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夫妇视察霍家店村的照片被放大，挂在村委会的内墙上。十一年前的那次视察，成为霍家店村有史以来最风光的时刻。这个光荣属于整个吉林省梨树县，1986 年，梨树脱颖而出，以其开创性的“海选”，引领了全国村民自治民主的浪潮。霍家店是梨树县所有村落的领头雁，除了海选，它还是梨树第一工业大村，近来还被树为新农村建设的样板。

    将时光倒溯到60年前，梨树正经历一场席卷全县的土改风暴。在战争年代获得丰富农村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依照一幅蓝图进一步实践理想。划阶级，定成分，将私有耕地进行了一次性均分。紧接着，互助组在全县推广，伴随历次政治运动不断升级的结果，是最终催生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在梨树存活了大概二十年，然后被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

    作为一盘棋似的全国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梨树的运行轨迹，契合于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农村变革的脉络。自主性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获得的，领一时风气之先的“海选”即是这种情境下的产物。在新时期，梨树县亦遭遇了典型性的“三农”困境，这并不因它作为海选发祥地而有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梨树农村变革的历史，是整个中国乡土社会6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

    翻身土改

    1949年初，土改在率先解放的梨树已大体完成

    “穷人要翻身，全体一条心，打倒地主省他剥削人，咱们穷人解解恨，老乡们哪，咱么穷人解解恨……分了他的田，分了他的房，分了他的骡马和牛羊，这才理应当……”

    这是解放初梨树县流传的《翻身歌》。1947年11月，梨树开始持续约5个月的土改“流血斗争”。农民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等几个阶层，其中前两者被定性为剥削阶级，受到批斗，部分“罪大恶极的”就地枪决，他们的田产也被瓜分。

    这次土改因国民党军队领导下的“还乡团”进驻而被迫中断，那些在土改斗争中被鼓动起来的积极分子，开始受到报复。其中，“恶霸地主”李国峰、李国彩兄弟，在共产党北退后回村当了清剿队长，进行“倒清算、倒翻身”，“把群众分得的果实和群众自己的财产全部夺去，家中养着蒋匪谍报队，到处捕捉我农会干部和翻身的农民。抓住除进行严刑拷打外，还装大麻袋里由房顶上往下扔，称作‘翻身’，这样摔残废者十余名群众，并率领谍报队由村东头挨家毒打群众到村西头，并杀害我农会干部二名。”(1951年《梨树县镇压反革命鉴定总结》)。

    1948年冬开始的第二期土改，是在国民党在东北完全败溃的背景下展开的。过“左”的土改实践已被检讨，这一期相对要和平得多。

    在霍家店村生于1936年的雇农之子吕德贵记忆中，土改是在村里一个叫下洼子的地方对地主的批斗，家里凭空得来的一垧地，以及十几岁的自己有了去学校读书的机会。原本“房屋一间，地无一垄，靠给人扛活为生”的李海深家，命运也在1948年有了转变。“共产党给穷人好处，我们都拥护他们。”和吕德贵同龄的李海深，对下派到村里分田的工作组———“基干队”印象甚好。

    即便在所谓的第二期“和平土改”中，“打人多，并死了一些人”仍是突出的特征。距梨树县不远的铁岭县自杀和被打致死者有四个，梨树未见死人的报告，但其下辖的46村，就有115人被打。梨树县受到辽北省委批评的另一“无组织无纪律”问题是，存在“对小地主富农不是征收多余部分而是没收”的现象。

    土改过程中斗争的地主富农达25045人，约占梨树总人口的 7%，也就是，每14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要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像吕德贵、李海深这样没有任何耕地的雇农，在梨树县并非普遍状况。土改前，梨树县雇农人均占有土地也有1.5亩，贫农是5亩。被作为团结对象的中农人均占地是10.6亩，而被“打垮”的富农人均占地26亩，仅为中农的两倍多一点。

    虽然有一些相应的指标，但有些人的成分还是被划错了。如白木匠村一家八口的霍庆昌，虽然他已死去的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职员，但家里没有一分地，仅拥有四间房，但也被划为地主。白木匠村下属的一个屯，有7户被划为富农，但调查组认为有3户实际算中农，不是剥削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前3天，这份对梨树县白木匠村的调查报告被递交到决策者手中，群众的觉悟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对地主的罪恶认识不足”。新政权要教育他们认识剥削阶级的丑陋形象，这成为接下来每一次政治运动都绕不过去的主题。

