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6-05-21
文/闵良臣
近年来，有不少人总想弄明白一个问题，这就是鲁迅到底对自己怎么看。其实，鲁迅是一个坦荡的战士，连自己文字的刻薄、有时有些“阴暗心理”等也都能坦承，还有什么可值得遮掩的呢？既如此，鲁迅对自己怎么看实在不是一个问题，并且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不断地向人谈了一些对他自己的看法。
说知道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当然不是说鲁迅对自己事无巨细都发表了意见；说知道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也不仅仅是来自他那些正儿八经发表的文章，还可从他与别人通信乃至生活中的谈话中获得。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成就从来就没有夸大过，并认为自己不配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也不认为自己的小说都是多么好，并且也不认为那篇《阿Q正传》就是好东西（其实不论从写这篇小说的背景还是这篇小说的开头，我们都可以看出鲁迅还有点“游戏”的意味，甚至不像是写小说），因而当有人问起他最喜欢自己的哪篇小说时，他回答的是《孔乙己》。说到这里，“空口无凭”，我们还是来看看鲁迅自己是怎么说的：
“彷徨，我确曾彷徨过，毫不想掩盖！……‘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什么呢？不知道！但还是求索！”（见冯雪峰《触到他自己的谈话之一》）
“也许我将现在看得太黑暗了。”（同上）
“我也并不以为我的看法就完全对。”（同上）
“积习之深，我自己知道。还没有人能够真的解剖到我的病症。批评家触到我的痛处的还没有。……还没有解剖过我像自己那么解剖。”（同上）又说，“被骂，我是不怕的；只要骂得有道理，我一定心服。然而，总以骂得无道理的居多。譬如现在常常有人骂我是‘讽刺家’，其实我说的并不是什么‘讽刺’，倒都是老老实实的真话。”（以群《忆鲁迅先生》）
鲁迅不论对自己这个人还是对自己的作品乃至心态都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当有些人认为鲁迅很博学时，鲁迅就说“有些人总以为我懂得很多，其实即以历史知识而论，我不过在正史以外看了一些野史而已。”（黄源《忆念鲁迅先生》）又说：“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象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鲁迅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多么有价值，甚至他连像胡适那样高看自己都没有过。他在死前一个多月立下的遗嘱共七条，有三条都说明了他并不把自己“当回事”，其中第二条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第三条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紧接着第四条是“忘记我，管自己生活”。此外，他还曾在与日本朋友谈话时说：“论理讲，我是没有承受这么多攻击的资格。我有什么值得人们这般注意的呢，我不是共总才写过两本小说，两本小品，几本杂感么？要我倒掉是颇容易的，假使他们也稍稍努力地作出一些工作来；然而就是这点点，他们都不能作，这是颇使我悲哀的。”（见《北新》1936年8月号第4卷第6号，转摘自柳静文《关于鲁迅先生》，）
鲁迅的人格备受一些人的批判乃至谩骂，可是这些人又不愿去对鲁迅进行了解，或是视而不见。比如，一九三0年二月开会成立“自由大同盟”，鲁迅事先并不知情，只是有人要他去发表一篇演说，可后来，国民党不问青红皂白，更不调查事实，就把鲁迅当作发起人并加上“反动文人”的罪名进行通缉。鲁迅很是气愤，在谈到这件事时说：“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我变成第一名了……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按：指呈请通缉鲁迅），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许寿裳《上海生活——前五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有人诬鲁迅一生心理阴暗，只看到黑暗只有悲观失望。不错，鲁迅与人说过：“我的小说都是些阴暗的东西。我曾一时倾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等人，今后我的小说也将都是些阴暗的东西，在中国能够有什么光明的东西吗？”（[日]山上正义《谈鲁迅》见《鲁迅研究资料》（2）第187页）可他也还说过：“怎么可以没有希望呢。否则，人也活不下去了。我不曾看得那么黑暗，以为就没有将来。”（见冯雪峰《触到他自己的谈话之一》）又说：“我向来承认进化论，以为推翻了黑暗的现状，改革现在，将来总会比现在好。”（同上）尤其是他曾说：“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到幸福也是舒服的。”还说：“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厉绥之《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第2集第330页）此外，就连胡适先生在1926年5月致鲁迅、周作人、陈源一封感人的书信的一开头也引了鲁迅先生在《热风·四十一》中几个这样的自然节，并忍不住说：“这一段有力的话使我很感动。我昨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鲁迅是怎么说的：“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亮了人类，连我都在内。”