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剖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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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乃政治的延续，战争只是政治较量的最后格斗，而政治较量的基础又在经济与文化，比拼的不仅是人力物力，更有综合调配的管理能力与设计全盘的文化智力。应该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分析，太平军最后的军事失败都是必然的。
一、政治上陈腐恶化
1851年金田举事之初，政治设计上即无新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不过是“均贫富”的老套套，虽能号召饥民于一时，却无力支撑以长久。
太平天国运动早期创始人实为南王冯云山，最艰苦最基础长达七年的紫荆山传教聚众，均为冯云山奔走策划。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核心人物的加入，也是冯的功劳。包括最初的典章制度，亦由冯撰稿拟定。《李秀成自述》内云：“谋立创国者出南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既有毅力又有能耐，极受信徒尊重，按说冯云山完全可以自立，他之所以一再“让贤”于四考秀才不售、“日售赌博”的洪秀全，乃是因为冯根据星相术，认为洪秀全“多异相”、“有王者风”，生辰八字当贵为“九五之尊”，而自己的面相却不行，再四动员洪秀全参与其事。
1853年2月，五十万太平军自武昌夹江而下，水师万艘，风帆蔽江，一路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太平，水陆两师迅速发展，号称百万，最后攻占南京。同年10月，林凤翔、李开芳所率北伐军长驱六省，抵达天津近郊，威震京畿，太平军势力达到顶点。然后就一路滑坡，不复振作。1856年9月洪杨内讧，成为太平军的盛衰转折点。1857年5月，石达开率十余万太平军出走，后果更严重，血腥争权的内讧不仅仅致使杨秀清部下两万精兵死得毫无意义，更暴露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不过“取而代之”更旗换号而已。洪秀全登基后娶八十八妃（远比清帝多）、乘八十二人大轿（比清帝多一轿夫），“官轿出行军民避不及当跪道旁”，“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1〕。李鸿章后来攻下苏州，惊叹忠王府“神仙洞窟”。南京的天王府更是建制宏大，尽极奢侈：金碗、金筷、金浴盆、金马桶、金夜壶，宫吏一千六百余、宫女千余……谱儿摆得比清帝清吏还大，革命性与正义性丧失殆尽。
政治上，太平军集团管理层目光短浅，只知军事之利，不知文化之力。在辖区内，太平军焚烧文庙、劈孔子牌位，将江宁学宫改为“宰夫衙”——用来宰牛屠狗，“以狗血尽淋孔孟之头”。对读书人全无笼络，蔑视所有传统文化价值。举事之初永安时期，参与核心决策的“先生”洪大全，“才识非常”，主张应行仁义、“掳七留三”（掳掠百姓财产控制在百分之七十以内）、争取未跑官绅归心助力、不赞成尽杀清军降兵、不赞成反孔和将经籍投于粪坑。但这位“先生”很快不见容于东王，戴枷被囚，永安突围时因戴刑具行动艰难，为清兵捕获杀害。
太平军政权虽也曾举行乡试，试题却均为一些恶俗不堪的谀颂，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平定江南论”、“四海之内有东王”。考试中式比率很高，只要填满考卷，未被发现什么出格之处，便都给一不同等第。1854年湖北千余应考者，录取八百多人；1857年安庆乡试，潜山一县便有八十四人中举。所谓录取，不过赏赐一些冠袍衣袄，然后游游街，事情就算完了。武科尚得“回衙门听候调用”，文科则哪来哪回，就跟没考过一样。有考取者久候无讯，跑去咨询所服侍的某王，答复是：“本为祝寿耳。若授职，尔等文人，能作何事？”原来天朝只是要读书人表示归顺，听听歌颂，弘扬弘扬所谓洪氏教条，“本为祝寿”，给一空名，根本就没有要读书人参与其事的打算。如此捉弄读书人，原本有所企盼的民心，自然四裂散去，并且反过来成为太平军的阻抗力量。
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就这样踢开了文化人，单极深信军事武力，自然政权内部办事效能日益低劣，官僚化腐败化程度日益加剧。反过来，清廷镇压太平军所倚重的力量，却是曾、胡、左、李等高级文化官员。缺少了文化的粘合力量，政治上便丧失了向心力，这对强敌在侧的太平军集团来说，确实是致命的。曾国藩号召天下的《讨粤匪檄》，主打的也是文化牌——严厉声讨太平军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潘旭澜先生认为：“这个文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读书人先后投身到讨伐的队伍，也得到一些精通文墨乃至不识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2〕