    率先解放的梨树，在1949年初土改已大体完成。而直到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土改在其他区域仍继续进行。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才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大跃进”开始了

    半个月内复制了8个“红旗人民公社”

    土改后，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组织形式，临时互助组开始在梨树全县范围内推广。到了1952年1月，梨树成立推广“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初级社，土地此时仍保持农户私有，但要归社里统一经营，按产量作股分红。进展的速度并不快，这一年，只有58户农民组成了5个初级社。

    在关键性的1955年，梨树县已连续遭受了三年严重洪涝灾害，因对政府强制性低价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不满，遭遇粮荒的村民开始消极反抗。梨树畏发屯村一个叫范英的富农说，“我算没有粮，要粮就要命吧”，还拿出绳子对村干部说，“我去上吊，你这是逼命啊。”(这被认为是在威胁新政权)。甚至于有些村干部也带头不纳公粮，老公林村的财粮委员、文书把公粮全部卖掉了，个别农业生产合作社则把口粮全部分掉。这种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合作社也面临解体的危险，这一年的2月到5月，已经有589户农民退社，有61个初级社已经完全垮掉，还有一千多农户正在准备退出。自5月起，梨树县贯彻上级“一般停止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但毛泽东决定加快合作社的步伐，1955年10月，他“小脚女人”的比喻传遍全国，梨树也开始响应号召迈开大步进军高级社。

    高级社意味着土地甚至农具全部收归集体，消灭土地私有制。李海深此时在县里唯一的中学读书，每月还能拿到十几元的“人民补助金”，他读书并不太认真，有农活的时候就回家参与。“贫农没马没车，一般都乐意加入。”作为新体制的获益者，李海深又补充说，“有些农户不乐意也不好使。”

    高级社带有强迫性质，梨树县委发现，拒交公粮与合作社解体，与乡村中“滋长着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有关”，这影响了“支援国家工业化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整社运动。在梨树县，法院把8名“破坏征购粮分子”判了刑。县政府将一份谴责“少数不法分子”的文件，下发到各区村，勒令在群众聚集的地方张贴，并开展全面学习运动。

    毛泽东1949年提出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大范围内被引用。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被归结为农民的觉悟太低所致，那些公开表达不满者受到批斗，有的被定性为搞破坏的“阶级敌人”。不到半年时间，高级社就囊括了差不多占梨树90% 的农户。1958年8月，当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梨树县迅速行动起来，当月就成立了一个由4个乡56000余人组成的“红旗人民公社”，然后又在半个月内复制了8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取消了所有的家庭副业，办集体食堂，搞“大兵团作战”。

    “大跃进”开始了。这一年，霍家店的吕德贵正值壮年，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在工作组的监督下，“起早贪黑，天天打场，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一天一点觉不能睡。”大炼钢铁，深翻，密植……有人表示了反对意见，这其中包括梨树县二中教师赵向阳。他受到批斗，被下放到霍家店6队，掏了20余年的厕所。

    但大锅饭很快变成“大锅粥”，然后散伙了。1959年的春节，吕德贵和很多农民一道加入了“盲流”的行列，他先去齐齐哈尔，然后又在辽源煤矿下了一年井。等他回来的时候，正赶上席卷全国的饥荒。

    “代食品”年代

    一些弱者在持续一年多的饥荒中死去

    壮劳力吕德贵那时一天只有队里发下来的带皮二两粗粮，无法果腹，他开始吃“代食品”。“代食品”是一个当时流行的比较委婉的说法，把正常情况下不会被当做食品的东西拿来吃，包括高粱壳。集市贸易已被取缔，家庭副业也在严行禁止之列，甚至种点韭菜都会被批斗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粮食经由公社以低价卖给国家，用以支援重工业优先的战略。农民到手的粮食多少完全取决于大队的发放。

    霍家店村的李海深此时已高中毕业，在村小学担任教师。他饿得皮包骨，一走路肚子就哗哗响。一些弱者在持续一年多的饥荒中死去，这中间包括霍家店大队第6小队一个强壮但弱智的楚姓哑巴(据中农孙海龙回忆)。饥饿导致劳动能力下降，但公社仍然组织农民持续投入战斗。“没那么多活就找活给你干，没办法，不老实有下派来的工作组收拾你。”李海深开始到田里去偷尚未收割的玉米棒，这么干的不止他一个人。“那时我们不叫偷，叫‘拿馍’。”他说，如果地富分子被抓到就不得了，贫下中农就好些，阶级斗争仍然是时代的主旋律。

