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立凡
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他就是先父的老友张申府先生。
少年时代翻阅父亲书架上的《新名词词典》，读到“张申府”这个词条，关于他的历史只简述到被民盟开除盟籍为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于是向父亲询问。他回答说：“申府先生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在救国会的老同事。后来因为一篇文章犯了错误，如今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养起来了。”
一 坐拥书城：怡然相忘于历史
美是一切事理的标准。
而忘为人生最大目的。
柏格森说，要活不得不有所忘。
岂但如此，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
——张申府《续所思》
我初识申府先生已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 我那时对老先生的历史已有所了解。一天下午，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这是一个已经破败的大院落，大门敞开着，第一、二进住的是普通居民，后院比较整齐，申府先生就住在后院的正房里。
儒雅、恬淡，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书桌前一张旧转椅里，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多年没有教书，但仍保持着教授风度。书桌上堆满了书，周围的空间大部分也被书籍占据，其中主要是线装书，还有一些硬皮的外文旧书。房子古老而结实，但多年没有修缮，堆积着一层尘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整个环境的色调趋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我想是瓜尔佳氏）。关夫人此时已患半身不遂，行动不甚方便，但目光是锐利的。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谈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书，经过“文革”的劫难，一个知识分子能保存下这么多书，真是令人羡慕。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此后我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那时还不时兴“口述史学”的名词，但我后来做的事，也是这个路数。
我大体上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但他从不为追忆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随缘。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年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记，结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记写得极其简单，比如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往往是某月某日，过江，买烧饼一枚，用钱若干。我怀疑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语，因为那正是救国会和其他党派筹划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时期，但老人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忆录动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您得趁记忆力还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李先生说：“我是要写的。”但她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太多，辞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也象《所忆》一样，只是薄薄的一册。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鸿爪……
二 邃密求真：从数学转向哲学
数学是科学的规范。
哲学是学之学。科学利用厚生。哲学正德明伦。
——张申府：《所思》（其一）
如果不是一段阴错阳差的求学史，申府先生可能成为数学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党史也许就会因此改写。
老先生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刘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革命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公认的怪人，一是梁焕鼎（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号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1912年顺天高等学堂停办，申府先生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翌年又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他回忆说：
“我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是我叔叔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同学，他注意到我在数学方面的特长，就特意给我以指导和提携。记得有次冯在一个讲演会上讲演，看到我也在听讲，便叫着我的学名说：‘张崧年，你来讲讲。’以后他又鼓励我报考北大数学系。
1914年我考入北大，当时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没想到这样一来，我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 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逻辑这个名字，自从民国元年（1912）读章行严（士钊）先生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很熟悉。同时也读了些严几道（复，又字又陵）自己的译著。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称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也可以说，我所说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
