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仰

    很多人都读过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的“童话”在我看来并非什么童话，其实是比较单纯的成人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一个凄惨的结局，这样的故事当成“童话”讲给孩子听，也许可以增加孩子的同情心。但是，这样的故事更应该让掌握权力的成年人看，如果成年人的世界还有一点良知，就应该想办法避免这样的事情，而不是把这个故事仅仅当成孩子们的“童话”。这是几句题外话，本文不讨论童话，只是说一点小历史。

    《卖火柴的小女孩》创作和发表的时间是19世纪中期。按照西方的历史记录，距离英国人发明火柴，只有2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火柴在当时的欧洲还算一个新鲜事物。安徒生能够抓住这个新事物，根据当时欧洲非常糟糕的社会现实，创作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中出现的火柴，本身对欧洲普通人也具有新鲜的吸引力。所以，《卖火柴的小女孩》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艺术家的成功，往往就是因为他适应了现实，同时被历史所接受。

    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说近代中国的落后，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诺大的中国，连火柴都不能自己生产。火柴在近代中国被称为“自来火”，或者“洋火”，至今，中国有些地方有些人依然沿用这种名称。从历史上看，西元1827年，英国人发明火柴，卖火柴的时候送一块摩擦生火用的砂皮纸。过了几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此后中国迅速衰落下去，以至于最终变成“一穷二白”，连火柴生产不了。这样一个暧昧不清的历史，让某些人找到了又一个证据，从而确信中国从来就是落后愚昧的。

    然而，西元1986年，出现了一个名叫坦普尔的英国人，写了一本书，说中国是“发现和发明的国度”。坦普尔是一个科技史学者，他从科技史的角度，找到了很多中国古人具有世界意义的发明贡献。坦普尔在这本书中说，火柴的发明始于中国，时间在距今1400多年前，具体是西元577年，那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生活困难的后妃发明了火柴。这个说法一出现，立即受到两种待遇。第一，以中国历史为骄傲的人很快把这个结论当成定论，也当成中国自古就了不起的证据之一。第二，坚持否定中国历史的人，依然找出破绽说，西元577年，中国某后妃“发明”的火柴，还不是现代意义的火柴，因为，它不能点火，只能引火，所以，火柴的发明权还是19世纪英国人的。

    一种顽固的文化观念，把火柴发明这样的小事情，搞得有点复杂。这种文化观念在历史进步的名义下，认定中国历史一无是处，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科技等。看到当今西方科技的发达，便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产生科技的土壤。当很多人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他们便在中国历史中，寻找各种丑陋的东西，对这个观点加以佐证。而且，中国历史的记载又是那么丰富，其丰富和翔实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国家。于是，每一次佐证中国的野蛮、落后，便让某些人又宽慰地放心一次，显得自己与绝对真理站在一起是多么轻松、潇洒。

    偏偏出了一个不知好歹的外国人，硬说中国曾经很先进，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一贯落后。这个好事的外国人让某些中国很烦，因为，他几乎推翻了某些中国人已经形成的观念。如果英国人坦普尔的观点成立，难道要让中国人全部改变过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看法和定论吗？反过来，由于“中国一贯黑暗论”实在太过分，也引起某些人的反弹，一看到相反的证明，立即如获至宝，也不深加探究。这让我很纳闷，为何我们不能自己重新了解和解读中国的历史，非要等外国人来给我们一个肯定呢？因此，不管是否定中国历史还是肯定中国历史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把外国人看得太重。否定中国的中国人，见到外国人说中国不好，便帮着寻找一大堆证据，显得自己同先进的外国人傍在一起；某些肯定中国的中国人，见到外国人说几句中国的好，便如同拿到了圣旨或尚方宝剑。两者都是“洋洋”得意，都没有自己的主见。

    说回“火柴”这件事。英国人坦普尔提出火柴于西元577年首先由中国人发明，基于这样一条史料，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中提到：“史载周建德六年，齐后妃贫者以发烛为业”。这里的“周建德”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北周的建德年间，其中“发烛”一词，便被英国人理解为火柴。事实上，英国人坦普尔使用的这条史料有点问题。《南村辍耕录》的作者陶宗仪是西元14世纪元末明初时期的人，距离西元6世纪北朝北周的历史相当远。西元11世纪时，比陶宗仪约早300年的北宋官方史书《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条记载：“陈宣帝太建九年，齐后妃贫者，至以卖烛为业”。这里的“陈宣帝”是指南北朝时期，南朝宋、齐、梁、陈中的陈朝皇帝，具体的时间与北朝“周建德”的年代是吻合的。两条记载从文字上看，除了年号截然不同，其他文字差别不大。按照一般的史学规则，早300年左右的《资治通鉴》更可信，晚300年左右的《南村辍耕录》很可能是源自《资治通鉴》，其间又产生了误传的结果。如果是这样，《资治通鉴》中提到的是“卖烛”，而非“发烛”。因此，英国人坦普尔由于对中国史料缺乏了解和鉴别，得出“火柴是中国人于西元577年发明的”这一结论，基本上站不住脚。

