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我终于完成了“重走郑和路”的考察。

　　2006年5月，在哥伦布逝世500年之际，整理半年前在欧洲寻访哥伦布的文字，自然有了一种东西对比的念头。

　　“下西洋”与“大发现”都是伟大的壮举，但开花与结果却各有不同。

　　两个伟大的远航在不同的背景中展开：一个是高度专制下的封建帝国；一个是正处在“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历史变革之中。文艺复兴不仅是文艺的人文复兴，更有重新认识世界的伟大激情。

　　两个伟大远航的历史驱动力也完全两样：一个是走向已知领地，教化四夷；一个是走向未知领域，寻求扩张。一个是沉醉于厚往薄来的长颈鹿之类的朝贡贸易之中；一个则在寻找黄金的狂热中推进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运动。

　　国度的不同，两个航海家的权利与主张也不同。两位航海家都被皇家封为海军元帅，但各自的目标与利益却不相同。一个直接参与财富分配，用实践论证了地圆学说，使人类从此有资格用上“世界”一词。一个是秉承帝国意志，恩威四海，个人却无何学理追求和财富主张。

　　国家经济实力的不同，造成两个远航的实力悬殊，东强西弱。哥伦布仅有三条20多米长的三桅小帆船，船队只有88人；而郑和的宝船有九桅十二帆，近140米长，船队有200多条船，计2·7万人。

　　两次远航的学术成果的命运也不一样。郑和的航海史料几乎全部遗失或被人为毁掉，大明王朝仅存下马欢的《瀛崖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三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而西班牙仅哥伦布儿孙建立的哥伦布图书馆，就有保留至今的两千多种有关大航海的珍贵史料。

　　东西文化的不同，使两个航海家的民间形象也大异其趣。一个成为神像，一个成为偶像。郑和在亚洲国家，已然是海外华人的保护神，到处都有他的庙宇，天天有人进香。而在欧洲和美洲，哥伦布一直是站在广场上的偶像，他是“发现”的代名词，是探险者学习的榜样。

　　郑和不可能知道哥伦布，但大明王朝可已了解哥伦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百多年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1623年写的《职方外记》中，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哥伦布。斯时，中国人早没了下西洋的勇气。甚至，没人注意到这个西方家喻户晓的发现者。等到康有为认识到：近世300年欧洲人勃兴，全赖哥伦布寻得美洲，中国当航海兴国时，为时已晚。

　　最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两个远航的结果：一个成为海上强国，推动了大发现和近代殖民，最终改变了世界格局；一个闭关锁国封闭自己(大明王朝，此间也完成了两个伟大的工程：长城和故宫)，最终是落后挨打。

　　这样的对比是一种治学的方法，但却不是光大我族的好路数。无奈，历史留下的就是这些具有认识价值的惨痛史实。历史是无法更改的，也不接受后人的假设，它对未来的唯一用处就是：仅供参考。 (作者: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