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绵延千年的史官文化价值体系中，“秉笔直书”一直是个若即若离的理想境界，即使在政治较开明的当下也是如此。 

●如何不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名利纷争所左右，如何避免把地震志书写成领导功劳簿？如何甄别选择性记忆？

●对于英雄群体和先进典型人物，如何规避“生不立传”的修史祖训？

●对于范跑跑、“背妻男”吴加芳、救人小英雄林浩等地震中有争议的人物，如何不受外界的好恶褒贬干扰？

●如何书写地震预报、应急体系、基层重建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它们与当下的宣传基调相左，却又是真实存在？

一场规模浩瀚的国家修史工程正在中国首都北京和西部数省市悄然进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的第一次。

未来3年里，从中央到地方共一百多个部门将通力合作，把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修编入志。这部1100万字的官方地震志，其耗时之长、投入之巨和史料之详备，被外界寄望为“一份对历史和后人的答卷”。

这场继灾难之外新的“历史大考”，同时也把一个长期脱离公众视野的特殊群体推上前台。在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修志传统中，他们被称为“史官”，现在则叫“史志工作者”。

这群执掌历史书写权杖的“当代司马迁”，第一次站到历史关口，并试图寻找正确的选择。

离休干部上书中央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史志工作的共产党员、离休干部，窃以为最适当的形式莫过于志书。”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来袭，在客厅一张桌子底下度过那黑色3分钟后，前四川乐山志办（全称乐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编审王水开始痛恨时光飞逝——他已经75岁了，衰老和顽疾阻止他冲往前线。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纠缠着王水。灾难和灾难中的人性让人动容，一个积养了二十多年的职业敏感强烈起来——“这将是个不同寻常的时刻。”

接下来的事实验证着这个判断，汶川地震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影响世界的大事件。这激发了王水的职业使命感。他分析了震后初期的信息传播形式，发现现代化手段虽然让信息更海量和多元，但欠缺也很明显。“它们都是零散的历史片段或截面，经不起时间的历练和推敲。”

在酝酿了数个晚上后，王水决定做一个大胆的尝试——上书中央，建言地震入志。“只有志书才是记录事件最系统与最全面的形式与载体。”王水说，“但人们总是忽略了它的价值。”这种愤懑几乎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总是自嘲“为他人做嫁衣裳”。

几乎是带着点书生意气和为己正名的冲动，2009年5月26日，一封言辞恳切的短信悄然寄往北京。“官大了太忙，官小了没权。”王水这样考量。

在信中，他说：“……以什么样的形式，以何种速度，形成文献，载入史册？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史志工作的共产党员、离休干部，窃以为最适当的形式莫过于志书。”并大胆建言：“……如此建议可取，请转呈温家宝总理，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名义进行编撰……”

两个星期后，被王水预测“不太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找到了他，说信收到了，但囿于对方志工作不了解，需要他进一步阐明设想。

王水又伏案一夜，提出了关于地震志“一圆一纵数横（即概述、大事记和分类别记述）”的架构方案，次日用传真发给对方。

随之而来的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事实上，王水的意见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先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对编纂地震史志进行讨论和研究，再是四川、广东、江西、北京志办专家受邀赴京，共同起草建议方案。在得到有关中央领导的批示后，10月下旬，地震志编纂计划获国务院批准。

远在乐山且几乎失掉信心的王水亦意外受邀赴京见证历史时刻。

为了这即将展开的新旅程，他特意准备了一双新皮鞋。在11月6日的中南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离休干部坐在一群顶级专家中间，倍感光荣。后来，大会还用专车送他参观了鸟巢和水立方，票据都被他贴身收藏在一个信封里。

一项庞大的修史工程就此启动，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由国家层面组织编修的大型志书。对中国史志界来说，这是一个久违的时刻。