    所以，用外国人之口证明中国在西元6世纪后期就发明了火柴，大致属于一个误会，肯定中国历史的人算是白开心了。那么，火柴真的就是英国人发明的吗？不是，火柴的确是中国人发明的，只不过中国人发明火柴的时间，不是坦普尔所说的西元577年。北宋之前五代末年有一个叫陶谷的人，写了一本书，叫《清异录》，成书时间是西元960-980年间，其中明确记载：“夜中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智者批杉条，染硫磺，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如果把这条记载认为是中国人发明火柴的依据，那么，火柴的发明应该在西元10世纪。这倒也顺理成章，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火药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也开始普及了，稍微动点脑子，很容易就能发明火柴。不至于要过900年，才被英国人想出来。

    当然，也有人对《清异录》中的这条记载是否真正是摩擦起火的火柴表示怀疑，认为它只是引火的，而非发火的，因此，只能算是火柴的原型。姑且接受这种说法。那么，另外一些史料则可以证明，早在南宋，晚在元初，真正的火柴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当时它的名字叫“发烛”。《武林旧事》是元代追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一本书，其中提到，“发烛”在南宋的临安，已经是常见而通用的小商品了。那么，“发烛”究竟是什么样的？又要说到比《武林旧事》稍晚出现的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书中提到：“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磺涂木片顶分许，名曰发烛，又曰碎儿，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南村辍耕录》中的这一段，说的是陶宗仪身处的元代，说明，元初的杭州人已经在使用“发火”的“发烛”或“碎儿”。陶宗仪以后，明代的记载也指出，“发烛”在明代的杭州，依然是普通小商品。

    这里要解释一下“碎儿”这个称呼。懂得杭州话的人应该知道，“碎儿”的发音与“燧儿”是一样的。杭州由于南宋临安时期接纳了很多北方人，杭州城里的地方话，便夹带了很多明显的“儿化音”。“燧”这个字古代本意就是取火器，后来引申出“取火”等含义。因此，我认为，陶宗仪记载中所称的“碎儿”就是“燧儿”。记载者只听其音，未能辨清其文字的来源，便以较为简单的“碎儿”代替。实际上，它就是指自己发火的火柴。当然，更多的人可能不习惯怪怪的杭州话，而用“发烛”一词来代替。

    “发烛”一词更为大众化，可以从罗贯中的小说中得到证明，罗贯中的小说用的就是“发烛”这个词。陶宗仪接受了更为大众化的“发烛”一词来形容火柴，又因为某些未知原因，在引用“齐后妃贫者，至以卖烛为业”时，将“卖烛”错为“发烛”，以至于英国人依据这条孤立的、有疑问的史料，得出结论说，早在西元577年，中国人就发明了火柴。事实上，中国发明火柴的具体日期很难像西方人喜欢的那样很精确，但是，至少在13世纪，火柴已经在杭州成为小商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间比西方历史上英国人发明火柴的日子早600年。如果《清异录》的记载也可以视为火柴，那么，中国人发明火柴的时间更早。西元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到过杭州，很可能见过杭州的“发烛”或“碎儿”。

    由于“发烛”一词在元代已经代表火柴，因此，有些人在中国史籍中找到了更多的记载。有人说，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便拥有了由方士制作的火柴。如果此说成立，中国发明火柴的历史更可以上推到西元前2世纪。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可信。关于淮南王刘安的这条记载出现于宋朝高承的《事物纪原》，其来源并不清楚，也缺乏其他的旁证。而且，高承用的是“法烛”一词，而非“发烛”。因此，用这个来源可疑的宋朝记载来证明西汉就有了火柴，比较不靠谱，不足为信。

    那么，火柴为何在以后被中国人称为“洋火”，并且在一段时间里“不能生产”呢？我认为这是火柴发火原理的改变。陶宗仪所记载的“碎儿”并没有详细说明其发火原理，只提到“熔硫磺涂木片顶分许”。硫磺不溶于水，因此，熔解硫磺一定有其他的化学成分或粘合剂。陶宗仪在这里没有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遗憾。而火柴的发火技术在西方有较大的改进，例如，加入黄磷或红磷，并且在工业条件下实现大批量生产，使得中国原先手工业生产的火柴，因发火原理、使用方法、成本价格等不同，而失去竞争力。火柴这个小事说明，中国人并不笨，发明创造能力不亚于其他人。但是，在工业条件下如果不掌握现代技术的内涵，也可能失去先机。工业技术在西方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突破，中国人在这个历史转折期，没有充分抓住机会，这是一个遗憾。今天的中国人有信心、有能力弥补这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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