其实申府先生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他说：“我当时对《老子》虽不真懂，而甚喜读。” 在1912年给《民国报》投稿时，他给自己起名张弓，号见素，即是受古人老子的影响。老先生平生喜欢写短文，则是受时人于右任的影响。他曾回忆说，“当时于右任常以“骚心”的笔名，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生动泼辣的文章，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也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国报》上，总题目为‘零金碎玉’。”当时他的老同学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该报编辑，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维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那里短期工作。
翻开老先生早年所著哲学随想录《所思》，开卷便说：“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简洁的文体如同一本白话版的现代《老子》，充满着辩证法的睿智。这本薄薄的小书我读过不止一遍，每遍都会有新的领悟。
三 “五四”人物：过从于师友之间
有的人是要日进有功的，有的人则翔而后果。这或者也是改良者与革命者的一个分点。
过者皆不当。
——张申府《续所思》一二五
申府先生回首往事，谈自己少，谈朋友多。而他当年的这些老朋友，虽然后来政治倾向不一，甚至不乏“过而不当”者，却几乎个个在历史上留下脚印：
民国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与李大钊的同乡关系，结识了从日本回来的李先生。记得李先生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广会馆邀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张继、李石曾（可能还有吴稚晖）等在会馆演讲，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紧不慢，抑扬顿挫。
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都是欧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蔡先生在民国六年出掌北大，请章行严（士钊）做教授及图书馆主任，章让主任一职于李大钊。我认识行严先生可能是因为蔡元培介绍。此前章主编的《甲寅日刊》上登过我一篇讨论青年问题的长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请行严看文章，并送书给他看。
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我亦与之熟识了。后一同办《每周评论》。陈独秀对我影响较大。陈有一次散发传单被捕，关在警察厅，半月后获释，我们一起到他家欢迎。
我认识鲁迅是在北大二院（北河沿）开大会时，和周作人也很熟，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很多信。高长虹也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我已在北大任讲师。我和顾颉刚的宿舍毗邻。
王光祈、陈愚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活跃人物，曾琦、李璜、恽代英、李大钊和我都是其成员，经常借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我在学会刊物《少年世界》上发表过文章，该会分裂前四川人居多。
民国六年我在北大肄业时，胡适刚回国。我到他的宿舍（马神庙西斋）中初见。我在《少年世界》上谈过美国的情况，有些情况胡适还不知道，我们一起谈了三个小时，午饭都忘了吃。
我认识罗家伦、傅斯年时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图书馆主任室中常常遇见他俩。 “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又碰到他们，这样就认识了。两人对我说：我们原来以为您是教授。他们办了《新潮》杂志，社址就设在主任室北边的一个房间，我和汪敬熙也是该社成员。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见相左，争论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进观点，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争论。“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刘清扬被捕，有一天津南开学生（名字不记得了）也被捕。
五四”前“刘清扬常来图书馆，李大钊也常去天津，与之结识。天津学生是刘带头的。1920年 “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溟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
四 建党退党：从革命回归学术
社会的问题在于群与己。
学问的问题在于全与分。
——张申府《续所思》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已开始酝酿创建共产党之事。他回忆说：“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这也是他父亲张濂先生早年的一个心愿。申府先生曾对我说：“家中人以父亲对我的影响为大。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老时就好了。我在京时，有一次在柜子上用小纸写了一个“碧”字。父亲某日看见，问母亲何人所写，母亲答长崧（我的小名）写的。父亲颇为赞赏。我十二、三岁时，某日早晨醒了，父亲对我说，希望你将来出国留学。我一直记着这话，后来做到了。”
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这是中共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党员，还有施存统（复亮）、沈雁冰、陈望道、杨明轩等。