建国后方志60年
    中国方志孕育于春秋战国时期，发端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型、定型于隋唐两宋时期，元明时期有所发展，而极盛于清代，民国时期则承其余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编写新方志列为20个重点项目之一，要求全国各县、市迅速编写出新地方志。
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这标志着建国后第一次修志热潮的来临。到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530多个县建立了修志机构，其中250多个县编出了初稿。此期的志书过多地记载了阶级斗争，在资料方面亦存有不实之处，宣传色彩较多，影响了地方志的质量。
    这次修志热潮，随着经济困难和“文革”的开始，很快衰减并完全中断，已建立的修志机构处于瘫痪状态，继之撤销，全国的普修新方志工作也被迫中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修志工作恢复，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普修新方志的活动开始。1980年2月，国务院指示各地“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三年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具体负责领导全国的修志工作。到1995年，全国新出版的地方志已达5000多部，平均每年修成志书100部以上。
    如今，各地史志机构，地位不等，但在行政序列里边缘之势明显，有挂靠于社科院名下，有受命于政府研究机构，各地因事而异。方志的记载形式也在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下，渐入被遗忘的困境。
（南方周末记者叶伟民 整理）

从边缘到前台

他们的身影如此遍布，但身份却从未显著——人们更愿意把他们视为新闻记者或政府秘书。

作为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发生地，四川省承担了这次国家《抗震救灾志》的主要资料搜集任务，亦为自己编撰四川志积极筹备。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现代“史官”们再也无法恢复以前的平静生活。他们一度徘徊在地方行政序列的边缘，不为人所知。因为地震以及灾后存史、教化、资政等的需要，这个群体突然被推向聚光灯下。

若不是地震，55岁的都江堰志办调研员续新华应该还在办公桌前整理繁琐而枯燥的统计数字。这种无声而缓慢的工作已经持续了13年，但即便兢兢业业，他编的书除了寥寥的专业用途外，大多用来装饰书架。

续新华之前是畜牧机械研究员，这看似与“史官”风牛马不相及。中国的史志行业，多少年里因为地位边缘，人员构成多属半路出家或是照顾安排性质，一个关于基层史志工作的流行说法是：一个老头花几千元再雇几个老头，然后写本书。

但地震改变了这一切。地震后第一时间，续新华乘坐军方直升机抵达汶川，搜集了第一手的震中素材。在后来近半个月时间里，他和同事又拍了数十个小时的视频资料和上万张照片，并及时汇总都江堰市历朝历代遭遇的地质灾害，提供政府决策。

“这些都是历史，这才是真正的史官。”续新华和他的同事赢得了尊重，他们不再是人们往日调侃的“闲职人员”或“酸文人”，而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和资政力量。

被这种职业使命感促使的还有灾区数目众多的基层“史官”们，他们的身影如此遍布，但身份却从未显著——人们更愿意把他们视为新闻记者或政府秘书。

“最起码再不用过那些到处推销志书、连电话费也交不起的狼狈日子了。”北川县志办副主任陈志伟说。震前，这个5人机构每年只有1万多元的办公经费。地震让这里死伤过半，史料全部损毁。出于震后存史编书的需要，县政府现在把人员增拨到8人，“而且全面保证运作资金，还准备配辆车”。

现在，正名的时刻到了，参与“国字号”史册，是一种号召，更是一种吸引。而对于史志机构来说，则站到了一个新的现实平衡点，在未来这场多部门协作、多战线参与的修史战役中，史官们必须学习适应新的法则，调和各方利益和需求。

这也意味着，史书上的某些原则在特定时候难免会遭遇挑战。中国绵延千年的史官文化中，“秉笔直书”一直是个若即若离的理想境界，即使在政治较开明的当下也是如此。

碰壁《大事记》

初稿上交后，一万二千多条条目的篇幅被砍去了四分之三，至今《大事记》仍在审订。

地震发生后，“及时存史”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共识。早在地震发生初期，四川已经率先做了这样的尝试。

2008年11月，当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秦安禄接到国家修纂《抗震救灾志》的通知时，他的下属陶利辉与吉正芬正在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里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地震发生后，省政府安排他们全程跟踪指挥部工作，像古时候的“史官”，随军记录要务，写进史册。

而这些记录最后将归集出版《四川5·12抗震救灾指挥部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旨在记下历史，给后人一个交代。

出发前，一位领导叮嘱陶利辉他们：“在不违背保密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多搜集材料。”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史料的散佚。事实也证明，它将成为日后官方修史的新鲜血液。

