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

　　也许几年，也许十几年，也许几十年，也许隔若干世纪，人们可能有机会发现彭加木的遗骨。那时，人们又会谈起1980年中国西部瀚海的神秘失踪和艰苦寻找。

　　编者按：彭加木是三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熟悉的名字。19年前，这位著名科学家在率队进入罗布荒原进行探险考察时，意外失踪，受到举国关注，也曾风传过各种说法和猜测。彭加木的同行者、彭加木之后罗布泊探险考察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曾五次进入“生命的禁区”罗布荒原的夏训诚、胡文康，撰写了《与彭加木同行》一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反映中国科学工作者在罗布泊所经历的生死考验，也披露了当年找寻彭加木的经过。

　　1980年6月23日下午，新华通讯社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了新闻：“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新疆的一次科学考察中失踪，已经第7天没有音讯……”

　　美国来信：彭加木在华盛顿露面？！

　　彭加木失踪后的第86天，1980年9月20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了一个信息。一个自称“周光磊”的“中国留美学者”，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周光磊”在信中称周培源为“学长”，自称是彭加木30年前的老朋友，1979年春天回国时还会见过彭加木。“周光磊”在信中说，1980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他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管理中国留学生的戴莲如，还有中国赴美留学生邓质方，3人一起在华盛顿一家饭馆里晚餐。“突见彭加木随同两个美国人步入馆内，当即趋前问候，未料彭兄竟当面不认，随即与两美国人匆匆离去。”信中注明，邓质方“曾是彭加木的学生”。信中还说，他已把在华盛顿见到彭加木的“详况”“专函禀告淑芳嫂(彭加木夫人)，现将该信影印存本寄上。”

　　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五行大字标题，以老五号黑体的醒目字号刊登了一篇“特讯”，披露了“周光磊”给周培源的信件全文；不仅加了“编者按语”，还配了社论《彭加木失踪之谜》；不但刊登彭加木个人简历和在罗布泊失踪的经过，还刊登了一篇题为《第一大新闻》的短文，声称《中报》这条“独家新闻”是该报“创刊以来所获得的最大新闻”，从新闻学的观点看，的确是一则有趣味的大新闻；随后还吹嘘，对他们那条新闻，“港外交界议论纷纷。若确有此事，将影响卡特竞选。”那两天的《中报》版面，紧锣密鼓，热闹非凡。

　　美国合众国际社立刻转发。日本《产经新闻》马上予以转载。美国之音广播了。台湾的广播电台当然也不甘落后……

　　何方神圣“周光磊”？

　　消息也传进了某些中国人的耳朵。这些人多半出于天真，少数出于恶意，说彭加木“有下落”了，“跑啦”！10月15日，纽约《美国华侨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否认彭加木在华盛顿出现的消息。该报记者按照《中报》登出的“周光磊”寄给《中报》信件所用的住址，曾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电话公司联系，电话公司称，(该市)电话簿上没有其人。10月16日，周培源从日本回到北京，看了“周光磊”的信件后皱起眉头。他不认识什么“周光磊”，也从未收到“周光磊”写给夏叔芳信件的影印件。他反问：“邓质方是学物理的，怎么可能是彭加木的学生？”他说：“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周光磊’也可能不是真名。这类事情并不奇怪。以书信形式搞造谣破坏的，甚至还有盗用我的名义写信捣乱的，过去都曾发生过。”

　　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在乌鲁木齐时对新华社记者说：“我们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彭加木也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个人。”“《中报》刊登的‘周光磊’信中，自称三十年前同老彭交往甚密，还称我什么‘叔芳嫂’，把我的名字都写错了(把‘叔’写成‘淑’)，这怎么可能是老彭‘交往甚密’的老友？”夏叔芳说，她没有收到“周光磊”写给她的专函；给周培源信中提及的“去春返国亦曾(同彭加木)晤面”也是胡诌。她说，这是一个“编造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要院外事局和上海分院核查，结果都不曾接待过“周光磊”。11月6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对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发表谈话，断然驳斥香港《中报》刊载的离奇谣言。这位官员说：中国大使馆不知道有“周光磊”其人，更谈不上有“周光磊”1979年春回国访问之事；邓质方根本不认识这个“周光磊”，9月14日前后一段时间邓没有到过华盛顿，邓在罗彻斯特也没见过彭加木。戴莲如对记者说，9月14日，她除了到大使馆附近一家商店买了点东西外，全天都呆在大使馆内。她说：“我根本不认识‘周光磊’。说邓质方我们二人同‘周光磊’在华盛顿的饭馆里吃饭，见到彭加木，岂不荒唐！”大使馆官员说，香港《中报》那条“独家新闻”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11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正式辟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新华社辟谣的消息。

　　“外逃”谣言止于智者

　　所谓“彭加木外逃”的无稽谣言，考察队员们哑然失笑：“没有到过罗布泊戈壁滩的人，可能信以为真；到过寻找现场的同志，谁也不会相信那种鬼话！”

