，建立中国第三座内陆考察站是最引人注目的项目之一。首席科学家杨惠根介绍说，2004年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队成功登顶南极冰盖最高点DOMEA，这才为未来建设第三站打下了基础。但是，通往南极冰盖的道路从一开始就不平坦。15年前，中国拿到冲击DomeA项目的时候就是如此。

　　杨惠根说，1991年，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科学大会在德国不莱梅召开。会上，美国科学家保尔·马耶夫斯基提出了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计划，把南极冰盖按照网格的形式划分成17条路线，每条路线由一个国家去考察。所有路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东西横穿南极半岛的线路。西侧从南极半岛最西端一直到南极点，由美国承担了。东侧就是从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到DomeA，再到南极点，这条线路引起了各国的争抢。根据南极奉行的实际存在原则，谁首先对一个区域进行考察，谁就拥有在这个区域建站的优先权。而在南极大陆上，这几乎是留给中国的最后一块可以首次独立考察的地方。

　　由于中山站是当时拉斯曼丘陵上最大的考察站，而中科院的秦大河院士刚刚徒步穿越南极，在一番艰苦的争取后，深入DOMEA的项目正式归属中国人。2005年1月18日3点16分，中国南极冰盖科考队成功抵达南极内陆冰盖(DOME-A)的最高点。冰穹A是冰盖上距海岸线最遥远的一个冰穹，也是南极内陆冰盖海拔最高的地区，气候条件极端恶劣，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这一亿万年来寒冷孤独的地球“不可接近之极”，终于有了人类的足迹，22次南极科考队的内陆分队，也将为在“不可接近之极”建设中国考察站奠定第一块基石。

　　从长城站到即将出现的内陆站，22次南极科考队领队魏文良认为，这直观反映出了中国人在南极的前进脚步。“比起当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们的考察队今天简直生活在‘天堂’里，我们有了2万吨的科考船，随时待命的直升飞机，各种设备和仪器日渐先进。硬件条件虽然改观了，但唯一不变的是团结、奋斗、进取的南极精神。”对于魏文良的说法，众多参加过首次南极科考和两站建设的“老南极”纷纷表示赞同。正如中山站站长董利所说，正是在南极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的极地事业才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步步从极圈外的乔治王岛走进“不可接近之极”。

　　1月12日 晴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2日凌晨3时，虽然12日刚刚开始，但是我必须把这天的日记写完，因为也许过完12日时就没时间写了，可以说说11日的事情，也算对自己的新闻稿件有个补充。

　　11日下午2时，俄罗斯进步站的客人们来了，本次来访的领队也是51次俄罗斯南极科考队的领队，地位相当于魏书记，据说是俄罗斯南极局的一位负责人，比负责接待的杨博士级别还高上半格，好在俄罗斯人搞不清中国博大精深的地位分段法，只知道一味地尊重科学家，这就给杨博士脸上增加了不少面子。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俄国领队长相酷似列宁，名字也叫弗拉基米尔，难怪曾经和“列宁”一起在乔治王岛越过冬的董利悄悄告诉我们，当时对“列宁”除了呢称“老弗”外，大家还偷偷叫他“导师”。不过弗拉基米尔在俄罗斯应该是个很普遍的姓氏，因为除了领队库钦叫这个姓氏外，进步站老站长那扎罗夫和新站长普西基科夫也使用伟大导师的这个姓氏。进步站上的3个最高领导都使用一个名字，不知普通队员们会不会产生马屁可能拍错的忧虑。