指挥部设在省公安厅里，走进一楼大门，一股“战时”状态的气息就把两人包围——每个人都在奔跑，大幅电子屏幕上不断攀升的唐家山堰塞湖水位更把紧张气氛渲染到极致。

两人被安排到二楼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们与另外3位来自省政府办公厅、档案馆的同志一起，每天处理如雪片般飞来的部门工作简报。

“上面都是最鲜活真实的历史。”44岁的陶利辉说。这超出了他的惯常工作经验——不再是以前坐在办公室整理“二手历史”，而是直面第一手真相。

“成都军区第一道命令的真实内容是怎样的？”“省领导地震当天具体几时几分到达都江堰？”“北川灭城的消息如何被带出来的？”“敬礼小孩真的在敬礼吗？”“范跑跑该不该记下一笔？”……

这些在外人看来如“X档案”的内容，在参与的史官眼中却是严肃的学术问题。“越精确越好，我们拒绝诸如‘第一时间’、‘高度重视’这样的模糊说法。”陶说，“但偏偏大家习惯了这样的措辞。”

有一次，某部门在一份工作汇报中把地震发生时在外出差的领导写成亲临现场指挥，发现问题后，史官们与之协商修正，对方不以为然，认为“很正常”；而一位领导在整理好的纪要里没看到关于自己的内容，便打电话来批评。

正因为这些暗藏的局外因素，编纂小组对“大事记”内容的考据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们曾经为确认一个数字而翻阅二十万字的材料，为确认一个时间而打十多个电话。甚至为了核实一位省领导的具体行程，而向另一位省领导当面求证。

除外，他们还要查阅大量的非官方资料，如志愿者的日记和民间口述等，以弥补媒体和政府的视角盲区。“我们希望能全画幅描写灾区社会图景，并强调人民的自觉性。”

但在《大事记》最后成稿时，一些观点分歧还是出现了。陶利辉等认为入选条目要反映整体救灾进程，而不要单纯写成指挥部成员活动一览表，更不是领导行踪录。

初稿上交后，一万二千多条条目的篇幅被砍去了四分之三，至今《大事记》仍在审订。

“一次不太理想的尝试。”陶利辉说，“大家对如何写史的共识还是需要磨合。”

写，还是不写？争，还是不争？

“官书官修，零禁区是不太可能的。”

留给现代“史官”们的时间并不充裕，这是一场和灾区重建一样紧迫的战场，他们需要和人们的记忆赛跑。

而地震引发民间出书潮，那些充斥市场的各色报告文学或回忆录，对史志来说几无帮助，史官们只能从头开始。

在指挥部工作的日子里，四川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史官们已经时常工作到凌晨，有的干脆洗漱也留在单位。但这些都是小事情，他们不断遭遇着一些难以排解的焦虑——协作单位给他们提供的资料越来越像光荣榜和领导功劳簿。

2009年5月19日，这一天的整个白天，吉正芬将应邀“舌战”某行业部门的18名代表，主题是：什么是合格的史料和志书体例。还没出发，她已经为对方提供的一份材料而忧心忡忡，虽然对方自诩感觉不错，但在吉看来，这只是一份由科普知识、业绩回报、领导讲话和企业广告糅杂起来的宣传材料。

“修志讲究平铺直叙，只需说事，不需议论。”吉正芬说。但在中国当下已成惯例的官方语态下，这个愿望却绝非简单。在随后的协商中，纵使一再小心翼翼，对方还是读出了她的不满。有些人沉下脸来，有些人保持沉默，剩下少数据理力争者则批判志办的人是在搞“老八股”。

既然僵持无济于事，妥协则成了某种必然。“你必须守住你修史入志的原则底线，然后不断去说服对方。”吉说，“这需要异乎寻常的耐心，也免不了彼此的试探。”

值得高兴的是，就在最近，经过3天漫长的谈判，吉正芬与另一部门达成共识：在提供基本数据情况和阶段性的重大事件基础上，可以有选择地报本系统的突出业绩。这样做的目的既保证材料的打击精准，也照顾了对方的立场和心情。

对这些史官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大进步。在一次饭后散步时，一位工作人员与当考古学者的丈夫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并自嘲“像个小贩在讨价还价”。

