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畜牧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草原学科奠基人。毕生致力于我国草原科学建设，在动物营养学上建立了以代谢能为指标的王氏饲养标准，并为我国草原学科发展以及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栋，字秉钧，1906年10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现属上海市)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在青少年时代，受同乡名士张骞的影响，主张实业救国，产生了对农学的兴趣。1918—1923年在南通甲种农校及高级农科中学学习。1923—1927年于南通农科大学学习。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校担任助教。1929年在上海国定税则委员会工作，他主要担任收集国内外农产运销情况工作，以供制定税则参考。在工作中，他看到了社会深层的腐朽现象，更促使他发奋科学救国的决心。1937年考取第五届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学习。出国前，他专程往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等地考察了农牧业。

　　1937年秋到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农学院学习。按照英国当时大学教育的学制规定，申请者须通过5门普通教育证书考试科目后，于每年9月1日至12月15日向大学入学委员会提出次年入学许可的申请。王栋1938年顺利获得了畜牧学证书。并在凯纳尔及史密斯两位教授指导下从事牧草栽培及利用的研究。于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牧草中胡萝卜素含量的研究”，深受学术界好评，并发表于世界著名刊物《英国农业科学杂志》上。1941年春王栋先后到英国剑桥大学、里丁大学、阿百丁大学及其他研究单位参观学习，广泛吸收国外先进经验，为回国工作作好准备。

　　1941年，正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环境十分紧张。这时中国抗日战争已经5年，大片国土沦丧，祖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栋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眷恋的赤子之心，于1941年底毅然回国。1942年春，他在贵阳的贵州农工学院任教授兼教务主任。同年秋到西北农学院任教授兼畜牧系主任。

　　日本投降后，王栋于1946年受聘前往南京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应中央畜牧实验所邀请兼任该所特约研究员和营养系主任，并兼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江苏分署专门委员会委员。但当他看到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部门，不能开展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工作时，愤然辞去、潜心于学术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栋任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农学院教授兼畜牧兽医系主任，全身投入草原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他除了完成繁重的教学和系务工作外，还充分利用假期深入农村、牧区进行调查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成就。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积劳成疾，身患癌症，不幸于1957年5月5日于上海逝世，终年51岁。

　　中国现代草原科学的奠基人

　　王栋对中国草原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开拓性的。40年代他首先把植物——动物生产这一现代草原学的核心和精髓介绍到中国来，并对现代草原科学的这一基本概念，作了艰苦的探索.他亲自探讨了植物——动物生产的几乎全过程。其中包括牧草、草原、动物营养、农畜饲养以及种植业和养殖业结合等各个领域，并写出了一系列科学专著。1950年出版了《牧草学通论》上下册，1951年出版了《动物营养学》，1953年出版《草田轮作的理论和实施》，1954年出版了《家畜饲养概要》，1955年出版了《草原管理学》，1956年，也就是他已患癌症去世的前一年出版了《牧草学各论》，累计约164万字。

　　这个辛勤著作的轨迹，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家的恢宏风貌。

　　这一切都是围绕他一个明确的学术思想。他认为“草原管理的对象，一方面是牧畜，一方面是牧草。对于牧草的管理，目的在生产量多而品质优良的草料以饲养家畜。对于牧畜的管理，目的在适当地利用草料，饲养较多的牲畜。但同时必须顾及到草原生产力的维持与提高，这样畜产品才能源源生产，而草原也能永续利用，不至耗竭。草原管理学所叙述的就是怎样改进草原提高其生产力，怎样适当地利用草料饲养牲畜，在保持并提高草原生产力的原则下，希望能获得最高额的畜产品。”王栋对草原与环境的关系，也有精辟的阐述，他指出：“草原的形成受风土的影响，故风土的情况足以改变草原，同时草原的盛衰亦足以影响风土。”“草原的利用管理不仅要适应自然环境，亦与社会情形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盖因草原的利用管理视牧场的经营目标定其内容，而牧场的经营目标又视社会情形定其重点。”把土、草、畜及环境(风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这已是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萌芽。这在当时是学术界的前沿思想。为了探索这个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他研究了农畜的营养学，并达到精湛的水平，他所著的《动物营养学》，直到现在仍有重要价值，同时还没有可以取代的著作问世。随着营养学原理的具体应用，他又涉足入家畜饲养科学领域的研究。当时世界流行的莫尔逊饲养标准，以总消化养分(TDN)为指标，王栋认为其中有些养分以甲烷等气体及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总消化养分系统不尽合理，因而制订了以代谢能(ME)为指标的王氏饲养标准。为了使营养学原理在生产中便于应用，他还创造了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分解百分比的“王氏查对图”，可以根据呼吸商很方便地查出脂肪与碳水化合物的分解量。与此同时，还发明了配合农畜日粮用的“配料标尺”和“配料盘”。这是以后许多同类方法的滥觞。

