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给唐山带来的死亡人数现有的统计数据是24万。如果每隔1米站一个人，24万人可以从唐山排到北京的八达岭。但如果党中央没准确了解震中位置和情况，救援工作就要推迟至少一个白天的时间，而当年的唐山死亡人数也就远不止24万人，那么，八达岭决不是终点。

　　给党中央报信，使党中央准确了解震中位置和情况的，是一个叫李玉林的唐山人。当年，他一条内裤满身泥血，甫从地震废墟中爬出，就一路奔到中南海。

　　尽管西面隔一条马路就是唐山热闹的中心广场，午后的唐山市常青小区还是显得寂静。刚刚做完痔疮手术的李玉林，直直地坐在硬木椅上，只有手里的香烟燃起，才显出一丝惬意和从容。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吸了6支“小熊猫”。袅袅升腾的烟雾像一张幕布，李玉林把真实的背景拉回到了1976年7月末的唐山。

　　我的命也是别人救的

　　作为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算是矿领导了。“但那时候不管干部还是工人，统统下井。”李玉林很怀念当时的生产环境。大概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周总理委托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袁宝华向开滦煤矿求援：如果24小时之内不给北京运送来3万吨煤，中南海大会堂的暖气就得停，那毛主席都要挨冻。山西的煤外运困难，只有委托开滦煤矿的工人同志们。“毛主席他老人家决不能受冻！我们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

　　从那时起，干部也和工人一起下井生产，没日没夜地赶进度。那几年，全国工业战线盛行的口号是：学大庆，赶开滦。1976年7月27日晚，全开滦放高产，李玉林所在的唐山矿，共有1600多名干部工人下了井。

　　当晚11点多，李玉林上井后洗了洗，没顾得吃饭就疲惫地一头倒在床上——他已经连续两天一夜没合眼了。“这时党委书记来电话，要我马上去找他。我说明儿再说行不行，他说不行。”李玉林只有披衣起来。他们两人骑自行车回市里，他们住的不远，边走边说……在现在市中心的一块大标语牌下面站下来，各自拿出自己的烟，边抽边谈。“其实，他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是上面考察我，他来做思想工作。”他们之间有意见分歧，时间到了28日1点，他们都累了，就分手各回各家。“一个多钟头以后他就给砸死了。”

　　震后，李玉林穿着三角内裤回到矿上，他搭床休息的办公室已经倒塌，那张床“都给砸酥了”，假如没有那位书记，李玉林也肯定是“7·28”的遇难者。

　　书记成了李玉林的救星，李玉林才有可能成为唐山的“速报神”。

　　只有我才能办这件事

　　震后还有余震，家里的房子都塌了，李玉林救出了家里的爱人和孩子，就踩着废墟往矿上跑，边跑边看——“除了有的电线杆和树是立着的以外，房子趴下了，到处是瓦砾。你不知道那时候是多静！感觉整个世界就剩我一个人了。我都能听得见自个儿的心跳！”

　　震前天气闷热，震后就是下雨。房倒屋塌之后，路都没了，李玉林穿着三角内裤沿着被震成“S”形的铁路线跑，“铁轨拱起来一人多高”。李玉林当时判断“这绝不是一般的地震！”到了矿上，他看到楼房都倒了，对面的市委办公楼也平了。

　　“当时我想，这么大的灾难，可就不仅是我们开滦受灾了。没有救援不行，大的救援只有找党中央，他们派军队来。”李玉林当志愿军参加过抗美援朝。他朝矿办门口跑的时候，恰好来了一辆红色救护车，是矿上救护队司机崔志亮赶来救人的。

　　“小崔，你马上掉头跟我走！”当时一起上车的还有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和矿机电科绞车司机袁庆武。他们约定，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把唐山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

　　当时去北京方向有几条路可选，南线走芦台、天津到北京，这条路远50多公里，而且有几条大河，如果桥梁被震坏，绕路会拖延时间。北线有两条路，一条是唐山经丰润、玉田；另一条是唐山经韩城到玉田。这两条线都要通过还乡河水泥大桥，如果桥坏了就无法前进。“但后者有一木桥，一旦桥坏了，还可以绕行”，李玉林说，“后来知道，我选对了，那几条路都震坏了。”

　　唐山地震，周边也是房倒屋塌，“特别是周围的村子，路上都放满了尸体和受重伤的人，走过去都不可能。”村民们拦住了救护车，红了眼的要拉着伤员去唐山看病。李玉林告诉他们，唐山都震没了。村民还要让车送伤员去别的地方的医院。

　　“这时我看见我们矿上的小伙子也在人群中。我是管工会的，认识人多，但他们认不出我来了——当时我满身都是汗水、泥土还有血污。我是李玉林！我喊道。我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意图。”这些小伙子马上向乡亲们解释：“这是我们矿领导，是向党中央报告灾情的，快给闪开！”这样，他们一起动手，把道路上的尸体清走了。

　　回想起来，在当时的唐山，也只有李玉林能完成进京报信的任务。李玉林总结自己同时具备了四个必要条件：

　　一、只有开滦唐山矿还有辆车没砸坏，我又是现场唯一的矿领导，有权力紧急调用。而且司机小崔的爸爸和我是抗美援朝的战友。我既是领导又是长辈，换了人就不行。

　　二、我是唐山的活地图，如果进京路线选错了，那时间就白搭了。

　　三、我是分管工会工作的领导，平常和职工们打交道多，起码大家都认得我，不然即使出了唐山，村民们没人管你，他们只想把伤员送医院，肯定车被抢了。

　　四、我是军人出身，我知道救大灾靠军队，而军队动用只能是党中央，“即使动用一个连，也得中央点头才行”。

　　并不是一开始就去北京

　　李玉林奔北京乘坐的那辆红色救护车，后来，被称为“地震之后第一辆苏醒的车”。

　　7月28日凌晨4点10分左右，地震发生后不到30分钟，这辆车拉响警报，警灯闪烁着从开滦唐山矿开出，拼尽全力奔驰向西。

　　应该说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去北京的，而只是想着给上级或更上级打一个电话，迅速报告这里的情况。而这个电话，直到他们赶到北京的中南海也没挂成。