在干部路线上，1856年内讧后，洪秀全曾发誓“永不封王”，然1859年3月13日族弟洪仁玕到南京，19日后即封干王。《李秀成自述》中说：“见其弟至，格外欢天，一时好乐，重爱其弟，到京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封过后，未见一谋。天王再而复思，又见各旧功臣久扶其国，心不忿意……”于是，天王启禁，遂封陈玉成英王，再封李秀成忠王。
太平天国后期有二千七百余王，之所以将爵位王位狂封滥授，除了使受封者感恩戴德效忠天朝，断了他们投降清朝的政治后路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由于牢牢记取内讧教训，谨防权力过于集中于外人，洪秀全利用广封王爵裂权分治，以达到相互牵制之目的，属于治术之一种。如封李秀成部将陈坤书为护王，就是为了削弱李秀成兵权，分制其势。而这在军事形势日益危急的特别时期，却尤其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既有力量团结对外。连淮军将领李鸿章都看出来：“增封多王，以间其党，而内乱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复彭雪琴侍郎》）
封王封爵过滥，终究是少数人获利，多数人不服，人心日散，办事日惰，国势益衰。昭王黄文英云：“天朝的事，越做越坏。”李秀成总结道：
日封日多，封这有功之人，又思那个前劳之不服，故而尽乱封之，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银两者，欲为作乐者，用两到部，而又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然后封王俱为列王者，因此之来由也。
封王原本意在嘉奖功臣，即使受封者死命效忠，断其政治后路，亦鼓励未封者踊跃立功。然狂封滥号，适得其反，犹如饮鸩止渴，催亡唤死。如此浅显的道理，天王洪秀全竟置不顾，可见太平天国难以成事。
二、辖地内生产崩溃
2003年第1期《社会科学》，周武先生撰文，人口史学专家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户口数，认为1851年至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百分之四十，绝对损失数达一点六亿；有学者将战前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认为太平天国战争给鄂、皖、赣、浙、苏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至少达五千四百万，如再考虑到湘、桂、闽、川等其他战场的人口损失，那么至少在一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达七千万。当然，在这场大悲剧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死于清军之手〔3〕。
1940年代，蒋梦麟在躲避日机的防空洞里写就著名的《西潮》，说他童年亲耳听到一位木匠出身加入过太平军的蒋氏族长，对太平军抢掠杀戮煮吃人肉之事直认不讳，而且许多次还亲身参加。《西潮》中写道：“太平军到了村子里，村中曾经有几所房子焚毁，留在村子里的老弱有被活活烧死的。”〔4〕清军是留头不留发，太平军则是留发不留头。《西潮》中记载太平军攻入某县城，“许多脑袋连辫子一起落了地”〔5〕。“浙江於潜、昌化两地，在洪秀全战乱以后，土地没有人种。因为太平军到浙江来，是从於潜、昌化进来的，沿途的农民，被太平军掳的掳、杀的杀，以致过了好几十年，人口还是不够，土地因此也都荒废了。那时候政府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以田地分配给犯罪的人作为刑罚。譬如一个人犯了罪，县知事便判道：‘好，你犯罪了，罚你领二十亩地去。’这个乡下人说：‘大老爷！求求你开恩，给我领两亩吧，我不要二十亩啊！’大老爷说：‘那么你拿十亩去！’”〔6〕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不经意地带出皖地农民对“长毛”的恐惧。
太平军还出台了一系列极端化政策：隔离男女（包括夫妻），否则便是犯天条，“斩首不留”；焚古籍毁文物杀士子，掌上无茧者一律处死；不准开肆经商，金陵城里居然不见店铺；不得拥有私人财产，违者诛杀；普通军民严禁烟酒、平时不得口角打架，不然便脑袋搬家……战略上摆出明显有违常识的姿势，极端反理性与反文化，生生将天下士子统统驱赶到敌对阵营。
1863年（同治二年），曾国藩在《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中写有：
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
徽州、池州、宁国均为太平军领地。有清一朝，该地区最大一次人口锐减便是太平军时期。江南一带受害尤深。太平天国后期军纪崩坏，李秀成也承认：“贼（自称太平军）不如官兵之处，官兵掳掠者诛，贼专以掳掠为生，失民心矣。”
《西潮》中说：“太平军溃败以后，南京破坏殆尽，而且始终不曾恢复旧观。城内的废墟、麦田、菜圃、果园比盖了房子的街道还多。街道狭窄，路面高低不平，而且肮脏不堪，电灯昏暗如菜油灯。差个专人送封信往往比打电话还快。”从许多史料上都可以看出，太平军对南京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昔日雕梁画栋、繁花似锦的六朝金粉胜景不再。
三、军事上一误再误