    那次饥荒过后，吕德贵发现，大家对集体劳动都不积极了。中央高层也在“大跃进”问题上产生分歧，但仍坚持“三面红旗”。吕德贵和李海深接受了官方的说法，认为饥荒源于偿还苏联贷款，农民勒紧裤腰带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都没提另一个所谓的天灾因素，因为据《梨树县志》，三年大跃进期间，仅1959年遭遇了水灾，其规模小于1955-1957年的任何一年。

    中央高层争论的结果，在梨树县也有体现。李海深还记得，1961年，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小队，次年，农民可以有自留地了。农贸集市也再度复兴。但人民公社体制，仍延续了20年，其间亦间歇性对“资本主义尾巴”进行收割。

    大跃进的教训，给中共中央的反思之一是，需要“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1961年1月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党内有代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各地大约20%左右烂掉了。批判乡村修正主义的干部和教育农民一道，开始成为农村最重要的政治生活。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将矛头指向“烂掉了”的乡村掌权者。

    “四清”开始时，李海深是霍家店二队的兽医，他有时也参加通常在晚上举行的批斗会，并发言批判刘少奇提出的 “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四清’斗得最厉害，像北老壕村一个严队长就上吊死了，个别也有被打死的。”李海深说，政治运动一年到头不断，村干部因此经常换。作为四队会计的吕德贵，也因为大吃大喝了相当于一个生产队员半年收入的七十多块钱，而被要求反省，好运的是，他没被批斗，也没失去职务。

    “包产到户”

    仍有人依恋着合作化的好处

    1957 年从县城下放到农村的“资本家”之子孙英认为，那时的政治运动也是选择性地批斗。霍家店4队有3户“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但不爱说话的佟家挨批少，话多、“不老实”的孙英的父亲每次都跑不掉。孙英性情沉默，与父亲沟通不多，他甚至不知道父亲解放前在县城开的那家小酱油厂雇了几个工。 “文革”期间，他还要亲自上阵，批判衣服上缝有白布黑字“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并与他划清界限。会木匠活的孙英急于脱离压抑的霍家店大队，他于1974年到了白山大队，那里村民不知道他是“四类分子”，村干部即使知道也并不歧视有一技之长的他。但孙英的目标是逃离农村，他又通过亲戚将户口转到了县城，并在县话剧院弄到了正式工作。

    安徽小岗村擅自“包产到户”在1978年引起高层的关注，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仍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梨树县农村，也面临着内部的分裂。1979年春，胜利公社邓永财等人以“生产队离居处太远，干活跑不起；生产队分柴分粮搞歧视”为由，强行拉马退社。但梨树县的新风大队，仍坚持大队核算，甚至连退回到小队核算的意愿都没有。这一年的11月，四平地委在有梨树县农村部官员参加的座谈会上，还表扬新风大队“是将来的发展方向，代表着未来”。

    1981年春，梨树县开始有了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霍家店大队也意见纷纭，“没什么想法，党说啥就信啥”的吕德贵此时已是8队的队长，他乐意分队。“文革”时的积极分子李海深，仍“内心就觉得毛泽东对”，还是觉得合作化好，“有保障”。“队里给分粮分柴，多好啊。”与李海深同在2队的崔文彦当时也这么想。霍家店的12个生产队中，有4个就拖着，不“包产到户”。

    天公作美，当年风调雨顺，“包产到户”的人家不愁没保障，丰收之余还多了自由。“生产队大伙一起干活不一条心，感觉不如别人家干得好，我们内心里也想分了。”1983年，崔文彦和李海深都转变了观念。该年春，全县有超过92%的生产队“包产到户”。

    海选发轫地

    村官腐败及干群矛盾问题促成试点

    孙英的父亲被平反了。没收了的四间酱油房，补偿了几百块钱，4个金戒指每个给了70元钱。1979年，中央给出“四类分子”摘帽的号召，但梨树县基层政府仍普遍存在“恐右症”，县里为此特意组织他们学习文件精神，谈摘帽的重大意义时，还要讲解“我党改造地、富、反、坏分子政策的重大胜利”。即便如此，在石岭镇，还是有“个别群众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给王宝新摘掉反革命帽子想不通，影响摘帽工作的正常进行。”

