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时隔一甲子，回望新中国。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说：“1949年是政权的更替，1979年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比毛泽东高。”他的多数论断前有类似的限定：“以西方视角来看。”

    “在我看来，1949年，中国是从战争和分裂的局面中获得解放，同时，她穿上了一件从苏维埃政权照搬过来的‘紧身衣’，被计划的、教条的、类似布匹经纬的东西束缚住了。”

    因为这种束缚，对农民的许诺——给他们土地、让他们不再受剥削——并没兑现。集体化、工分制看起来精确，却是违背人性的。在农村，干完一天活记工分时总有人检举：“他根本没干一整天活，蹲那儿抽了半天烟呢！”麦克法夸尔问，假设“包产到户”政策1950年代就在中国实行，今天的中国又会是怎样一幅图景？

    至于这场解放最大的受益者工人阶级，麦克法夸尔在1972年秋抵达上海时略有感知：“那是一个标准的工人住宅区、一个标准工人家庭——丈夫、妻子、孩子，有厕所，有厨房。谈话进行到一半时，我才意识到，厨房和厕所是几家合用的，而这比这位工人以前住的还要好一些。”

    当时的中国，被一系列运动给困住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直到1979年，邓小平重回中央，松开那件“紧身衣”。

    “1979年并不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开端。当邓小平回到权力中心时，他明白了一件事：1949年，中国本有机会变成强国，但错过了，因为内部的撕裂和斗争，跟帝国主义没什么关系。现在是执政党面对危机：生死存亡。于是他抛开教条，改造制度，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唤起民众巨大的创造力。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文革’一开始，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靠边站，后来毛再次将邓踢出局，几进几出，但都没有开除邓的党籍。为什么？我想，毛泽东清楚，谁能够真正管理中国。”

    如何描述1979年中国领导人的反思和抉择？麦克法夸尔显示了他运用词汇的能力：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

    怎样收拾残局，怎样书写历史

    “‘四人帮’这个词产生之前，我们西方学者管那3 个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上海黑手党’。”麦克法夸尔说。

    1979年，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不得不面对两道难题：怎样收拾残局，怎样书写历史。麦克法夸尔认为，前一道题，中国交出了令全世界难以置信的答卷——中国人以他们的精力和创造力，成就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发展速度，尽管其中也隐含不少问题。

    后一道题，几十年来，似乎一直由海外研究者代为公开讨论、海外学生代为选修课程——虽然巴金在1986年就提出建“文革博物馆”，虽然在最混乱的年代中国也从未缺少思想者和研究者——但大抵失踪或无声了。他在我的采访提纲上一笔一划写出了两个方块字“年一”——这是2007年9 月13日静悄悄去世的一位党史专家的名字。王年一教授研究那段历史半生，深受国内、国际同行敬重。麦克教授曾邀请他到哈佛讲学，但因为王教授的军人身份，未能成行。

    一位中国官员曾对麦克法夸尔说，毛泽东时代最大的浪费是知识分子的浪费。

    “他们满腔热情地想把学识和才能用于新中国的建设，比如当过毛泽东、周恩来翻译的冀朝铸。但他们很快面对一个又一个运动。”麦克提到这位还没完成学业就回国的哈佛化学系学长，也提到今天他对中国学生的态度：“我并不鼓励他们全都留在美国，但他们确实没把握回来后会遇到什么。”

    不确定性还表现在一些“不方便”上，譬如对“文革”研究的不鼓励、不公开，譬如译成了两个中文版本但至今没出版的麦氏《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仿佛总有一个声音从高处传来：“时候未到。”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出版于1824年，距离法国革命爆发35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距离法国革命67年，”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说：“也许最恰当的时候真的还没到，但这并不仅仅是时间问题。今天回顾‘文革’，除了搞清楚某些事件、人物的来龙去脉，绝大多数认真思考这段历史的人，关心的还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清理，是为了寻求另一种解释，不但能认识‘文革’，而且能认识20世纪、认识整部党史，认识这60年来的理论变迁——再没有比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推向极端更登峰造极的了。”

