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6-06-22
近年来，以清宫轶闻秘闻、清代大案要案为题的影视剧接连不断地上映，围绕着清朝历史演绎出来的“大辫子戏”盛演不衰。“顺治出家”、“太后下嫁”、“雍正篡位”、“和糰跌倒，嘉庆吃饱”，各种传说、戏说一时间沸沸扬扬。人们在欣赏娱乐的同时，也生疑惑，这些故事都是历史上的真事吗？
在北京故宫西华门以北，有三座建于1975年的高大的宫殿式建筑，这就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馆”)，在这里保存着清朝皇室和朝廷留下的1000余万件宝贵的历史档案。这些真实记录着清代历史的宝贵档案，虽卷帙浩繁，但当年秘藏深宫，即使是王公大臣也有终生不可得见一字者。今天，可以为我们释疑解惑。
顺治出家
皇帝葬礼有很复杂的过程，每一步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制，都要形成文字记录。如果顺治假病逝而真出家，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档案与文献绝不可能不含一丝瑕疵。
按民间的传说与野史的记载，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并没有于24岁时死于天花，而是以死为名，逃离尘世，去山西五台山做了和尚，而且一直活到康熙五十年，74岁时圆寂。
据说顺治出家的原因是因为他所钟爱的董鄂妃，即从江南被抢来奉献给他的名妓董小宛的去世，使他伤心至极、万念俱灰。因梦到爱妃死后去了五台山，所以顺治便追随其后到五台山修身向佛了。
这种说法其实靠不住。
董小宛确有其人，但他的丈夫是曾名噪一时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董死后，冒以董生前居住的房间为名，写下了一篇《影梅庵忆语》的文章，记述了他为董赎身，与董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董生病而死的详细过程。与冒辟疆同时的一些名士也有与冒相同的记载。根据冒的记述，董小宛应当比顺治大13岁，且董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去世，届时顺治才14岁，按清宫的规矩，还没到大婚的年龄。
所以，董小宛并不是顺治的爱妃。以此为据的顺治出家之说显然不能成立。
顺治之死在一档馆的档案中有两处直接的记载。
记录顺治一生活动的《清世祖实录》第144卷记录了他死前一周内的活动情况：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不视朝”，免去群臣朝贺礼仪。同日，去太庙祭祀，也指派官员代替自己前往。初二日，顺治身体不适。初六日，应当顺治亲自参加的大享殿礼仪，仍派官员替代前往。同日，传谕赦免京城内除“十恶不赦”死罪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夜，“上崩于养心殿”。此时，距董鄂妃去世仅4个月。
清代皇室的家谱《玉牒》，对顺治的死，也有与《实录》完全相同的记载。
此外，一档馆还存有一份《顺治遗诏》，与顺治在位时屡次下诏自罪自责的做法一脉相承，顺治临终前再次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在他自己检讨的14项罪过之中，第10项即是对董鄂妃的丧礼“概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此处让顺治不顾礼制，超标准大办丧礼的董鄂妃并非董小宛，而是当朝满洲内大臣鄂硕之女。此女15岁时入选秀女，被指派给予顺治同父异母的弟弟博穆博果尔为妻，后被顺治看中，夺弟媳为己妃，百般宠爱，如胶似漆，以至于她病逝后，顺治情思难断，伤心欲绝，要扔掉江山，去做和尚。
传说中的顺治出家，倒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一档馆的满文档案记载，顺治14岁时外出打猎曾会见过一位在石洞中默默修炼了9年的“别山”禅师，顺治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在京城西苑(今中南海)为他辟出一处“万佛殿”，供其前来修身。“别山”却仅仅入宫作了礼节性拜访后，又飘然而去，回他的山洞去了。这使顺治感动不已，思想渐渐超乎尘世，一心向佛，视尊崇高贵的皇帝之位如过眼烟云了。
董鄂妃的死，对顺治是极大的刺激，悲痛欲绝的他，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一心要遁入空门，寻求解脱。他不听劝阻，说佛祖释迦牟尼、禅宗祖师达摩不都是放弃了王位的王子吗？坚决地落发为僧，痴心礼佛了。后来是为其剃度的和尚茆溪森的师父玉林以烧死茆溪森相威胁，并有针对性地劝导他，你的任务不是自己当一个和尚算了，佛需要你在世间护持佛法，保护寺庙，这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工作，且非做皇帝不能完成。此话最终让顺治收心，继续当了两个月的皇帝，便告别了无尽的悲伤与烦恼病逝了。
与平民百姓不同，封建社会皇帝的葬礼有着很复杂的过程，其中每一步程序的进行都有严格的规制，都要形成文字记录，也就是档案。顺治从病重、去世、遗体安放、继任皇帝和百官不只一次地致祭、神位奉入乾清宫、择吉日再奉入太庙、遗体火化、宝宫奉安、地宫下葬，官方档案中都有时间、地点、仪式、人员等记录。与生前的顺治过往甚密的和尚们也都在他们的著作里做了纪实的回忆。两相印证，内容完全一致。如果顺治假病逝，而真出家，与天下臣民开一个巨大的玩笑，官方与民间的记载均系遵从顺治的嘱托而造假，那绝不可能完美到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档案与文献不含一丝瑕疵。
据此，“顺治出家”不过是民间为这对青年皇帝与爱妃之间凄美的爱情悲剧，而选择的一个摄动人心的美丽结局。
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不过是文化先进的汉民族文人对文化相对落后的异族征服者的一种嘲弄。