而同事陶利辉则更多地思考一些创新的问题。在史志学界，“五原则”的祖训已经延续千年：存真求实，详今明古，生不立传，述而不论，横分纵述。而此次国家志的编纂在史实沉淀、人物臧否和表现形式上都遇到新的挑战。

例如对于英雄群体和先进典型人物这一环节，就在某种意义上与“生不立传”的祖训相违背。古人认为，在世的人仍在不断变化中，难以作出准确的评价，而且修志者容易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名利纷争所左右。

“需要有新的延伸和理解。”陶利辉说，“例如可以入志不立传，只介绍这个人在地震中具体做了什么而不涉其他，还可以把人物列入表格，只进行简单介绍。”

而如范跑跑、“背妻男”吴加芳、救人小英雄林浩等地震中有争议的人物，陶则表示要启动独立的追踪调查程序，不能过分受外界的好恶褒贬干扰。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秦安禄说，“实事求是是我们不变的法宝。”但矛盾还是无法避免的。秦安禄发现，这次国家志的编纂首个难题就是资料搜集，随着灾后重建的开展，很多东西都在快速消失；其次就是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不少人把志书当成功劳簿，或者采取选择性记忆，这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核实工作。”

陶利辉通过对比震前震后灾区一些经济数据，发现地震对四川经济命脉的重创远比对外宣传的要严重，几乎到了影响重建信心的程度。然而写，还是不写，这种哈姆雷特式的选择常常让他困惑。“官书官修，零禁区是不太可能的。”

同样，校舍质量、地震预报、应急体系、基层重建中的某些环节等都存在类似的书写难题。它们与当下的宣传基调相左，却又是真实存在。

“一个相对折中的办法就是求助图片和表格，”陶说，“例如校舍质量，可以整理出个倒塌学校情况一览表，包括损毁情况、人员伤亡等，也可以把这些学校的照片都集中在一起展示，看图说话，看数据说话，也表达清楚了事实。”

两代人的背影

“现在是年轻人的时间了。”

按时间表计划，国家志已进入分卷资料收集阶段，并将在6月召开篇目研讨会。核心阶段的临近让人们忙碌起来，从国家到灾区基层，史志机构一扫往日的虚闲，迎来前所未有的高效。

虽然生活充满了挑战，但一些人已经想到了更加远的未来。他们要做的，是试图改造这项看似老气横秋的事业，让志书走出文献馆，不再曲高和寡。

陶利辉正考虑他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地方志进行阐述分析。前者是西方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后者则是中国延续千年的历史传统，陶认为这两者的结合不是一种学术时髦，而是未来必然的方向。

“中国的方志不仅仅是文人舞文弄墨的产物，还是一种地情信息资源，可以开发成产品和产业。”陶利辉说。他的观点被最近一本热销书《格老子四川人》所佐证。这本剖析四川人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的小册子，基本内容完全参照方志资料，只是换了语言和包装，竟大获成功。

“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市场思维，聘请写手，项目分包都行，要把志书开发成百姓喜爱的文化产品。”一位方志专家说，“以前我们过分固守传统，把历史变成了无思想无活力的机械记录。”

广泛建立方志馆，开发地情资源，注重对个体生命的历史收集和研究，也成了现在史志学界的一个新的呼声。

外界喧闹，而75岁的王水，地震志的倡议者，从北京回来后继续享受平静的退休生活。他主编的《乐山方志志》已经出版，这被他视作晚年的集大成之作。揭开精美的硬皮封面，还能看到他专注开会的照片。

作为一名传统的老志人，他目睹了新中国方志事业在“文革”后的重生和蓬勃，也目睹其在新世纪的尴尬和转型。他经常告诫年轻人的话是：“要耐得住寂寞，甘做孺子牛。”

上次受邀到中南海开会的经历让王水至今仍心潮澎湃，后来干脆挥毫成诗以自勉。其中四句是：“庙堂虚怀闻众议，草野冒昧学卖瓜，临行老妻叮咛久，都门十月映晚霞。”

反复叨念间，王水突然握紧他的老花镜，轻叹：“现在是年轻人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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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2009-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