“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与日俱增这冷笑和暗箭。尼采说：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鲁迅由于太替别人作想，真可说有菩萨心肠，因此一生活得很苦。据知，有次鲁迅用点心招待许广平等人，许广平好奇地问鲁迅为什么不用这招待别人时，鲁迅叹息地说：“你不晓得的，有些少爷真难弄，吃了有时反而会说我阔气，经常吃这样点心，不会相信我是偶然的。”（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就是创作，他也怕引起误会，只能骂自己和没有的人（至于在《阿Q正传》开头提到有历史考据癖的胡适先生，那是开玩笑，可以作证明的一是鲁迅此时与胡适尚好，二是胡适先生多次在自己文章中也说自己就是有这种癖好）：“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许广平《所谓兄弟》）有人认为周家失和有可能是怪鲁迅，其实呢，“可能”是谁也说不清。我们不妨来听听鲁迅是怎么说的：“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日本人，名叫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同上）闭着眼睛替鲁迅想一想，他每个月挣的那么些大洋全都拿出来，却还需要他四处借钱，这任谁能受得了！
鲁迅承认自己“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冯雪峰《在病中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他的情绪之二》）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认为鲁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其实呢，不过是谣传而已。鲁迅说：“我遭受别人的明枪暗箭，岂少也哉？都要认真还击，那可别活了。”（马子华《点点星光》见《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30页）
鲁迅最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说：“我其实是知识阶级分子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层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许广平《元旦忆感》，见《关于鲁迅的生活》第29页）又说，“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所以，我写不出真正无产阶级的作品。”（李政文《鲁迅约见朝鲜友人的一封信》，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第179页）
现在一些人对鲁迅小说进行“分析”，说鲁迅的小说有概念化，直说吧，就是鲁迅的小说不配叫小说。其实，鲁迅早就把自己小说的意图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世人：“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不过我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鲁迅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是现实主义者。只是将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如实地记录下来罢了。”（李政文《鲁迅约见朝鲜友人的一封信》）当然，他也自豪地与人谈到：“我所写的杂文、小说，不但国内许多人爱看，连外国人也很喜欢看；被各国人翻译为外文的不少；特别是《野草》一本尤为多。”（钟步青《鲁迅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关于鲁迅对自己的作品到底怎么看，他活着的时候也说得不少。孙伏园问鲁迅最喜欢哪一篇小说，鲁迅答道：“《孔乙己》。”（孙伏园《孔乙己》，见《鲁迅先生二三事》第24页）关于他的《阿Q正传》，他是这么看的：“目前中国的著作，还没有顶好的东西。有的说，我的《阿Q正传》好，翻译了七八国文字。其实好不好呢？我们以为不见得是好的。因为外国人喜欢新的，同时喜欢来自远方的异国情调，见了与己国不同的就发生爱好，认为别致。要将现在中国人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像朵思退益夫斯基（按：今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果戈理的《死魂灵》对比起来真是望尘莫及哩！”（陈广《记鲁迅先生的一次讲话》）又清醒地认识到：“文章不是外国人翻译了便好，其实并不，我的东西没有什么好，我自己知道，……决不要以为外国人翻译就好了。因为国情欣赏不同，外国以为好不足为准的，也会搞错的，相反的都说不定。”（卓坤《纪念与回忆》）
后来鲁迅没有写小说散文了，一再有人问起，他的回答是：“不是不发表，是没创作；也不是没创作，是没可创作。旧东西写出来左右是那么回事，太无聊。新的生活在我们这不能进工厂，不能把锄头，不能托枪杆的人民也实是太不丰富。因此，我便抱定主意，与其创作，不如翻译。”（张永年《鲁迅访问记》）又说，“理由很简单：写不出来了。因为旧的是过去了，新的又抓不着。”（含沙《鲁迅在北平》）
鲁迅对自己的一生虽然没有用一篇文字作个总结，但我们从他的全部著作从他的生活谈话以及与人的通信中还是可以通过筛选知道鲁迅对自己到底是怎么看的。若是想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还是鲁迅先生自己的话最简练，即“其实我也无须多说了，我的三十年工作，和三十多本写作文字，足够说明了一切。”（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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