    无论麦克法夸尔们，还是陈家琪们，都似有各自深切的不满足。当我向他经年的研究表达敬意时，在房间里随时准备开始写作的麦克法夸尔谦虚谨慎地说：“我只是写了点东西，我只是一个局外的观察者。”

    （此节由6 月25日麦克法夸尔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解放》及接受本刊专访整理而成，未经麦克教授本人审订）

    12年后还是“不方便”出版

    人物周刊：为什么您认为“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和一些红卫兵的回忆录仅仅触及了事情的皮毛？

    麦克法夸尔（以下简称麦克）：很显然，在“文革”期间，红卫兵们缺乏从整体上理解、把握大革命的能力，他们很困惑为什么红卫兵在1968年后就被解散了。但是我认为，这些回忆录和“伤痕文学”对于中国人理解那些带有“文革”基因的年轻人在大革命期间的想法非常重要。

    人物周刊：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您在获得“文革”材料的渠道、难易程度上有没有显著的变化？

    麦克：要看是什么样的材料。我相信很多中国或西方学者都与亲历者有过交谈。我自己曾在多年前见过王力先生（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他被释放之后。

    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还有很多其他西方图书馆，都收藏有红卫兵报纸。不敢说全部，但至少大多数大学的大型图书馆里都藏有“文革”小报。此外来自部队的一些材料、小史（little histories）或私人日记，各种资料都能在跳蚤市场上找到。跟我合写《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沈迈克教授（Michael Schoenhals，瑞典隆德大学教授）就用这种方法找到很多资料。

    显然，仅仅阅读资料是不够的，它们可能是真实的、不真实的、半真半假的。你不能只是依赖这些资料。即使今天我们可以去亲历者所在的城市，比如说武汉，我们也有可能永远找不到事情的真相。学者只是尽己所能。

    人物周刊：事实上1972年秋您才第一次到中国。在此之前，您如何有把握通过西方学者的论文、著述来接近真实的中国？

    麦克：1972年的访问对我了解当时的状况非常有帮助。我先去北京，后到上海，大约两周时间，或者10天。正好碰上王洪文在北京的一次亮相，是在一个很有排场的大学庆祝会上。但是此行对“文革”了解很少，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对话，被官员们很小心地招待着，被带到指定的地方，可能和某位来交涉的领导谈话……总之你知道自己将获得一个被中国人“塑造”过的故事。

    人物周刊：您最初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时，计划只写一卷，后来是什么让您决心扩展到3 卷？

    麦克：资料太多了。如果当时知道写这3 卷要花多少时间，或许我就写一卷了。

    人物周刊：您发现1966年之前的事对“文革”非常重要？

    麦克：所以我用了3 卷篇幅来写“文革”的起源。不知道此前10年所发生的事，是不可能理解“文革”的。

    人物周刊：第3 卷为什么没出中文版？有时间表吗？

    麦克：不，在中国大陆有过两个译本，筹备是在1997年，但至今没出版，因为“不方便”（据说麦克法夸尔教授不会说中文，但他清清楚楚说出了这3 个字，想必印象深刻）。时间表得由出版社决定，一个是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个是河北人民出版社。我很遗憾，对于译者来说也很遗憾。

    人物周刊：有学者认为，真正由领导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九大”召开后就结束了；之后六七年，是无序和失控。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麦克：是毛主席认为它该结束了。混乱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处境，他决定要结束它，他想要重塑人民、重建制度。所以，毛发动的“文革”在1969年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十年文革”，在当今中国就是这么界定的，因为“文革”的影响在“九大”以后继续存在。