　　他认为“牧草是农畜最主要、最优美、最经济的饲料”。在大量研究工作和资料搜集工作的基础上，先后写了《牧草学通论》与《牧草学各论》两本巨著。从出版至今已40年了，从规模上，构思上也还没有可以取代它的同类著作问世。直到1989年才由他的学生们将《牧草学各论》修订再版，而40年前出版的《牧草学通论》仍然为专业人员所珍爱。

　　他不停顿地沿着农业生产的实际和科学发展的道路前进。他把牧草和家畜与大农业紧密联系起来。在《牧草学通论》上册的扉页上标明“肉皆是草”，下册的扉页上则更进一步标明“无草，无牛；无牛，无粪；无粪，无农作”。从本质上他看到了草业、畜牧业、种植业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为此，他研究了这个系统，并写出了《草田轮作的理论与实施》这一专著。这不仅是他对大农业的概念从一个侧面作了阐述，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他为植物生产与动物生产这两个农业部门之间加强联系的执著追求。

　　在上述学术思想指导之下，他率领他的科研集体，常年扎根于生产第一线，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尽心尽力。他在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任教时，利用当时艰难的工作条件，制作了我国的黄土高原上的第一窖青贮。以后到炎热、潮湿的南京，又作了玉米青贮，野草青贮，苜蓿青贮和水生植物的青贮试验，并认真地分析了化学成分，进行饲养试验。因经费很少，这些工作都是尽可能利用当时当地的条件而进行的。例如玉米青贮，是挖半地下式壕沟，人力铡碎，一层层填入壕中，一层层用脚踩实，然后用土掩埋。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他总是亲自到场指导，参加操作。有时材料不够分组和重复，他就指导助手用缸作容器。记得最困难的一次，作浮萍青贮，是分组装罐作实验的。

　　他曾经深入苏北盐城一带，调查饲料资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盐蒿籽饼喂猪试验”，“糠粉的饲用价值的研究”等研究工作。

　　对于大学生，他也从不放过联系实际的思想教育，指导他们进行了“南京主要野生牧草的习性和化学成分的研究”，“南京地区优秀野生牧草的研究”，“红三叶、黑麦草混种实验”、“苜蓿和黑麦草混种比例的研究”，“苜蓿、红三叶、黑麦草、鸡脚草的栽培试验”。既积累了中国牧草最早的一些基本资料，又培养了青年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专业兴趣。

　　与此同时，还利用假期，在甘肃、内蒙等地组织草原科学考察。在他的指导下，由他的学生分别写出“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及“锡林郭勒盟主要牧草的研究”等我国草原专业的第一代的调查、研究报告。

　　在整个40年代，全国动荡不定。这时教育经费不但少，而且朝不保夕，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设备。多数教师除了教课以外，已难以进行研究工作。而王栋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却仍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记得作牧草化学成分的分析，连烘箱都没有，他就自己画图，请白铁匠用马口铁作了一个夹层烘箱，夹层中注水，下边烧木碳或电炉，靠热水在箱内循环，保持大约98℃的温度，这样把样品烘干。用的天平、显微镜，都是抗日战争以前的旧物。跟着学校流亡到重庆又返回南京。当他制订王氏饲养标准时，整天哗哗地摇动一台手摇计算机。他用的稿纸是土黄色的毛边纸，这种纸需用毛笔写，即使数学公式，化学反应式和英文，也是用毛笔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但条件还没有来得及改善。他担任系主任，更忙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居然每年出一本书，当时大家难以理解。现在认识到，应归功于他有一个博大、恢宏的学术构思和远大理想。

