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很引我们公众的愤怒。我们现在的研究者，很多人以孙中山革命天然继承人的身份自任，所以，对于袁世凯当总统，感觉他是从我们手中窃的国，对于袁世凯称帝，更觉得自己也受了骗。众所周知，做皇帝之前，老袁曾向许多人包括他的亲信冯国璋等人表白过，自己没有称帝的打算。我们气愤的是：老袁这个老猾头，不但骗我们革命人民，居然连自己的亲信都骗。

    我觉得在一点上，老袁有点冤，我认为，老袁一开始并没有称帝的意思。他曾向陈裕时表白过：“外头人说我要做皇帝，这个皇帝是最要不得的东西，不是清朝就在你们手里推翻了的吗？我是在全国国民宣誓忠诚下就职的，怎么能说我要做全国人民所推倒的玩艺呢？你是对历史研究很深的人，当然知道有史以来做皇帝的都没有什么结果…”。老袁对心腹爱将冯国璋的表白是：“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我今年58岁，就做皇帝能有几年（说得真准，还几年呢，就做了83天）？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唐德刚《袁氏当国》）。

    看老袁的话，发现他倒挺明白的一个人，可是挺明白的一个人，为什么最后却一失足成千古笑谈了呢？

    我觉得，坏就坏在老袁心里有“贼”，这“贼”就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中国小农特有的皇帝梦。陈胜吴广说：“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刘邦说：“大丈夫生当如此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就连孙悟空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般人看到的，只是民间的造反意识，却看不到背后其实是“缺席者对于就席者的那种嫉恨” （李劼语）！更看不到这种嫉恨所导致的中国历史的惯性－所谓的革命与起义，其终极意义只是朝代的更迭！

    对比一下邻国日本人，则发现他们胸中坦然，心中无“贼” 。2004年3月17日的《读书时报》第八版，载有赵冬苓的一篇文章《和森村诚一聊战争与和平》，其中有一个细节，森村诚一两眼放光地评价中国：“我非常喜欢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简直太喜欢了。中国历史比日本的精彩，里面有许多很民主的东西。比如，任何人都可以当皇帝－你能设想随便什么人当天皇吗”？森村诚一说得对，日本历史上，幕府将军们多厉害啊，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没有取天皇而代之呢？相反，我们中国特色的民主专制制度下，任何一个农夫都可以在心里做贼—当皇帝。袁世凯有此心贼，只是原先的他并不明白，或者说感觉不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贼心才有所膨胀，而里里外外的亲信与所谓的国情又加速发酵了他的贼心，就别说“各省公民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女子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的起哄了，就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古德诺都写了一篇题名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登载在美国的《亚细亚日报》上，强调中国人只宜“君主立宪”的。当然，傻乎乎的古德诺是针对拉丁美洲当时的状况特别是针对墨西哥的教训而言的，众所周知，墨西哥也建立了共和，可共和的缔造者迪亚斯独裁了30年（1876至1910），共和不共和，帝制不帝制，非驴非马的，结果，他去世之后，由于没有法定继承人，反而让墨西哥出现了长期的战乱。按唐德刚先生分析，古德诺的意思是：既然历史条件与国情导致画虎不成反类犬，走什么“共和”，还不如干脆称帝算了，这样有了稳定的接班人，国家也不至于动乱。依我看，古教授很有些稳定压倒一切的意思。傻子遇上了傻子，他的话，可能催化了老袁的那颗贼胆，于是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傻乎乎的表示：“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

    一般人看到的，是袁世凯的厚脸皮，而我看到的，则是一个老头子的可怜！中国哲言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破心贼，谈何容易啊。能做到这一点的，世上没几个人啊。哲学家有一个，元代的理学家许衡，和友人们路过一处无人看管的梨园，大家都摘着吃，只有许衡没有动手，说下了一句千古名言“梨虽无主，吾心有主”。中国出世的高僧们，也能做到，有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半夜借宿寺中，主持领她走进一房间，她问“门上缘何无锁”，主持回答“门上无锁心中有锁”。政治家也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华盛顿。心中无贼，或者说心中有锁，外人再起哄，我心有主。　可叹袁世凯修养不到，而且，一个梨子，一个女人，跟一个皇位的份量也不一样啊。假设许衡面对的是无人就座的皇位，倒不见得还能保持住我心有主的从容。假设一个僧人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女人而是全天下女人任有我挑的盛宴，也不见得还能操持住我心有锁的风度。再说了，朱元璋不是曾经为僧么？而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永远结不出华盛顿这样的果子，中国政治家，更没有此等修养，有的只是司马昭之心。历史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海派学者李劼才会说：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

    可惜了，袁世凯缺少李劼的智商，他就不明白，在中国，不穿龙袍，照样是皇帝。巴巴的搞小女人扶正的游戏，这丑可就丢大了，小样儿嘛！从这方面来讲，老袁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不过最惨的是那个古教授，1914年，他刚刚被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聘为校长，声誉正隆，名声甚至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上，共和党曾有意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较量一番，但是却因了助袁世凯称帝这一臭招而身败名裂。当然，与他同时臭的，还有一个中国的杨度，据说老袁临死前，连喊三声“杨度误我”（至于为什么喊三声而不喊四声，我就不得而知了。好象宗泽在临死前也是连喊三声“渡河”呢，事不过三，估计是三比较吉利吧，否则国父为什么不多不少的发明一个“三民主义”而不是“四民主义”或“二民主义”呢？）。杨度听了之后，跟死去的老袁辩论开了，他给老袁送的挽联如下：“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老袁没有机会与杨度辩论了，但是老袁这一失足，好歹拖了古德诺与杨度做垫背的—自己一个人臭还不过瘾，大家同臭！以至于直到今天，大家一听这俩人的名字还直想掩鼻子。由此给我们后人一个深刻教训，给政治家炮制理论时，悠着点，否则一不小心，就跟这些臭主子一块儿失足了，那多冤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