1853年攻占南京后，军威声势大振之时，中途停下来建都享受，而不倾全力北伐清廷，仅遣偏师两万余北上，以求完成“统一大业”，无论政治军事角度，均为最大错误，暴露了太平军领导层“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1856年内讧后，西线湘军于年底攻陷武昌、汉阳；1858年5月19日，湘军悍将李续宾陷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及一万七千余人战死。东线清军重建江南大营，1857年攻陷镇江；1859年进逼雨花台，与江北大营隔江呼应，再围天京。其后，英王陈玉成破清军江北大营、奏三河之捷，忠王李秀成扫荡浙江，二王携手再破清军江南大营、合力西征武汉，虽暂时缓和了天京周边的军事形势，但战略上仍处于各路清军合围之中，屏蔽天京的上游重镇安庆始终难以解围。1861年9月5日，清军用地雷轰塌安庆西门城墙，是日城陷，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将士万人全部战死。1862年5月，陈玉成被俘于寿州，6月4日被杀于河南延津。自此，天京上游屏障尽失，门户洞开。
1862年春，湘军挟攻克安庆之威，顺江而下，进围天京，水师系泊护城河，陆师逼驻西郊雨花台，形成七围天京的战略态势。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等将领避锋疲师之策，一再严令还在松江前线的李秀成撤围上海，回军援京。李秀成从松江前线回到苏州，两度召开军事大会，5月11日与听王陈炳文、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才及蔡、汪、吉等主将、刘天将等，6月25日再与补王莫仕蔡、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堵王黄文金、来王陆顺德、首王范汝增等聚议，遵照天王旨意，议定与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共十三王合兵，号称六十万，于8月20日至10月5日拼死环攻湘军大营，图解天京之围。史书上称此役为李秀成与曾国荃在南京城外恶战四十余日，然未达到战役目的，曾国荃湘军大营始终屹立，天京之围终至不解。
从兵法角度，太平军与汹汹而来的湘军直接硬碰硬，显为下策。以李秀成之才略，一望即知。李秀成指出敌人从长江拍岸直下，控制了整条长江，后勤补给便捷轻快，而此时太平军无水师，难争水道运输线，陆途运兵运粮均甚艰难，故在战略态势上我劳彼逸，不宜正面争锋。为此，李秀成决定将苏福省（即苏南）米粮军火尽量解回天京，以坚城牵制敌军，待过两年，敌军久顿坚城之下，师老力疲兵无斗志，一战可平。湘军将领、鄂抚胡林翼也警告进围天京的曾国荃：“林翼之愚，谓从此东征之师，处处为坚城坚垒所阻，一年二年来求一战而不可得也。贼情于近三四年凡遇名将强兵皆以此法制我。彼作活局，作守局，而能使我军作困局，改为攻局围局也。积日累月，情见势绌，彼乃起而乘之，往事可鉴，伏望深思。”早在楚汉相争之时，李左车告诫韩信：“屯兵城下，情见势绌。”如湘军被牵制于坚城之下，太平军便可以集中主力攻其薄弱之处，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即根据自己意愿选择战场与对手。《孙子兵法》有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偏偏洪秀全急功近利，自作聪明，企图以一战而胜万战，严令李秀成从速率部与湘军决战，实乃弃活局而自堕困局，送上门去与湘军进行他们求之不得的决战。湘军远来，最求速战；太平军乃守势，求在待机，洪秀全不懂兵法瞎指挥，弃长扬短。
罗尔纲评曰：李秀成对付曾国荃进犯天京的战略，甚合孙子兵法，“实为当时最优良的对策，可惜天王不听，遂使良谋硕算化为灰尘”。确定坚守孤城这一战略方针后，尽管天京城厚壁坚实难啃咬，然城外曾国荃五万湘军倚靠长江水运有吃有喝有养有逸，慢火炖蹄，耐下性子与你打消耗战，处于绝对的战略优势。1864年7月19日，天京久围粮绝，全城仅剩三万人，其中守城之兵万余人，真正能战者不过三四千矣。是夜，垣塌城破，终于月沉星殒。虽说苏州会议后天京仍然撑持了两年余，然不可逆转的败因却在那时就已栽种下了。与蒋介石当年不顾淮海战场实际形势，严令杜聿明弃坚城徐州而走，致使三个兵团二十余万大军速遭歼灭一样，七围天京终致未解并最后城破旗倒，实为天王洪秀全一人之责。可见，有威无知的“领袖”将手直接伸到前线，取前敌司令而自代，大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863年底，天京被围一年半余，形势岌岌可危。李秀成劝奏洪秀全：“京城不能保守，曾妖（曾国藩）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洪秀全大怒，严责李秀成，不得已，李再跪奏：“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了。九帅（曾国荃）兵得尔雨花台，绝尔南门之道，门口不能尔行。得尔江东桥，绝尔西门，不能为用出入。得尔七瓮桥，今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濠。下关严屯重兵，粮道绝门。京中人心不固，老小者多，战兵无有，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也。”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情况汇报。“让城别走”实为没有办法的办法，乃天京守军与天朝君臣的唯一出路。