　　让我们听听当地部队朱副司令员(原为参谋长，后升任副司令员)对我们说的话：“姑且不讲彭加木同志政治上一贯表现很好，就拿地理环境来说吧，库木库都克地处新疆腹心地带，离中蒙边境直线距离470公里，离中苏边境直线距离大约700公里，离中印边境直线距离1100多公里，中间隔着戈壁沙漠和大山，怎么走得出去？说彭加木同志可能坐间谍飞机飞走啦，那简直是神话！他没有电台，连地图也没有，怎么联络？直升飞机续航能力小，从国境线飞不到这个地区。运输机吧，那里一无机场，二无导航设备，怎么降落？再说，我们那么多雷达，6月17日前后都没有发现过这类目标，因此说，彭加木‘外逃’是绝对不可能的。”同志们把“外逃”谣言当作一桩十足的笑料。

　　再次瀚海捞针

　　1980年11月初，根据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指示，为了平息社会上的谣言风波，要再一次寻找彭加木同志。第四次进入罗布泊的队伍，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军区独立5团、通讯兵部队、汽车56团和兰州407部队等八个单位共69人组成，配备大小越野汽车18辆。新疆分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王熙茂同志任现场总指挥。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随队住在敦煌指挥部。彭加木的儿子彭海以及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朱相清随队前往现场帮助寻找。为了保障寻找队伍绝对安全，第四次寻找队在敦煌建立指挥所，敦煌指挥所与寻找分队保持无线电联系；发生紧急情况时的救援，由军区空指临时派出飞机担任；有关空地联络信号等也作了明确规定。队伍由14名科技人员、15名解放军战士、7名通讯报务人员、20名司机、4名测工、9名后勤联络人员共69人组成。军区和分院抽调水罐车、油罐车、电台车、物资装备车、吉普车共18辆，携带电台3部、帐篷6顶、行军锅2口、信号枪2支、信号弹4个基数和大量生活用品。

　　队伍从11月10日由敦煌进入罗布泊地区到12月20日撤出，前后共计41天。寻找地区以彭加木同志失踪前的宿营地——库木库都克和脚印消失处为中心，沿疏勒河故道，西起吐牙以西6公里，东到科什库都克，南北宽10～20公里，总共寻找面积为1011平方公里，直接参加这次寻找的有1029人次，平均每人每天寻找近1平方公里。

　　第四次寻找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从彭加木脚印消失处的东北面开始到“八一井”以西地区，寻找3天；第二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北面和西北面，即从“红八井”到“红十井”地区，寻找7天；第三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南面和西南面，即从库木库都克到吐牙以西6公里和以东10公里的地方，寻找9天；第四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东面和东南面，即从羊塔克库都克到科什库都克，寻找12天。

　　拉网战术　一寸不漏

　　在寻找方法上，我们考虑到夏季的三次寻找，因受气候条件和油水供应等问题的限制，为了抢救活人，采取的是跑线为主，点、线结合的方法，面上没有来得及仔细寻找。这次我们拟定了拉网战术，点、线、面结合，以面为主的方法，步步为营，全面寻找。

　　我们把直接参加地面寻找的35人，分为四个小组，每天每组按划分地段排成一线，中间有一个人携带罗盘或手持红旗，掌握寻找方向；人与人保持50～80米的间距，齐头并进，找完一片再找第二片；遇上沙丘、芦苇包、雅丹包，绕上一圈，不留空白；遇到低凹地和流沙地，用钉钯进行扒寻；每天都在找过的地段插上小红旗作为标志，防止遗漏和重复。除用拉网方法对疏勒河谷地进行全面寻找外，对脚印消失处周围的20～30公里，加大了寻找密度，进行了重点寻找。最后阶段还组织了7人小分队，乘两部汽车，以“八一泉”为中心，沿克孜勒塔格山边沿，向东西方各寻找20多公里，找了几十条大大小小的山沟，有的大山沟汽车开进去10多公里进行寻找，也没有什么结果。寻找中遇见了两副骆驼骨架，拣到了几百年前的四个驼鞍子和清乾隆时代的铜钱、串珠、海贝、马掌和两件陈腐的民族式皮大衣。

　　第四次寻找，毕竟时隔5个多月，彭加木留的脚印早已模糊不清，原来的现场早已被风沙和前三次寻找时人们留下的脚印破坏得面目全非。进行搜索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到处是芦苇包和盐碱包，大小沙丘星罗棋布，还有几百个雅丹包；复杂的地形影响了人们寻找的视线。供应基地设在300公里以外的敦煌，汽车运油、水、粮、煤，往返一次要6天；不得不抽很多人搞后勤供应，直接参加寻找的人，每天平均只有35人。这一带，夏季酷热，冬季却是严寒。11月住帐篷，人们天不亮就给冻醒。12月中旬，水罐车里的水全部结冰，要做饭烧水就得钻进水罐车里敲冰化水。寻找的人白天回不来，只好在外边啃冷馍、喝凉水。寻找后期，有10多位同志病倒。12月20日，队伍撤出，一共找了41天。结果依旧：下落不明。

