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1719-1804)，当代中国人已从戏说名剧《宰相刘罗锅》和评说历史人物的《百家论坛》中了解了他，他字崇如，是被乾隆帝视为“股肱”、“真宰相”的刘统勋之子，曾任左都御史、直隶总督、吏部尚书，敢与奸臣和珅斗争，尤工书法，著名当时。戏说类评说，都是有着某些偏好的文人哗众取宠的作品，都不能反映真实历史。其实，在乾隆时期，刘墉在南京先后任过安徽学政、江苏学政达十几年，主管教育，是他在南京成立了专事禁书的江南书局，作为祸首之一，积极策动乾隆帝推行严酷的文字狱达130起以上，而康熙朝仅不足10起，雍正朝不足20起。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批准制造文字狱最多的皇帝。正是由于刘墉，让大量可宽可严、可上可下、可生可死的人物死于非命。

　　蓄意制造文字狱别出心裁

　　涉及文字狱的人并不都是反对清朝，正如鲁迅那不同凡响的议论：“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腐，真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有人对地方官摊派扰民不满，竟被刘墉推入文字狱。

　　乾隆二十六年春，江苏沛县正逢青黄不接时，沛县官府在吃不饱的农民中摊派粮款、差役，农民当然怨恨。沛县57岁监生阎大镛是个性情躁急桀骜、遇不平事就直发愤激之语的人，他大骂官吏扰民就和一些农民抗粮、拒差一样，还说官吏对百姓不负责任。风潮掀起后，阎大镛出逃，然而官府密布网罗，不多久，阎大镛被捕入狱。适逢江苏学政也就是相当于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刘墉到苏北视学，也参与了此案审理，并押解犯人到南京严审。

　　官府追究阎大镛和一批人抗粮、拒差、诬官的罪责。而这奸诈的学政刘墉却与官吏见识不同，他知道阎大镛是不会抵赖的，判他和农民一样坐几年牢，就太便宜了这个识文知理的监生，那是巡抚要审的事，他不用多加理会，他要狠狠惩治这个归他管教的监生，要把他打入文字狱就得寻得谋逆造反的罪证。刘墉到沛县对阎大镛平时的行为进行访查，果然，学政得悉阎大镛和一般监生一样，也喜欢作诗，他令县官派差到阎大镛家和兄弟家细细搜查，他用过的每一张纸每一本书决不放过，统统缴来，公差终于搜缴得到两张诗稿，还有阎大镛祖父、伯父所著的书，学政刘墉还得报告，阎大镛把平时所写的许多东西都烧掉了，刘墉由此断定，假如其中没有悖逆文字，何必要焚毁呢？刘墉欣喜，他毕竟比江苏巡抚高明。于是一面将访查到的情况通报巡抚，一面细心研阅阎大镛两张诗稿，他决心要从鸡蛋中掏出个大排骨，对于阎大镛祖父伯父留下的书，也翻了十几遍，总之，对任何可疑的有问题的文字，一一列出，直接封送乾隆帝御览，并奏明，他最关注、最不放心的是阎大镛焚毁的自著之书。刘墉决心要像父亲刘统勋那样，讨个“腾之股肱”之赞，封个“真宰相”之职。

　　乾隆下谕定要找到阎大镛“悖逆之语”

　　乾隆帝接到江苏巡抚、江苏学政的案情奏折以及封送的书稿看过后，批谕给总督和抚臣“阎大镛以监生抗粮拒差，情属可恶，治以应得之罪名，已无可宽贷”。那查缴的文稿，“不过愚贱无知，尚无悖逆之语”，这就是不能据以定悖逆之罪。他同意刘墉见识，阎焚毁的自著书内究竟有无悖逆之处是关键，可肯定有遗留民间的。这要总督和抚臣着力审讯访查，才能确认书中有无刘墉担忧的那些不法之言。

　　乾隆上谕送到江苏，江苏巡抚陈弘谋与两江总督高晋等人严审阎大镛，令其招供为何焚烧那本书、书上有些什么违碍字句。大堂严刑，阎不得不招供，他30多岁时曾刻印自著的《俣俣集》，内有《沛县志论》一文，讽刺《沛县志》记载不公平。因为阎的母亲24岁丧夫，一直守志不嫁，沛县志却没有把其母列为地方节孝之妇，而县官却把不合条件的女子列入贞节篇，百姓笑话沛县志滥觞。

　　《俣俣集》印出后，有人呈送沛县知县李棠。李见阎批评官修的县志，很恼火，即拘捕阎大镛到官府，大加申斥，迫令其追缴和焚毁了书版和已印出的刻本。这就是说阎的刻书不是自焚，而是官府焚毁，阎已受训斥教育，属于结案。李棠这种处置是得当的，按道理说可以不予追查了。但高晋、陈弘谋听罢，却不放心，害怕江苏学政刘墉又写什么奏折给皇帝，所以不敢对焚毁的《俣俣集》下结论。一般说，如果《俣俣集》内只是《沛县志论》一文有问题，可以抽毁此文版，不必全毁。而且，李棠办理此案没有留下卷宗档案，可能书内有其他悖逆语句，他为息事宁人遂将全书销毁。李棠这样处理也未尝不可。但高晋、陈弘谋害怕刘墉不同意结案，做出对他们俩不利的事。

　　阎大镛冤做了第二个吕留良

　　不论高晋、陈弘谋再怎么审问《俣俣集》还有哪些文章存在悖逆语句，阎都坚决否认，而沛县知县李棠在一年前已病故，也无对证。他们听从刘墉建议，派出官吏公差到沛县四乡及邻县明察暗访，特别是阎大镛的亲戚家和同窗家，定要细查。终于找到了两本民间的《俣俣集》，但总督高晋和巡抚陈弘谋看了大惊失色，赶快如实向乾隆帝奏报，遗留的《俣俣集》已寻得，阎的文字多有讽刺地方官吏腐败之语，或者对官府胡作非为表露出种种愤激不平，狂诞不经的胡言乱语较多，“悖逆显然”。

　　高晋、陈弘谋明白，不给阎大镛定个“悖逆死罪”，以震慑愚民，皇帝是不放心的，连管教学子的刘墉也不会满意。但高晋、陈弘谋列不出阎对清廷皇帝的悖逆之语，而且阎大镛批评的地方种种劣政是否属实，完全可以调查核对，但是这对善于揣摩主子意图的奴才，杀个老百姓算什么，只有震慑老百姓，加强皇权专制才是唯一的目的。

　　乾隆看了奏章，见阎平素是个桀骜不驯的读书人，这类人比愚贱无知的百姓危险多了，他用朱笔批道：“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阎大镛根本不同于雍正年间的吕留良，吕留良是明朝遗民，仅仅在日记著作中有怀念前朝思想，激起一些人排满反清，故而被雍正视为“思想犯”，他与子孙学生照大逆律碎尸悬首。高晋、陈弘谋、刘墉知道阎大镛够不上“思想犯”资格，且沛县知县李棠已有百姓满意的处理结案。所以最后照顾了阎大镛，不碎首悬首，降为斩首。对死去的知县李棠也没有究问其渎职罪。这些做法令专管学士教育的刘墉不满，但多数官员同意这种处理，他也无奈。

　　作者：于曰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