此时的洪秀全已不再是举事初期的一介草民，既不愿离开安乐窝，也已失去野战能力。他神经质地怒斥李秀成：“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其实，勇王洪仁达无知无能，只会贪污不会正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根本拿不出什么应对之策；幼西王萧有和乃洪秀全外甥，十三岁一孩童，有何能耐？天京被围整整一年半，城外湘军蜂拥日夜环攻，城内粮尽援绝人心浮动，天朝危亡在即，如此关头，作为最高决策者居然还自称“铁桶江山”、“万国独一真主”，迷信天命蔑视人事一至于此，实可谓不可与之语矣！天国之亡，亦在必然。
从心理学角度，洪氏与所有亡国之君实有相通之处，即自我迷信，幻想出现奇迹——像前几次天京解围一样。不过，这次情况彻底不同了。以前皖、浙在握，各路太平军活跃其间，随时可调集增援天京。此时，上游皖省早失，湘军据有整条长江，五万围城湘军得水运之轻捷，随时可得粮草弹药之接济；下游苏省亦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一告失，连城外要塞雨花台都被湘军占去。浙西侍王李世贤、西北扶王陈得才虽仍领有数十万太平军，然因缺粮无法驰援。因此，天京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陷入战略绝境。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天王，这会儿还一个劲自我欺骗，且拒绝唯一出路，天朝众臣与全城守军自然只能成为其陪葬。
由于断粮，天京虽城坚壁厚，却已无兵御敌。原有十数万守城之众，此时仅剩下二三万人。据李秀成称，城破之日，守城之兵不过万余，能战之士仅三四千人耳。城破前数月，洪秀全自知奇迹难现，与其被擒受辱而死，还不如早点自行了断，多少还能保持一点天王尊严，亦可免遭擒后零剐之苦。因此，洪秀全借食“甜露”而自杀，实为真正死因，否则何以病而不治，拒绝服药呢？1864年6月1日，不过五十岁的洪秀全“驾崩”，此时，距离城破仅四十九天矣，有学者认定洪秀全乃“顽而不固地服毒自杀”。
四、李秀成的总结
1864年7月3日，拱卫天京的最后要塞地保城失守，湘军利用这座钟山第三峰架设大炮百余尊，日夜轰城。7月19日中午，湘军用地道炸塌城墙二十余丈，由缺口蜂拥入城。黄昏时分，天京城陷。三天后，忠王李秀成在方山被两个农民所执，因争夺李秀成携带财宝发生争执，缚送清军曾国荃大营。囚笼中临终之候，由于曾国藩的史料意识，命他撰写回忆录，为这场运动留下了唯一的“亲历者资料”。李秀成于被杀前九天之内写下耸动海内的《李秀成自述》。其中有关天朝败因剖析甚值一视：
我天国坏者，一是李昭寿起，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害起，惹我天朝之心变，刘、古、赖三将杨辅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后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之害。陈坤书是我部将，我有十万众与他，此人胆志可有，故而交重兵于他，后谗臣见我兵势甚大，密奏天王加封其重爵，分我之权，故而自尊，不由我用，制其不能，而害百姓者，是此等之人也。南北两岸其害过之处所，我无不差官前去复安，给粮给种，招民给本两而救民命。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也。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实这等人害也。
李秀成虽将败因之由首推李、张诸将及广东兵的扰民害民，然“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短短数言，还是道出了太平军失败的根本之源，指明根子在上面。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便一直处于清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军事形势从未根本好转。就是天京本身也是岌岌可危，十多年里遭到清军六度合围。全倚仗出现了东王、英王、忠王这样中流砥柱式的将帅，这才六围六解，数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尤其后期，军情日紧国势日危，本应放手让英王、忠王从全局出发调度兵马，将既有军政能量发挥到最大值。但洪秀全疑心重重，生怕东王故事重演，对资历很低的李秀成分兵分权，防患于未然。李秀成说是谗臣之奏，这是为洪秀全遮丑，其实是洪秀全自己小鸡肚肠。
李秀成在《李秀成自述》中多次埋怨洪秀全，认为败因在上：
朝无佐政之将，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军务政务不问，我在天朝实无法处。力守浦口，后又被见疑，云我有通报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当，封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被天王悉到，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此时虽而受逼，我乃粤西之人，路隔千涯，而无门投处，我粤人未能散者实无。
入，故而逼从。……我主实因德政未修，故而败亡。