11月间申府先生随同蔡元培先生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同行的还有留学生李光宇、徐彦之、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年底抵达法国，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
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了军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述史实，在申府先生的《所忆》及其他党史著作中都有记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申府先生还回忆了国共合作时的其他人物：民国十三年我到广州，在黄埔军校负责口试学生，并为苏联教官做翻译。当时邓演达是教练部副部长。他很好学，并希望把国内的名人都罗致来，曾提议“要想法子把郭沫若请回来”。谭鸣谦（平山）任国民党农民部长，与我在中央党部认识的。抗战期间又在重庆遇到。孙荪荃后来与谭平山结婚。在广州还认识了陈公博，三十年代我在清华任教时，陈应学生之邀去演讲。后来我到上海，和他一起办了一所私立大学，陈担任校长，许德珩任教务长。
关于在1925年退党的原因，申府先生说主要是由于在中共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等发生冲突。当时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不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申府先生回忆说：“‘四大’时在楼上开会，我住楼下。退党的话是在上海说的，退党是在北京退的。赵世炎曾多次劝我勿退。”
“民国十四年我因章行严关系入教育部任编审委员，李大钊反对说：‘人家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去做官？’当时我已表明要退党，章行严则对我说，编审不算做官。”
关于“四大”上的争论，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还记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共产党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他继续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涯，而刘清扬当时则继续留在党内。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邀，到清华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中共建党时的大知识分子，除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外，其他人如李达、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等，也与申府先生一样，先后脱离党派关系，走上学术道路。他们所创建的事业，是由一批较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完成的。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研究。
五 国难深重：参政迎头遭“尚黑”
“无私心不发公论。”
你不必批评人，待机会给你，你也是这样作的。
你不妨批评人，待你这样作时，同样受批评，就是了。
您批评人，必是人家不合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对的么？
——张申府《肺腑语》
经过近十年的教育与学术生涯，随着华北危局的日益严重，申府先生开始从学术重归政治。他始终认为：“变动时代的人，如要能生存，最必须是能战斗的。不管这个战斗是马克思列宁所说也罢，还是罗曼罗兰所说也罢。”
1935年冬，他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政治活动生涯。他在北平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员。这段历史已见诸很多史料，这里就不重复了。
申府先生1923年从欧洲返国时，曾在苏联与奉派考察军事的蒋介石相遇。在创建黄埔军校时期，更一度与身为校长的蒋共事。老先生说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和学生同吃同住，每日黎明训话；但同时也显示出专断作风，事事要作主，常常违反组织原则，不经党代表廖仲恺同意，就独自签署布告。抗战期间，他与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再度共事，情况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忆说：
“我在抗战时到开封劳军二十多天后到陕西，原拟赴延安。在西安中共办事处见到习仲勋，用电话联系，当地气候恶劣，于是飞到成都，又从成都坐长途汽车到重庆。到重庆后即发生与蒋介石冲突之事。
1940年4月，武汉失守，民心动摇。当时我担任国民参政员和政治部设计委员，各党派人士去见蒋介石，坐下之后，我第一个发言。言犹未了，蒋突然变色，大骂我是‘反对政府’，说什么‘你不但在报纸上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说曾任山西省财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里当场听我讲的。我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哪来的这件事？局面搞僵了陈布雷只好站出来为蒋打圆场，才算下了台。告辞出来后，左舜生对我说：‘申府，你这是代人受过，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伯钧。’事后，伯钧也感到过意不去，到住所来安慰我。我平白无故地挨了蒋一通责骂，怒气未平，就提出要辞官去打游击。当时政治部部长已换了张文白（治中），跑来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后来改选参政员和设计委员，蒋把我和伯钧都除名了，足见此人胸襟狭小，睚眦必报。后来伯钧的参政员又恢复了，但我的职务则没有恢复。”
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还有一段逸事：某日参政会座谈，他发议论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黨”字就是“尚黑”。此言一出，各位在党的参政员都有些不自在，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们则面有德色。此事见诸报端后，流传甚广。
他早年曾说：“你如不信奉掌权者的教条，立时且永远会给你以经济的迫害。而未获得政治经济权力者之布教，便设下种种骂名，使你开口不能。” 申府先生自认是个“宁折不弯”之人，这两种报复他后来都尝到了。
六 党派联合：吾兄主持之成果