　　王栋这样渊博的科学素养，卓越的科学成就，作为我国草原科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一代宗师教学育人

　　王栋毕生从事草原科学的教学工作，不仅为新中国的草原科学创建了最初的基本教材，还培养了这个学科领域的第一代专家，如今他们都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理论联系实际，是王栋教学工作的特色。在解放前，他就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作农村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的农村牧区更为他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1951年夏他应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邀请，来兰州讲授牧草学及草原管理学，随后又受西北畜牧部委托，组织草原调查团，率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师生30余人，在山丹大马营和肃南皇城滩进行草原调查，并由他指导撰写出《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1952年夏他已应约去西北讲学，当农业部约他参加锡林郭勒盟畜牧调查团时，他不辞劳苦，于完成教学任务后，立即带领助手梁祖铎和研究生许令妊二人背着行李，前往锡林郭勒盟，然后再从锡林郭勒盟转赴西北。解放初期，交通阻隔，去锡林郭勒盟种畜场须由张家口至西苏旗，再横穿锡林郭勒盟大草原，才能至贝子庙(今锡林浩特)，他婉言谢绝地方政府安排的专车，坚持第二天搭乘去锡林郭勒盟的大卡车成行。千里迢迢、风餐露宿，不以为苦。在锡林郭勒盟种畜场一个月，他踏遍了种畜场的山山水水、草地沙丘，未曾一日间断。从锡林郭勒盟赶赴西北时，他坐在拉羊毛的大卡车上，长途颠簸，从不因为自己是知名学者而要特殊照顾。

　　不论在农村、牧区，还是大学校园内，一切实习实验工作，他都与师生一同去作，测定产量、采集标本，在试验区内的整地、播种、田间观察，以及实验室内的仪器安装、操作，都亲自指导、示范。这种身体力行的新作风，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王栋的课堂讲授更是自成一格。学识渊博，备课认真，讲稿亲自用毛笔书写，井井有条，极为工整。为了把课讲好，他亲自绘图制表。他的板书整洁，讲授速度适中，逻辑严密，论述全面，重点突出，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听他的课是一种智慧和知识引导，如饮甘泉，是一种美的享受。但必须十分专注，因为一句没用话也没有，令人有稍纵即逝的感觉。有一次他在讲牧草在水土保持上的作用时，曾引用左宗棠诗：“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健儿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出玉关”。他说玉门关外一片沙漠，虽到春天，仍无绿意，故古人有“春风不渡玉门关”之句。如能提倡种草，防风固砂，则将会一片春风出玉关，而非左氏仅于道旁种柳，只迎得一线春风出玉关了。至今尤感贴切，发人深省。

　　教材建设是王栋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他以前，草原科学及其相关的若干科学是一片空白。如前所述，他在开拓前进中，完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教材编著工作。那是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有一天，他对我说：“写书，很不容易。常说‘笔耕’，真是一笔一笔、一点一画地耕。”每当我看到他在战时那样艰难的条件下笔耕时，我仿佛看见一个巨人艰辛地拉着重犁，在洪荒中耕作前进。

　　他虚怀若谷，博采众长，在《牧草学各论》写成以后，他请梁祖铎先生统校全稿，梁先生是个细心而又认真的人，边校阅边在稿上批注，或口头提出意见，他都认真听取，认真修改。他对于教材内容，从不马虎。他写的书在30多年以后看来，还有强大生命力。

　　他对后生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1950年我向他告别，到兰州工作时，为了我未来的工作，他经过深思熟虑，用苍劲的汉隶写了一幅九十六字的长轴送我，那是当前草原工作的“纲要”，意指我今后应注意的学术方向。另外，写了一副对联，意义深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这几件墨宝都已毁于“文革”之中，但因曾长期挂在墙上，朝夕相对，已经深深印入我的心中，不可磨灭了。