    孙英在梨树话剧院的同事张谦 (音)，是解放初当地著名大地主张绍雨的儿子。孙英说，在张绍雨被摘帽之后，负责美术设计的张谦深受刺激，精神错乱，后来上吊死了。孙英后来和霍家店2队的崔文彦成了亲家。他俩是小学的同学，孙英因为是“四类分子”被取消读初中的资格，崔文彦却得以升学。

    现为霍家店村主任的崔文彦，还记得“四清”时自己母亲从内蒙古通辽买了些黄烟，把它们缠在腰间用大布衫盖住拿回家，结果被人揭发为“投机倒把”，开大会批斗。而如今，因指向的对象已经消失，“投机倒把”这个罪名已在中国被废止。梨树县农民也在融入到城乡贸易洪流的过程中，发家致富。

    但农民负担自“包产到户”在梨树全面铺开之际，就如影随形压在他们身上。在双龙公社二队，虽然1982年“包产到户”即开始增产，但全队34户人家当年仍有20户有欠款，还有三户持平。四平地委农村工作部在一份调查中指出，主要原因是负担过重所造成，该村村民上缴的各种税费占当年总收入的69.6%，相当骇人听闻。在1992年，梨树县县委也在一份内部文件中承认，特别自1989年以来，农民负担随减负文件一样，是逐年增多。

    干群矛盾日益激化，在1991年的前10个月，就发生了20起集体上访事件。梨树县委办公室强调要严控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他们声称这种现象“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1986 年，村官腐败及干群矛盾问题，促使梨树县率先在北老壕村进行基层政权建设试点。一种被命名为“海选”的村委会选举模式由此发轫，并迅速为其他省市借镜，《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将其纳为法定选举办法。学界一度对村委会选举寄予厚望，背后隐藏着对民主的期待。但在霍家店村，也有村民对这种民主形式漠不关心。 1998年，李鹏在梨树就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研时，光顾的就是这个村子，而不是北老壕。北老壕是梨树的经济落后村，霍家店则是光鲜的经济开发区。

    村民选举对腐败的控制力有多大，还有待进一步评估。在2001年，就有70起村干部违纪案件被查处，内容涉及大吃大喝、侵占集体资金、以权谋私，以及加重那些投他们选票的村民的负担。

    接受采访的村民，对取消农业税和发放粮补款感触更深，这带给他们的利益更为直接。而不再向农民伸手要钱的村委会，在一些村民眼里变得似有似无。梨树县的村落，和其他地方一样，以自治的名义坚持着权力机构的合法性。村主任是海选出来的，但“一把手”来自村党支部，是基层政权选拔出来的。

    几千年“封建社会”延续的“皇权不下乡”传统，在民国时被打破，乡绅自治的传统，渐成一个遥远的神话。60年前，一种均贫富的理想主义，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开启了新时代的大门。那时，梨树县的雇农之子吕德贵，和他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同阶层弟兄一道，欢欣鼓舞支持新政权激进的社会变革。1979年的 “包产到户”，曾让他们慨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回到解放前的，只是每个农民非集体化的耕种方式，不同了的，是土地已经不再私有，政权的触角也牢固地在每一个村落扎了根。

    土地可以转承包，有些农民成了种田大户，或在变革的隙缝中找寻到了其他致富机会。李海深十年前离开兽医岗位，开始晚年平静生活，年迈的吕德贵则又重新回到了贫穷，村里正在为他争取救济款。贫富差距是拉大了，但绝对收入在上升。作为老大难的农民负担等问题，呈现出矛盾消解的迹象，而中央仍连续将每年的一号文件锁定在“三农”。“海选”依然是梨树开创性的骄傲，但学界对它的关注已经不高了，间或有人对其实效产生质疑；无论如何，这种民主形式仍只停留在村一级。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60年被人为断成两截，土改、合作化与“翻身”的往事，仿佛只是一个古早的寓言。在梨树，农民的命运是在延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契机。城市化愈演愈烈，但他们仍是这个乡土中国最庞大的群体。拥有了一张选票，和半自由的迁徙权利，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还在继续。

    (本文引用1949年-2001年梨树相关档案资料，未一一注明来源)

    采写：本报首席记者 韩福东

    专题统筹：李召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