　　“车刚出门，迎面遇到矿上公安分处副处长，我就喊：‘我们出去挂电话，走哪儿算哪儿，你赶快组织人保矿……’车沿着新华路玩儿命跑。我一看：那儿还有地委，哪儿还有军分区呀？即使有，也找不着了。小崔就跟我说：‘李叔，你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我就说：‘朝西跑就没错！’”

　　一路上都没找到打电话的地方。

　　车跑到了蓟县。恰好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的几个工作人员寻找震中，他们刚刚赶到蓟县。“你们是唐山的？这样吧，你们派一个人跟我们回唐山，我们派一个人带你们去北京。”于是，袁庆武跟他们的车返回唐山，他们一位姓卞的人上了红色救护车。“当时脑子紧张得都要崩溃了，我们总想着电话快，但到蓟县也打不通。唐山到玉田是小崔开的，我从玉田接着开到通县。”

　　直到通县，李玉林和曹国成还要从一个工厂往北京挂长途电话，看门的老头儿说：“你都到北京了，怎么还找北京啊!”

　　过了通县，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时候天已经亮了，红色救护车向建国门飞奔。李玉林说：“十万火急，咱们只有到党中央、国务院去。中央领导现在正等着了解唐山的情况呢！”大家一致同意先报告中央。

　　北京市内的路宽了，车速更快了，“当时路边到处搭着地震棚”。但党中央究竟在哪里？“中南海应该有中央领导，就直奔那儿吧！”

　　离新华门还有不到两百米，“呼啦一下不知哪儿出来大约有一个班军人，都端着枪。我一看这阵势，就到第一个华灯底下停车。这时从六部口那边跑过来两个民警，我就蹦下车了，我说我们唐山地震了。他一看我穿着三角内裤，满身又是土又是血的，像是实话。”

　　李玉林说明情况后，民警告诉他这里是咱们的国门，只有国家的元首和总统才能走这个门呢。“我们按他给指的地方，来到了国务院接待站。”

　　一个50多岁山西口音的干部接待了他们，问明了情况，让李玉林他们赶快把政治面貌等情况写下来，然后就进去打电话，接着，一分钟就出来了：“赶快上车！”

　　上车的时候，李玉林披上了车里修车用的破大衣，穿上了在蓟县借的裤子。

　　“我到紫光阁的时候，几位首长正在里面急得来回走动……”由于总看电影的“新闻简报”，李玉林很容易认出了里面的几位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吴德和吴桂贤。纪登奎问：哪位是唐山来的李玉林同志？李玉林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首长，唐山全平了！赶快救救唐山！

　　“当时除了吴桂贤，每个副总理都过来和我拥抱。”李玉林的衣服很脏，和他拥抱时，副总理们的衣服都被弄脏了。“纪登奎副总理问：李玉林同志，你的家人怎么样？我说我跑出来就来北京了。他一边抱着我一边大声地说：‘李玉林同志，你是好同志！好同志啊！你往里边请！’”李玉林说到此处，泪流满面，沉浸在回忆中。

　　大家在会议室圆形围坐，几个副总理把李玉林围在了中间听他汇报。“听完了以后，纪登奎跟我说：玉林同志，你是从灾区来的，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听你的，你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你就说吧!”得到了表扬，李玉林大胆提了三点建议：一、赶快派解放军到唐山救灾，人越多越好；二、把全国各大矿务局的井下救护队，全部调往唐山；三、调集全国的医疗队带着药赶赴唐山。“几个副总理一边听一边记。陈锡联站起来，命令等候在一边的各个解放军首长记录，陈锡联命令那些具体部队，现在李玉林还能清楚地记得：“各部队不集结，不动员，接到命令立刻出发！边行进边集结，方向——唐山！”

　　纪登奎根据李玉林的建议，当即指示铁道部的一个副部长和空军一位首长，要他们到5号房去研究一个空中运送救助队和医疗队的方案，“两位领导接受任务之后就出门往5号房走，纪登奎同志在后面说‘给我跑步！’两个领导就跑步走了。”这时，陈永贵说：“参加抗震救灾紧急会议的人都到齐了，这件事我去落实。”李玉林往外边一看，东南面另一个大会议室，人已经满了，院子里也都是小卧车。

　　“临走的时候，纪登奎跟我说：你有事情就直接给我打电话，找我们谁都行！”

　　上午10时左右，中共中央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务院成立了抗震救灾办公室。毛泽东批准陈锡联、纪登奎和吴德全面负责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工作，并授权他们可以调动部队和动用军需物资。地震当日，救援人员火速驰援，慰问电、慰问信、汇款、粮票、大批救灾物资飞向唐山……

　　当天下午6点钟，李玉林回到唐山。

　　中央当时对李玉林这一举动的评价是：“为中央的救灾工作抢出了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虽然如此，李玉林中南海之行后一直有着一个莫大的遗憾：“你说我当时为什么没跟中央要吊车(起重机)呢？如果要了，那唐山该少死多少人呀……”

　　这个遗憾李玉林抱了30年，至今还逢人就检讨。(记者 郑建峰)（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