　　为了招待这些俄罗斯客人，大厨赵哥精心准备了五粮液和春卷、哈尔滨干香肠、饺子等美食。俄罗斯人倒也爽快，当杨博士刚打算回顾一下两国南极人的友谊时，“列宁”就站起来用英语问：“我们是好朋友吗？”闹的杨博士猛然一楞“是啊。”“是朋友那就喝吧。”说着堂堂领队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在场的几位中国人都有点发愣：这杯子里装的可是扎扎实实的白酒啊，可是客人都喝了，主人哪能不动杯子呢？不胜酒力的杨博士只好陪着喝掉一杯白酒，接下来那扎罗夫站长又抄出了给中国朋友带来的礼物——两瓶新酿的伏特加，看得杨博士眼睛有点发直。和俄罗斯人已经打了一年交道的叶加平站长赶紧拉拉杨博士的衣角，嘱咐他别逞能，赶紧给杯子里倒上啤酒——俄罗斯人天生海量，来南极的又都是国内顶级的酒徒(酒量这东西不分科学家和文人，知识分子喝起酒来更可怕)，他们喝酒不在乎对方喝什么，只要自己喝得痛快就行。据说进步站的俄罗斯队员们已经在中山站躺倒过好几回了。

　　几个俄罗斯领导不但酒量好，食欲也挺旺盛，好吃的中国饭菜摆在面前怎能不大快朵颐？于是，领队库钦专心对付两盘哈尔滨干香肠，那扎罗夫站长则对中国苹果情有独钟。剩下的两位队员就把几盘炸春卷很快收拾了个干净，如果我们去进步站，相信这样的场景不大可能出现——俄罗斯人不像善于隐藏欲望的中国人，好吃的东西既然摆上了桌，不吃光就是对主人招待的不满。老叶事后告诉我，进步站的俄罗斯兄弟们爱吃中餐是有历史传统的，越冬期间即使天黑如墨，风雪漫天，那扎罗夫还是会每周不落地开上雪地车带着几名队员到中山站来“蹭饭”，但是人家不白吃，每次都会带上几瓶好酒再加上俄罗斯大面包和俄式浓汤——这种浓汤可不是大连某些假洋鬼子餐馆里的冒牌货，热气腾腾的汤中大半是俄罗斯红肠和牛肉洋葱，味道醇厚得让人心醉。于是当我问起那扎罗夫，到底是中餐好吃还是进步站的伙食好时，老那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的伙食好吃！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老那的爱好除了蹭饭外，还喜欢到中山站蹭乒乓球玩。说起来也挺辛酸——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曾经有几年连南极考察站的娱乐设施都没钱更换，到过进步站的杨博士说，那里的乒乓球台已经非常破旧了，酷爱乒乓运动的老那只好到隔壁的中国站来锻炼身体，虽然乒乓是我们的国球，可是老那的球技相当不错，在高手云集的中山站仍然可以班门弄斧，一举进入乒乓联赛的前三名，最后因为国籍问题才被取消了比赛名次。

　　但是俄罗斯南极站的败落也是不愉快的过去了。从2003年开始，俄罗斯已经开始加大对极地考察事业的投入，且不说“列宁”和老那的代步工具——雪地车“库娃”马力惊人，内饰豪华，每辆价格是中山站上那些老家伙的5倍左右，也不提每天都有2、3架米8直升机呼啸着在相比之下如同小兔子般的中国直九上空飞过，单是俄罗斯越冬队员的补助就比中国同行高出1倍——每天30美圆。因此老那一直很崇拜现任的普京总统，一直说是普京给俄罗斯的南极人带来了高报酬，好待遇。于是直到今天，我们的格罗夫山前进基地还是借用的俄罗斯进步站废弃的库房。

　　高报酬吸引了一批甘于为本国南极事业奉献终身的俄罗斯人。这次来访的机械师萨沙就是一位，这位大叔死活不告诉我他贵庚，只说自己还是个年轻人。但是他的极地资历可不年轻——15次来南极，2次度夏，3次越冬，曾经在南极连续度过7个年头，中间只回国两次，历时7个月。咱们中国越冬记录的保持者——21次越冬队的薛振和老师和另一位已退休的胡胜利老师也不过在南极越冬5次，和萨沙比差得远了。别的不说，算起来萨沙第一次来南极应该是30年前的事了，整整9年后，中国人才向遥远的南极迈出了第一步。临走的时候，库钦领队热情地发出了邀请：邀请中国朋友去“院士”号考察船做客，进步站就不用专门邀请我们去了，步行45分钟就能到达，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北京时间12日下午1时，我和几位领导、记者一起，飞临世界第二大的极地科考船——俄罗斯院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