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长青
今年3月3日，是蔡元培先生逝世六十六周年的忌日。近年来，记念、评述蔡先生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多不胜数。被人们遗忘近半个多世纪的蔡先生被奉上了教育界的圣坛！然而圣坛的设立，并不意味着蔡先生所倡导和践行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发扬与传承，相反，他的许多教育理念在当今的中国大学并没有得以体现！
先生年少通经，28岁即入主翰林，后又远涉重洋，求学德国的莱比锡大学，攻读伦理，力倡美学。然先生的一生并非以学问而是以道德风骨与办学精神见长。余近读《蔡元培影集》（郑勇编，山东画报出版社），里面有不少先生的旧照，乍一看，先生身材短小，弱不胜衣，儒雅风流，恂恂然一儒者也！然再看之，始发觉先生儒雅之中蕴含着一种倔强，一种风骨，一种精神！“民国四老”之一吴稚晖在《四十年前之小故事》中感慨道：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像从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样，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程明道，北宋理学家，《程氏外书》卷十二：朱公掞来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作者注）李敖在《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中，开篇第一句便是：“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是一个死掉的国民党，他叫蔡元培。”狂狷如他，都如此佩服蔡先生！遑论其他！
然则，今天我要谈的并不是先生之风采，斯人已去，我想唤回的是先生作为一名近代真正知识分子的不死的灵魂，是他在北京大学所倡导的大学之魂！！先生许多宏大博深的思想已为人所周知，我只拾其中二三言论加以阐发。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1912年元月，蔡先生以其社会身份、在学界的声望、在革命党中的地位，当之无愧地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位教育总长。上任伊始，即公布制定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民国教育区别于此前的传统教育的根本性质和理念，亦即从“隶属于政治之教育”改为“超轶政治之教育”。同年10月，颁布实施了由本人主持制定了《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此后，先生多次在演讲中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又说，“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纵观今日之大学教育，“却像喧哗的菜市场——把所有研究都变成现实生产力”（余杰语）。许多高校或沦为职业培训基地、或沦为所谓论文之作坊，或沦为出国培训基地，或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不一而足，至于研究学问，那是绝少有人认真地去做的。如先生目睹之，不知作何之感想！
1916年入学的段锡朋回忆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写道：“先生说话的声音，素来不是宏亮的，但是恳挚亲切，绵密入微的话语，吸引住千数青年的神经、乐而不倦。我记得那次先生训话的大意，着重大学应以研究学术而谋国家学术的独立为已任。在那时充满做官发财思想的北京社会，青年的志趣为之一正，大学应以研究学术而谋国家学术独立为已任，在我国现代史上恐怕自那时才算开始。”
先生的声音，虽不宏亮却令人如沐春风，先生的语言是长者的语言，而非官方的语言，想时下的许多大学，官方式的训语、军队的用语充斥校园，不能不令人汗颜！
“不做胥吏式的学者”
“五四”运动后，先生以“在校言校，为国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为由，第二次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此后第三年，他道出当时辞职的真像，就是不愿做“胥吏式的学者”。先生所指之胥吏式的学者，是指“只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北洋政府当局，作者注）做工具，如俗语说的‘有奶便是娘’的样子，实在是‘助纣为虐’，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当今这种胥吏式的学者也为数不少。大概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其研究与学识依附于政治时局抑或金钱之需要，曲学阿世，粉饰太平，仰权贵之鼻息，闻金钱而欲动，当今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或御用学者是也。第二种，则是工匠式的学者，只知从事机械的、训诂式的研究，对其所从事工作之意义或当今民生状况则茫茫然，某些所谓的技术专家和“经典著作”的研究者是也。胥吏式的学者获得的是饭碗与奖赏，失去的却是作为真正知识分子的对社会与时代的责任感！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说：“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试问一下，时下的中国大学，拥有这种责任感的学者还有多少？
“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蔡元培第三次辞去北大校长之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时任财政总长，并兼职北大，他的人格为蔡所敬佩，然因政治活动被当局冤枉、逮捕，在经司法部门认定无罪释放后，国务院却做出决议，再行逮捕罗文干，蔡先生奋起抗争，再次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蔡先生在辞呈中说道：“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此等之言辞，掷地有声。在古到今的中国学界，从来不缺“乡愿”、“中庸”、“差不多”之人，能有先生这样做校长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有人批评蔡先生的辞职行动时，胡适反驳道：“然而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混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义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地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当今的学者名流，又何曾为中国诸多不平不公之事发出那怕是微弱的呼声！更多是的选择了“宁默而生，不鸣而死”、“忍为同流合污以苟安”！
蔡先生一生数十次的辞职行动，表面上看是一种士大夫“洁身自好”式的抗争，实际上，深受西方教育的他，深切地认识到，要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必须与政治拉开一定的距离，才能维持学术之自由和思想之独立，进而为国家谋求福利，否则大学不外乎是政府的一衙门而已！
最后，让我们以林语堂先生的一段话来抚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
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
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
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
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
却魅力不减
风神依旧，
因为
自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
——《想念蔡元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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