　　为人楷模垂范久远

　　凡是与王栋交往过的人，无不为他的敦厚、博大、思维敏捷、学识渊博、作风严谨所折服。

　　他的音容经常出现在我的心中。给人以完美无缺，恰如其分，令人尊敬的长者风貌。他讲话的声音柔和、平静，语言简洁，精练。即使对社会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有时也说几句批评的话，语言很重，但并不激昂，譬如他常说“真是该死！”“岂有此理！”，在这平稳的语调中蕴藏着深深地愤慨。廖廖数语，又去埋头工作了，令人感觉对于他所批评的对象是些不洁之物，说多了，说者和听者都会受到污染，他不屑多说。有时也对某些人和事表示不满，那就温和多了。从来不见他疾颜厉色，大声呵叱。

　　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底至1949年初，那时解放军已经到达江北，隆隆炮声经常传入校园，但王栋还是衣履整洁，提着惯用的黑皮包，准时上下班。聚精会神地工作如常。他桌面总是干干净净，把正在作的工作，经常带在身边，上班时带来，打开皮包就工作，下班时，装好皮包就走。很少见他在办公时间闲坐几分钟。他的工作，像他走路一样，步履稳健，满怀信心地，不间断地奔向自己的目标。

　　王栋不但在科学研究方面披荆斩棘，带领青年人一同实干，为后生作出了榜样，在文献工作方面也给后学以卓有成效的指导。我在随他进修期间，他给我开了一个精选的，但是颇为庞大的书单，命我逐一精读，并布置读过的书和主要文章，都作读书笔记。英文资料作英文笔记，中文资料作中文笔记。对这些数量可观的笔记，他不仅逐一审阅，还有时抽问一些问题，了解我的理解程度，往往就此展开讨论，给人以启迪。这一训练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了草原科学的梗概和动态，养成明确把握所读资料的主旨思想的习惯，从而较易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加以运用，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他善诗词，工汉隶，熟悉中外史实。文采过人而风貌朴质，因此他对后人教育往往是言简意赅，韵味无穷。当他的子女考试结束或什么重大节日时，常常写一幅字，悬挂墙上，使起居熏陶其间。

　　他侍母至孝，每年暑假必陪母亲回崇明老家或上海弟弟家小住。1956年初他已觉有病，但直到1956年底母亲去世，他才入院检查治疗自己的病，但已为时过晚。

　　王栋把自己的一生置于草原科学的宏伟结构之中，并为追求草原科学的不断完善贡献终生。当他病危时，我从兰州到上海华东医院去看他。他把新出版的《牧草学各论》题字送我，并嘱咐我今后对这本书继续修订。他还谈了他对我国草原学界的希望。他盼望有一天，能在大学里办草原专业，还希望我国能有一个草原研究所，出版一份草原专业杂志。对于自己的病则谈得不多，对他所患的不治之症泰然处之，谈笑自若，不改常态。我离开上海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我想他是带着这一系列新的设想离开他所作出了贡献的这个世界的。

　　可以告慰于先师的，这些设想在他去世后的这30多年中，尽管经过了风风雨雨，毕竟都已实现了。而且在开放、改革的新形势下已经渐入佳境。

　　(作者：任继周)

　　简历

　　1906年10月24日　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

　　1918—1923年　于南通甲种农校及高级农科中学学习。

　　1923—1927年　于南通农科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

　　1929年　于上海国定税则委员会工作。

　　1937-1940年　公费留英，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

　　1942年　任贵州农工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同年秋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畜牧系主任。

　　1946—1949年　在南京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兼系主任，兼中央畜牧实验所研究员、营养系主任。

　　1949—1957年　任南京大学、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前身)教授，兼畜牧兽医系主任。

　　1957年5月5日　逝世于南京。

　　主要论著

　　1　王栋.牧草学通论.南京畜牧兽医图书出版社，1950.

　　2　王栋.动物营养学.商务印书馆，1951.

　　3　王栋.草原管理学.南京畜牧兽医图书出版社，1955.

　　4　王栋.牧草学各论.南京畜牧兽医图书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