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拉斯今年81岁,这张照片摄于今年5月27日。
该证件显示,库拉斯是东德共产党的一员。
我愿意将自己的全部贡献给党。——库拉斯1964年被批准加入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
我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吗?即使我真的为东德秘密警察机构工作过又如何呢?有什么用呢,已经发生的一切都不会改变。——库拉斯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1967年6月2日晚,26岁的德国学生本诺·欧内索格前往柏林德意志歌剧院,参加一场抗议伊朗国王来访的示威游行活动。这是欧内索格平生第一次参加学生游行,也是最后一次。
一名西柏林便衣警察———卡尔·海因茨·库拉斯,声称受到示威学生的威胁,射杀了手无寸铁的本诺·欧内索格,事后被无罪释放。
无辜学生的死亡和警察无罪释放立即点燃了学生的怒火,催生了上世纪70年代极左翼组织“红军旅”的恐怖暗杀活动,影响了整整一代德国人。
然而,最新解密的档案披露了令人惊讶的内幕:被认为是“法西斯侩子手”的库拉斯是东德国家安全局安插在西柏林警察局的间谍。这一发现令德国举国哗然,人们不禁反思,如果当初知道制造血案的是一名东德间谍,年轻人的愤怒是否会转向?历史的进程是否会有所改变?
卡尔·海因茨·库拉斯,这位81岁的老人,在柏林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常常倚靠在房间的铁门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啜饮,偶尔烂醉如泥,妻子也拿他没办法。不高兴时,他会大声骂人,而对自己的间谍生涯,他缄口不提。但是,最新解密的档案又一次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人们不仅记得他那改变德国进程的“致命一枪”,更惊叹于他作为东德间谍在西德的“潜伏风云”。
自愿成为东德间谍
库拉斯的秘密生涯始于1955年4月19日。那一天,这位西德警察前往东德执政党“德国社会统一党”总部,对守卫说,他希望“和国家安全部的代表取得联系”。库拉斯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受到接见。
库拉斯说,他对西柏林的政治发展感到失望,愿意为东德效劳,他相信东德能创造一个更好的德国。
经过一番冗长的交谈,库拉斯被招募为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组织(Stasi)的一员,但继续留在西德的警察队伍中,伺机提供情报。
当年4月26日,库拉斯和东德情报人员第二次会面。他用一手漂亮的字体写下了“决心书”,上面写着“尽管我在政治上未受训练,但我相信东德选择的道路代表着正确的方向。为加入这一进程,我将忠诚地向安全部代表汇报与西德警察有关的情报……我的情报将署名为‘奥托·博尔’。”
警局内大展拳脚套情报
此后的12年里,化名“奥托·博尔”的库拉斯为东德秘密警察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如西柏林警察内部的人员名单、人事调动、部门运作情况、在火车站设置的警察办公室草图和东德的叛变者名单等。
他在警察局四处结交朋友,套取情报,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装了一套秘密电台,甚至将窃听器装到警察局上司的办公室。他把一个微型照相机藏到走廊的壁架里,晚上偷偷用它拍摄文件情报。
尽管如此,库拉斯却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甚至赢得了“勤勉”和“热心”的美誉,获准将官方文件带回家。他迅速得到西德的重用,升到警方“第一特别调查组”任职,还被委派了重要任务———截获东德秘密警察组织的通信情报。
为了使“潜伏”生涯更加稳固,在东德上级的授意下,库拉斯加入了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库拉斯已经在1964年被批准加入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
此外,他被指派了一项代号为“罗密欧行动”的任务,即争取与警察首长的秘书结婚。不过,数次试探后,库拉斯感到完全不可能和那位女士发生任何“罗曼史”。他在报告中说:“我对她完全没有感觉,如果这项任务不是‘非常必须’完成,我希望放弃。”
总体而言,库拉斯的情报可信度高、叙述详尽、他本人对情报工作全心投入。他的“忠诚”也换得大量报酬,期间他总共获得2万马克———这在当时的西柏林可是一笔大数目。
枪击大学生断送间谍生涯
然而,库拉斯的双重身份一直困扰着他。身穿西柏林警服,库拉斯不得不对他的东德同志们使用残酷手段。作为第一特别调查组的核心成员,他常常参加审讯那些被捕的东德间谍。每次经历这些内心和行动的矛盾挣扎后,库拉斯总是异常沮丧,只得到酒馆买醉,去射击场练枪来消解。据说,他喜欢收集枪支,是一名神枪手。
库拉斯的秘密接头人、代号“洛蒂”的中年妇女在1965年1月26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博尔(库拉斯)跟我说了一些疑惑,因为他不得不逮捕一些民主德国的同志。我鼓励他保持工作的稳定状态,即使逮捕一些人也没有关系,这是为了获得更重要的情报。”
不过,1967年,当库拉斯将枪口对准示威学生本诺·欧内索格时,他显然表现得过了火。
尽管许多人认为,他是故意在西德制造动荡和不满,但是库拉斯不承认枪击行动受到了东德秘密警察组织的指使。在东德警察的解密报告中,对这起枪击案的描述也是“一场不幸的意外”。
枪击事件后,东德秘密警察机构便切断了和库拉斯的一切联系。此后,库拉斯两度被起诉犯有谋杀罪,但都被判无罪释放。
在几度谍海沉浮后,他曾为之效力的机构都抛弃了他。1971年,人们曾在一个公园里发现了醉倒的库拉斯,身上只有一把刀和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他的枪支。
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仍然声称他是“误杀”欧内索格,承认自己加入过东德共产党,但否认自己的间谍身份。“我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吗?即使我真的为东德秘密警察机构工作过又如何呢?有什么用呢,已经发生的一切都不会改变。”库拉斯说。
反思
库拉斯“潜伏”伤害了谁?
库拉斯射杀欧内索格的那一枪,一直被认为是“改变德国时代进程”的一枪。库拉斯身份的披露,引起了德国全社会的激辩,愤怒的人甚至要求剥夺库拉斯的退休金,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他不应得到全套的国家福利”。
上世纪60年代的东德和西德仍是两大阵营的冷战前线。欧内索格死后,政府控制的媒体封杀了消息,库拉斯被无罪释放,这一切成为左翼学生的集结爆发点,战后西德最激进好战的极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旅”成立。
“红军旅”三十年间共犯下34次谋杀案,制造多起银行抢劫案与血腥爆炸攻击,造成了34人死亡和无数人受伤,受害者包括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等政商界要人。1977年,由于“红军旅”和境外极端恐怖组织勾结,导致联邦德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史称“德意志之秋”。
库拉斯身份的披露促使无数德国人开始思考,当初所有的激进行为是不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如果他们知道库拉斯受到“社会主义理想”而非“纳粹思想”的驱使而行动,是否还会有那般强烈的反应?
德国媒体称,如果当时库拉斯的东德间谍身份被调查出来,西德当局就不会包庇他,库拉斯很可能被判有罪,从而平息学生们的怒火。不过,无论库拉斯的真实身份是什么,都无法改变当时左翼学生明显的反现代社会情绪。(吴妮)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