人生而无理想，人生值不得生活；人生而有理想，非有相当的疑，非有相当的作，非有相当的求，必不会趋近而实现。
——张申府《所思》（其二）
民主宪政，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了一个多世纪的理想，至今仍未放弃。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从事的民主运动，是我比较关注的一段历史。
虽然申府先生对于这段历史多已淡忘，但保留了邹韬奋先生在1939年11月给他的两封信，兹照录如下。
申府吾兄：
昨日座谈会事，结果不坏，是皆吾兄辛苦主持之成果，深为佩慰，特此慰劳。
昨日所决三点，当待积极推动与督促，始能有实际功效。衡老一时尚未能来，须多多偏劳吾兄，尚希再接再厉，至所珍祷。即颂
大安
弟 韬奋 上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六日
申府吾兄：
日前奉一函谅蒙察阅。顷得衡老来函，云飞机票买不到，须十四五始有，其势不能提早赶回矣。明日所商之问题，似应推动最后推定之，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以免聚餐时匆匆而散，无具体成就，因时期已迫也。弟已有一信致章先生，仍乞兄鼎力加工为盼。即颂
早安
弟 韬奋 上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九日
当时申府先生对信中所谈之事，记忆已经模糊。最近我又重新考证了一下，这两封信，应当是民主同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重要文献。
抗战期间为促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大后方兴起了民主宪政运动。当时经常召开的“宪政座谈会”，会务例由申府先生一人办理。但他很有民主作风，开会时总是请别人做主席。
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的三党三派的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在重庆酝酿实行联合，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方面”的政党。参与者有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昇等人。11月23日，三党三派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会议，正式发起 “统一建国同志会”。
两信的发出时间正好在这一时段。从书信的内容来看，申府先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已昭然凸显。信中的“衡老”即救国会的老家长沈钧儒先生，“左”即左舜生先生，而“章”系指伯钧先生还是先父乃器先生，我判断是后者。当时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信约》和《简章》，是父亲与左舜生一同起草的，故信中“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一语，当指此事。
但救国会内部当时也有不少纠纷，父亲翌年即因对《日苏中立条约》表态问题的分歧，退出了救国会。他在回忆录《我和救国会》中谈到申府先生和沈老的矛盾，周天度先生主编《救国会》一书时，将此文收入。申府先生对于这类不愉快的往事，往往不愿意多说，曾表示希望将这句话删掉。我商之天度先生，他说：“还是要保留，当时确实有人事纠纷。”
随着抗战胜利，申府先生代表民盟参加了旧政协。1946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执意召开“国大”，他拒绝参加，决定由南京重返北平。老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时住蓝家庄，离梅园新村很近，几乎天天和周恩来见面。周问我，你回北平干什么？我说，要办个研究所。周说，经费怎么办？我答，自己筹备。周代表中共每月送我二百元。两月后因开战中止。周在最后（伪国大开会前）还问我，是否一定会破裂？”
申府先生回北平后，仍负责民盟华北总支部的工作。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了盟籍。
申府先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翻阅民盟的历史，有关他在创建过程中的贡献记载寥寥，只剩下名字而无事迹。盖因历年出版的民主党派历史，多以中共党史为蓝本；甚至在中共党史研究已经向历史真相靠拢时，民主党派史的研究仍然滞后。
七 历史轮回：从图书馆到图书馆
人非任情，即是矫情。
矫情者奴情。
任情者奴于情。
太上忘情。
——张申府《续所思》
关于申府先生在北大图书馆要求毛泽东重抄卡片的故事，流传过不同的版本。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申府先生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就发生在1918年的暑期。我为此专门请老先生谈谈与毛泽东的过从，他的答复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我问：据说毛最后还有一句“怎么安排呢？”申府先生点了点头。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
“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再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
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三十元，并请我再写文章。
中共方面当时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对此文之发表甚为不快，认为动摇了军心。我受到激烈的批评，后来又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此事。”
这场批判的结果，除了因言废人，还导致了一对患难夫妻的仳离。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
但申府先生在同我谈及此事时，只淡淡地说：“解放前夕刘清扬去石家庄，我因书籍及家庭事务未去。解放时有人劝我走，我未同意。”
老人对与结褵二十余年的伴侣劳燕分飞，同样没有一句怨言。历尽尘世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他确已达到“太上忘情” 的境界。