    个人身上的暴力需要解释

    人物周刊：回顾5 年下院议员的从政经历，您是否也像别人那样感叹：政治是肮脏的！

    麦克：（笑）政治并不理所当然地肮脏，它本不应该肮脏，但这是个强盗的游戏。显然，中国发生的事给我上了一课，在我自己从政期间，它们都在我脑袋里存着。

    人物周刊：您怎样看待毛主席这个人？

    麦克：很显然，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早上（6 月25日）我在电视上看到，毛主席的肖像以邮票的形式大量发行。共和国成立已经60年，距离毛主席去世也已经30多年了，他的画像一直在天安门城楼上。

    所以，在“文革”之后，党宣布毛主席犯了错误，这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时也说，毛仍然是伟大的领袖。我想，当时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很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名誉受损害并不妙。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毛的个人魅力、号召力和思想已被推为革命的根基，否定毛就是否定革命。邓小平处于非常艰难的位置。我认为他很有勇气，行事方式也富有智慧。

    人物周刊：我在您的书中读到一些类似心理分析的章节，展示毛泽东复杂的内心，譬如庐山会议时。

           麦克：我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也没有跟他共同生活、战斗过，想说清一个 人的个性、内心总是很难的。毛主席的个性很复杂。他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他在
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很活跃。据说毛临终说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1949年的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他希望中国变得强大、人民变得富裕，这便是1949年革命的目的。他又希望中国变得强势，成为世界的革命中心——不仅仅从苏联照搬模式，不然他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人物周刊：从根源上讲，您认为他的问题出在理想主义或者说雄心上？

    麦克：每个政治家、领袖，都有雄心，他当然也有。首先是成为一个领袖的雄心，其次是领导人民获得胜利的雄心。我认为，在195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很清楚，如果中国变得像苏联一样，他就不能团结领导整个国家。而他有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愿意以更多的斗争达到目的。而他的兴趣和天分也不在管理国家和发展经济上面，他是胸怀军事战略的人。要说管理国家，陈云、周恩来、邓小平更有才能；要说管理党，刘少奇比他强。

    人物周刊：您评点过德国和日本对历史的态度，在您看来，中国表现如何？

    麦克：德国已经做到完全面对它在1930到1950年代的那段历史，很肯定的是日本还没有。当然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是不同的，可能有些日本人做到了，但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认为他们对亚洲、对中国的战争是不正当的。日本人肯定没有德国人反思得彻底。

    至于中国，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没有开放。在学术机构中，对于“文革”的研究是不鼓励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中国学者的著作、回忆录以英文在西方而不是中国出版。关于“文革”主要的争议在于，它不是毛一个人推动的。我认为即使承认毛发动了“文革”并鼓动人民扩大事态，还是无法解释民众中间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做？农村革命斗争、知识分子改造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人民永远都在斗，并且可能在准备更多的斗。但是毛主席并没指示单个的中国人去做什么，个人身上的暴力需要一个解释。

    我读过一个生活在芝加哥的中国女人的回忆录，她是当年的红卫兵……红卫兵中高中生比大学生多。相比我你离高中年代更近，想想看：高中是一个人在意识上走向成人的年龄段，责任感还没建立，但又想离开家庭、自己谋生……我想这是高中生通常有更多暴力倾向的原因。

    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

    人物周刊：今天在中国，许多年轻人不知道“文革”是什么，或者觉得上山下乡是浪漫的事。

    麦克：1960年代的红卫兵、知识青年身上确实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我认为，上山下乡对于年轻人的确有教育作用，有助于他们了解农村，是个好主意。很多红卫兵回忆录描写了看到农村现实情况时的恐惧与惊讶。我读到过一个红卫兵的回忆，一位年轻的女士，在“文革”期间入伍，读高中期间在农村短期地待过，而她很恨这件事。农民也不喜欢他们，他们不会做农活……但我要说的是，这是教养城市年轻人的方法，让即将成为专业人士的人，比如医生，了解大部分中国人怎样生活。