被人津津乐道的这位下嫁自己小叔子的太后，即孝庄文皇后。亦即皇太极之妻、多尔衮之嫂、顺治之母、康熙之祖母。传说孝庄为了保住自己儿子顺治的帝位，屈尊嫁给了当时功高权重，执掌朝政的小叔子多尔衮。一些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还有孝庄在嫁给皇太极以前，就已经与多尔衮互相爱慕的描写。
被此说引以为据的主要有三件事：
其一、孝庄临终前叮嘱她的孙子康熙皇帝，她死后要把她的陵墓建在河北遵化顺治安葬的东陵，不要把她与远在盛京(今沈阳)昭陵的皇太极葬在一起。说是你的爷爷太宗皇帝奉安已久，就不要再去惊动他了，况且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父子太远。所以孝庄的昭西陵建在了东陵，而且被安排在了围护整个陵区的风水墙之外。民间传说这是因为孝庄下嫁了小叔子而自觉无颜再见皇太极，而她的陵墓被单独地圈在了陵区墙外的大门边，说是要罚她给子孙们看守门户。
其二、清兵入关之后，年幼的顺治皇帝对功劳显赫、大权独揽的多尔衮的称呼一变再变，先是叔父摄政王，继之是皇叔父摄政王，直到皇父摄政王。明明是叔父，若不是与母亲结了婚，怎么会成了“皇父”？民间自然会生出如此的联想。
其三、据说孝庄下嫁之时曾发布诏书，颁示中外，文武百官举朝同贺，礼部为此还专门制定了特别的婚礼仪规，且白纸黑字装订成6大本《国母大婚典礼》，如此大张旗鼓地操办，连在浙江海外一座岛上坚持抗清斗争的南明将领张煌言都知道了太后下嫁大办婚礼的事了，如此乱伦的行止，自然成了讥笑敌方的好材料，张煌言就此赋诗一首：“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滥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这里为太后祝寿的大礼成了婚礼，寿酒成了交杯的喜酒。
以上传说看似言之凿凿，实则经不起推敲。
孝庄13岁时就嫁给了皇太极，共同生活了18年后，皇太极病逝。孝庄作为皇太后、太皇太后先后抚育、培养了顺治、康熙两代皇帝，为他们从政、当政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母子之情，特别是祖孙之情极其深厚。把自己的陵位选在了东陵，不忍心离开子孙太远，也是合情合理。至于她的昭西陵被置于东陵的风水墙外而没有放在墙里，正说明是要避免与皇太极的昭陵割断联系而遥相呼应。两相兼顾，应该说是不错的安排。
多尔衮的“皇父”之称，与孝庄并无关系。从叔父、皇叔父直到皇父，皆是出于大臣的建议，并经正式讨论后议定的。而且，“皇父摄政王”称号的确立，比传闻中的太后下嫁要早1年多，把这与“下嫁”扯到一起，在时间上不合逻辑。
另外，皇父的称谓并不一定就是对父亲的称呼。笔者在满文档案中就曾看到过，康熙朝的满洲大臣武英殿监造赫世享所上的满文奏折中对康熙的称呼就是皇父。经请教本馆的满文专家，方知这里的“皇父”其实是满洲习俗中的一种尊称，上面提到的赫世享，也并不是康熙皇帝的儿子，论年龄可能比康熙还要大一点。
至于张煌言的诗，他远在千里之外，风闻传言，难以为据。试想当年的婚礼如果真像民间传说的那样中外广发诏书，婚礼大操大办，怎么可能在官方文件与民间文献中只字不留，毫无记载，仅仅传下来张煌言这孤零零的一首诗呢？
如果说后来的清统治者把普天之下有关的文字记载都销毁殆尽的话，那么在当时与中国来往密切的属国朝鲜的李朝《实录》中的记载是不会消失的。但在李朝《实录》中并没有相关的文字。
“太后下嫁”不过是文化先进的汉民族文人对文化相对落后的异族征服者的一种嘲弄。
雍正继位
民间不懂皇家文件的书写规矩，编造的传说难以成立。
雍正继位与顺治出家、太后下嫁并称清初三大疑案，也是被说得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毕竟皇位的继承与什么出家、下嫁相比，分量要重得多。
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雍正瞒天过海，把康熙传位诏书中“传位十四子”的“十”改成了“于”，变为“传位于四子”而篡夺了本应属于十四弟胤祯的皇位。而恰恰是此说，是最经不起推敲的说法。
清代称呼皇子，前面必须加上“皇”字，如皇四子、皇十四子。书面文字如此，官方文件更是不可能有丝毫的马虎，关系皇家命脉的传位文书，绝不可能漏掉这个“皇”字。所以如果康熙真是要传位给这位排行十四的胤祯，那么正确的写法应当是“传位皇十四子”，如此，“十”改为“于”,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无论如何也说不通。所以此说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理由还有一条，清朝的文件，尤其是如此重要的文件，都是满汉合璧，即既有汉文，更要有满文。那么上述一说，即使汉文可改，可满文根本无法改动。
一档馆现存有传位遗诏一份，是道光皇帝传位给儿子奕的。满文、汉文各一行。汉文的文字为“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临终前，他又用汉文再写了一遍为：“皇四子奕着立为皇太子”。皇位更替，继位者的名字一朝一变，但诏书文字书写的规矩是一脉相承的，根本没有“传位”二字，更没有直呼四子、十四子的写法。
民间不懂皇家文件的书写规矩，编造的传说难以成立。
(本文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冯伯群2006年4月24日在上海市档案馆"东方讲坛"的演讲)
冯伯群
祖籍山东，生于天津，长于北京。1969年初上山下乡，赴吉林省大安县插队。1975年底返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习。1982年分配至国家档案局，先后从事档案馆业务指导，档案书、刊、报编辑等工作。历任《中国档案》总编辑、《中国档案报》副总编辑，现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单独出版书籍3种，与他人合作出版书籍3种。
[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