1949年以后，早年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受到崇高礼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的另一位恩师符定一，虽然很多人对其在北平敌伪时期的历史有疑问，还是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首任馆长。申府先生则一直被尘封在北京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直到毛泽东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他与毛泽东的历史轮回，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
八 故纸堆中：板凳须坐廿年冷
中国之唁人者，常用顺变二字。
盛哉言也！此实表现中国人之宇宙人生哲学。
人果能一切顺变，尚何有于艰难？
——张申府《续所思》
“49年2月周总理派齐燕铭来安慰我，每月送三十元生活费。8月底，彭真任北京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彭曾请我吃饭，席间谈到我和党的历史关系，彭说：‘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后来张友渔又和我谈工作安排问题，他提出两个方案供我选择：一是回北京大学教书，一是回北京图书馆（42年在重庆时，我在车站遇见北大旧同学袁同礼，他当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邀我到北图驻重庆办事处主编过两年《图书季刊》）。张友渔的意思，学校易生风潮，难免波及，不如以去北图为好，我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任职迄今。”
谈起与彭真等华北局领导人的交往，申府先生说：
“1936年我被释后，住学院胡同甲2号，专门从事救国会活动。那时经杨秀峰、徐冰介绍，认识了彭真，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时还认识林铁、肖明，当时北平共产党的党部在南新华街附近，我曾去过那里。解放后林铁很关照我，土改时他问我：‘地是否留一些？’我说：‘地谁种就归谁。’乡亲们很感动，便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林铁怕我没钱花，还托人带了三两黄金给我。”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续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周恩来去看他，后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党派。伯钧想让他回民盟，但盟内原救国会的领导人都反对，于是只好安排他重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摘掉。
他也对我谈起过“文革”的经历：66年7、8月间，曾将文化部所属系统有名人物集中，后将我调回图书馆，但不许回办公室。我原是选购外国图书的，这时不许我看了，留馆一个月后回家。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从4月29日留馆，到次年2月回家。说我是“不戴帽的右派”。
事实证明，张友渔建议申府先生弃北大而选择北图，确有先见之明。只须看看张东荪、翦伯赞等人的下场便可知。申府先生是一位“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象高等学府总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我初访申府先生时所见藏书，日后方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老先生爱书的习惯，是少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时养成的，当时的校址和住处毗邻琉璃厂，他从购买数学旧书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协助李大钊工作，李先生是一位学者，对图书管理不甚内行，这就迫使申府先生自学了图书管理学。
老先生自云：“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 他博览广搜群书，但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对我说：“我买不起太贵的书，不象伯钧那样注重版本。”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许槤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谙熟版本，连许家后人姬传先生都自愧弗如。据他的爱女燕妮女士回忆，为买一些书而不得不卖掉一些书时，父亲总是左挑右拣，舍不得卖，连卖旧报纸也是一张一张地仔细筛选。
另据赵俪生先生回忆，五十年代某日在琉璃厂巧遇老师申府先生，挟着刚购得的一函四册本《麻衣相书》。下午老先生打电话来，说《麻衣相书》丢了一册，问他见到没有，结果当然是没见到。赵先生曾为因言废人而倍感凄凉，我则暗想：如果申府先生早读此书，或许不至于让毛泽东重抄卡片。
九 我行我“素”：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罗素一生最反者乃是宗教，但却有人说他的行动是“宗教的”，这是不无意义的。
什么是宗教的精神呢？宗教的精神之一点便是把一切生死毁誉等等都置于度外而力行自己之所信。
——张申府《续所思》
申府先生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罗名女人许之斋”，“罗”即罗素，“名”则名学（逻辑），“女”是《列女传》，“人”为《人物志》，“许”乃许刻本。他一生读书的爱好集中于此，而以罗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马克思，主要是苏俄革命的影响，实际上罗素的影响甚大。”他晚年在一篇纪念罗素的文章中还谈到：“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深深地吸引了我。” 当然，这也是从他自己少年时代对数学的兴趣所引发的。
除了“五四”期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将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这项工作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迫中断。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讲学，他曾代表北京大学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罗素来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将赴法留学，梁启超先生曾感叹：“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行前两位学者又曾多次见面。此后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老先生还珍藏着罗素的信件。