越写到后来，李秀成气头越大，语辞之间也就越无掩藏：
六解京围之后，并非主计，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这班臣子，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屈误英雄。死去无数之好汉，误死世民，实出吾主之过，不问贤良而用，信臣不专。我屡启本力谏，与主力辨世理，万不从容，故而今日之难。我自小为民不知，涌涌而来，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了。人无天理，非是人伦，骑在虎背，不得下骑，父母失散，非我之愿。……自六解京围之后，我主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自此六解京围，亦未降诏励奖战臣，并未诏外战臣见驾，朝臣亦是未见。我主不问政事，俱是叫臣认实天情，自然升平之局。
固积今日之患，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
国业将亡，天王万不由人说。我自在天王殿下，与主面辨一切国情之后，天王深为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掌。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主任我专，政不能坏。我在京实因我母之念。见国中之势如斯，外城池概失，日变多端，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
堡垒的瓦解总是始于内部之分裂。1856年洪杨内讧标志着太平军没落的开始，直到最后洪秀全对李秀成的猜忌。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也提出防止“弱本强末”的政纲，即广封王爵以分李秀成等重臣之权。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又怎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呢？
李秀成于《自述》最后部分总结了天朝“十误”：
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二、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三、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纲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四、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五、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六、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国而误；七、误主不问政事；八、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九、误国不用贤才；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
“天朝十误”基本概括了太平天国重大败因：北伐失败、祸起内讧、翼王出走、主不问政、滥封王爵、不用贤才、立政无章等等。但这一切的一切，全由人事而起，即李秀成在《忠王答辞手卷》（回答曾国藩提问）中总结道：“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王元化先生通过研究也发现：“如今所流传下来的清方记载，除官书文件外，均出于读书人之手，而他们所写的野史或笔记，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太平军持反对态度。我以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能简单地用士人的反动阶级立场来说明的。”〔7〕
其实，马克思对太平军亦有置评：“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8〕
人决定事，人员素质决定了办事质量。领导集团文化层次的整体低下，决定了太平天国不可能成大事。知识是一切的火车头，这一现代理念在太平天国那里自然亦得印验。其兴也勃，其亡自然也速。潘旭澜先生评价洪秀全：“他没有统一全国，绝非中国的不幸。本质上蒙昧主义，非文化、反人类进步潮流的君权加神权统治，只能对中国走向近代文明造成极端严重的阻塞。”〔9〕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
注释：
〔1〕〔2〕〔9〕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0、267、285～286页。
〔3〕转引自《报刊文摘》2003年1月29日，第2版“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
〔4〕〔5〕〔6〕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9、103、288页。
〔7〕王元化：《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