　　茫茫戈壁　何处觅踪？

　　通过四次较大规模的寻找，一直没有彭加木的音讯，我们和读者都有同样的心情，总希望有个水落石出、沙动人现的场面。关于这一点，在几次寻找过程中，在访问当地部队和群众中，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或者说，一个不太完整的、间接的答复。

　　好几年以前，当地驻军丢失了一名副班长。他出去割芦苇，到夜晚还没有回来。四处寻找，一直没有下落。3年以后，部队执行任务时路过一片沼泽地，沼泽里站着一副人的尸骨，大部陷下去了，尸骨旁平放着一根扁担和一把小镰刀。显然，这就是那位失踪副班长的下落。

　　有一年，部队一名副班长带着一名战士出外打柴。打满了一挑，他叫战士挑着先回营地，而他还要再打一挑。入夜，副班长没回来，风沙却越刮越紧。失踪副班长的消息报告到团部，团里出动一个营去寻找，一直没有下落。几年后，发现了这位副班长背的冲锋枪。

　　部队丢失过一名战士，他受命外出打猎，再也没有回来。隔了很久，战士们出去打柴时发现了他，已经成了一具木乃伊。1980年7月第三次寻找时，我们乘坐的直升机驾驶员，还告诉我们前一个月发生在吐鲁番盆地寻找人的故事。有天早晨新疆石油管理局在鄯善县的一个野外队，包括驾驶员和考察人员共3人，开了一辆吉普车去沙漠中调查，车行100多公里，汽车零件损坏无法前进，他们3个人沿着来的路，步行回营地报信。但由于当时天气太热，体力不支，一位年轻的同志先倒下，再往前走十多公里，中年人倒下，最后年老的同志也倒下了。出事后，这位直升机驾驶员奉命参加寻找，很快在一条线上找到了三位同志的遗体……

　　彭加木，你在哪里？

　　这类事故，在戈壁滩上屡见不鲜。彭加木只身外出，完全可能迷路。出事地点周围几十公里范围内，除了有一些陷车不陷人的盐泽，没有发现沼泽地。彭加木陷进沼泽的可能性似乎应当排除。如果彭加木穿出三垅沙，出疏勒河故道到达底石湖，他可能遭到狼群的袭击。底石湖一带有狼的踪迹，发现过白色的狼粪。根据当时的条件和彭加木的体力情况，我们推断他不可能到达底石湖一带。

　　在浩瀚无边、茫茫一片、没有定位目标的戈壁滩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足为奇。据当地部队的张工程师说，彭加木在地图上标的八一泉，实际上是红十井，这两眼井相距30多公里！

　　在戈壁滩上，常闹“罗盘失灵”的笑话，考察队员们就不止一次地把几个罗盘拿在一起互相校正。据说，人们迷失方向之后，往往头昏眼花，出于自己的本能，不相信罗盘，只相信自己，所以就出现“罗盘失灵”。

　　年过50岁的彭加木，在考察中经过长途跋涉，加上6月16日下午猎捕野骆驼一战，体力消耗很大，晚上为大家煮骆驼肉又几乎整夜没有入眠，17日外出找水后完全可能体力不支，晕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他走时只带了两公斤水，面临断水的危险。他没有带食品，面临饥饿的威胁。虽然是6月，白天气温很高，但下半夜气温又很低，在帐篷里睡觉还嫌冷，可他却没有带什么衣服，他平时是最怕冷的。

　　彭加木同志失踪后，先后组织了四次寻找，但因地域辽阔、地形复杂，难免有遗漏之处。我现在回想起，他可能有以下两种去处：

　　①被流沙掩埋。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当地刮了一场8～10级的大风，黄沙滚动，天昏地暗，沙丘形态不断随着主风向前推进。事后我们也到有关气象站查资料，当天都有大风记录。7月10日当我们第三次寻找时，在库木库都克南缘，发现6月16日捕获的那只小野骆驼尸体，已经深深地掩埋在流沙中，仅露出一只腿，小野骆驼的体积比一个人体积要大得多，彭加木同志晕倒在地后，被移动的流沙掩埋了，这种估计可能性较大。

　　②被雅丹包松土掩埋。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分布有数百个大小不等、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这些雅丹土包是由比较坚硬的粘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交互组成的，由于受到风的吹刮作用，疏松的沙层极易吹蚀，经常发生崩坍，在我们考察期间，曾数次见到这种现象，而且伴随有阵阵'轰轰'声。彭加木同志那天外出时，为了防止太阳曝晒或躲避风沙，可能在雅丹土包处藏身休整，最后为雅丹土包疏松的崩坍物掩埋，一般很难发现。在雅丹土包避风处我们也找到几具自然老死的野骆驼遗体。

　　彭加木失踪，似乎也已有结论；但要证明这个结论，恐怕得找到彭加木的遗骨或遗物。彭加木失踪之谜，不会是一个永远不解之谜。也许几年，也许十几年，也许几十年，也许隔若干世纪，人们可能有机会发现彭加木的遗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