    人物周刊：有人会问，记住那段历史真的对21世纪的人有好处吗？

    麦克：也许会有人说，这真是一段痛苦的历史，让我们忘记它吧。但是洞悉过去才能面对未来。德国人今天变得更加自在平静是因为他们正视过去，而日本至今仍然受到中国、韩国的质疑。对于“文革”，应该正视它而不是留下10年的历史空白。更为重要的是，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

    人物周刊：该怎样理解“‘文革’是改革的基础”或者“‘文革’导向改革”这类说法？

    麦克：可以用一个三角结构来解释（注：麦氏著名的“三角模型”分析框架）。三角形的最上方是政治领袖，一边是政府指令（政府机构），另一边是民族自尊（意识形态）——正像美国梦之于美国，自由、平等、博爱之于法国，这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三角形的底边是军队、警察，它们支撑着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现在很脆弱，因为原有的思想基础不存在了。“文革”的后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紧身衣”从束缚到松开，党的领导人开始观察邻居东亚各国的崛起，也开始放眼看世界。中国人正在探索、寻求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正在做什么。但是思想基础，他们还没有找到。

    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渴望资本主义的力量？没有“文革”，就不能理解这些。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会怎样？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将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正如所有政府那样，并不是所有人民都能被纳入其中。中国在这30年里有令人称奇的成就，但政府太依赖于经济成就了。中国人当然需要钱，就像西方人也需要钱，但他们一定希望同时获得精神支柱。

    “文革史”应成为常规课程

    人物周刊：从1988年哈佛开设“文革”这门课至今，有多少学生选修过这门课？我查到的数据：当年是700 多人，1997年是370 人。

    麦克：是的，刚开始每年都有几百人，第一年其实有800 人选修，但我没那么多助教，最多只能教700 人。第二年600 人……后来一直下降，我想是在1989年之后下降的。我并不是每年都授课，我有20位助教参与这门课程。

           今年这个课大概有150 个学生。去年一半以上的学生是中国人，直接从中国 来的或者父母来自中国。近3 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修这门课。很多次，课程结
束的时候，中国学生走过来感谢我，因为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从没有告诉过他们这些，而现在他们有所了解。不过，放样板戏资料片时，许多学生提前退场了。

    我认为，让年轻人对“文革”有更多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成为常规课程。

    人物周刊：在您的视野里，近年有什么相关的好书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

    麦克：你是说中文著作？在我看来最好的中文“文革”著作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

    人物周刊：在您眼中，中国30年来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

    麦克：最明显的变化应该是着装了，那时人们都得穿蓝卡其布的衣裳，像你今天这么穿是不行的，在质地上也没有更多选择。

    那时每个人穿的都是一样的，现在中国人的外表改变了很多。另外就是购物变得很不一样，今天在中国几乎能买到任何东西，从西方拷贝、仿制……中国的确比以前繁荣了。

    当然，我们为你们取得的繁荣鼓掌，为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试图将繁荣扩大到内陆贫困地区的努力鼓掌。但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还没有完全自由地决定政治上的未来，不是说要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前几年清华和哈佛合作开展一个官员培训项目，清华大学校报的一位学生记者采访我，他说感谢美国帮助中国培训官员，但是这样一来，中国变成美国怎么办？我说，只有中国人能改变中国，你们东边的邻居（日本）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可它一点都不像美国。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它自身的基础，中国应该去找到自己的方式。上海民众在与政府交涉磁悬浮建设方案这件事上，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式。

    我认为，对今天的中国人，真正的解放是人们比以往更能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人们可以做农民，也可以做商人。

    人物周刊：这30年，您觉得中国人在前进路上丢失过什么吗？

    麦克：（意外地）你是说丢了什么吗？（沉吟）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失去了向更开放的方向发展的机会。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曾担任《中国季刊》主编10年、英国议会下院议员5 年。入哈佛后，两次担任享誉国际学术界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当代史，尤其擅长文化大革命史。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9-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