罗素访华之前曾访问俄国，使之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对俄国革命多有批评，也曾向申府先生谈到自己的观感，但在当时并未改变这位中国年轻学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共产党小组创办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革命的激情重归理性的学术，这也是我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分子现象。
申府先生认为“罗素最能察识主观，所以最能客观” ；“我以大客观为法。但大客观之所证，则我谓亦不可执。万般任何，一执便滞，便差。如如只是如如，而可执着之耶？”
对于革命，申府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被人误解了。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 “迷恋现实，必无革命之可说。脱离现实，革命也必失其根据。” 他对于大同的理解是：“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释群与己之纠者，在于是。”“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退党，或者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 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曾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罗素在1970年逝世，相识并神交了半个世纪的两位中西哲人，从此永远相失于尘世。
十 真话真理：暮年心境有谁知
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就是实话。
我相信，说实话是今日人类第一急务。
……我更相信：说破人心里的情实，是改造世界的第一个根本手段。
——张申府《肺腑语》
申府先生虽是“五四”的先进，但并不否定传统。他一生求索于旧学新知之间，中西贯通，天人合一，出入无碍。他指出：“‘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
老人曾向我谈起：“三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纪念孔诞》，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季鸾特来信请我去编副刊《世界思潮》；在此期间我曾在一文中提到熊十力，后他给我来信，相交甚多。” 他的三弟岱年先生的名篇《论外界的实在》也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表，并得到申府先生的赞扬。
申府先生晚年的遗憾，是没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整理成一部有系统的专门讲学的著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罢黜百家时代的不幸。不过老先生的薪火，已由岱年先生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宗师。
申府先生尝以《石头记》为喻：“玉即是欲。故云，衔玉而生。” 他解释“欲”与“仁”的关系说：“所谓为人类，起于为自己。所谓仁，期于人之勿迫害己。故曰客观难。”
关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申府先生的观点是：“理是好东西。但是理是敌不过欲的。其实，理，就不见得不在欲之中。罗素的道德哲学以欲为出发点，旷古以来最为不伪善，不自欺。上善，就是满足极大量之欲。‘最高的道德规则应是：要行为得可以造就谐和而非不和之欲，’罗素说。因为谐和之欲比不和之欲，能满足的多。但是怎么才能行为得造成谐和而非不和之欲？在良制度与良习惯”
1982年6月7日，申府先生虚龄九十初度。那天上午，王府仓胡同29号的张宅里，前来祝寿的亲朋们济济一堂。他的二弟崇年、三弟岱年先生及老友李健生、蒋中光先生等都来了，还有访问过他多次的美国学者舒衡哲，晚辈章诒和及我也忝陪末座。我刻了一方“崧年长寿”的印章送给老人，他很高兴。
寿筵上当然少不了老人喜爱的红烧肉。他一生除却读书无嗜好，平日布衣粗食，自承爱吃的东西唯有红烧肉，而且要吃几块肥的。这点爱好，倒是与戏称他为“顶头上司”的毛泽东相同。后来我在家要求吃肉时，就以老先生为榜样：“申府先生一生爱吃红烧肉，还不照样活了九十多岁。”
虽是欣然接受大家的祝寿，其实哲人是参透了生死的，早就悟出：“人之大欲，表面为生。人之大欲，里面为死。” 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同年7月12日是个极其炎热的日子，我前往八宝山向他告别，此后大病了半年。老人的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他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日子不多了”；但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老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或许就是“满足极大量”的“谐和之欲”。他曾认为：“革命被人误解了”，而有人则感叹他的“一度辉煌半生黯淡”——“政治于他，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历史误会’” 。究竟谁误解了谁呢？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海。有的人重视空。我重视海陆空之外。有的人重视天。有的人重视人。我重视在天人之际。”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时空呢？
经过二十多年的禁欲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旧文化、旧道德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因来不及建立一套“良制度与良习惯”，不得不面对一片“不和之欲”横流的世界。申府先生尝说：“凡是嚷精神文明的，凡是要精神文明的，都是因为没有物质文明的缘故，都是因为物质文明倒塌了的缘故。” 我们先是几乎没有物质文明，如今享受到了些许物质文明，却又面临着倒塌。
我忽然顿悟，他要告诉世人的真话，早在几十年前就说完了。（完）
2004年9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
2004年12月16日《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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