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 建  2009-7-31

　　1905年以后的晚清政治格局，有三种力量在角力。一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是梁启超的立宪派，还有一个就是孙、梁所要共同对付的清政府。这三支力量，交互对立，无疑孙党是要革命的，梁党因坚挺立宪则属于反革命。至于清廷，在梁启超看来，它扮演的角色却是“制造革命”。

　　这里的革命是指以推翻现政权为诉求的武装暴力。梁启超并非不理解以暴力对付暴政的合理性，毕竟前有先贤的教义（如孟子），后有泰西的学说（如洛克）。他和他的立宪派所担心的乃是革命以后。在梁氏等人看来，革命既然诉诸暴力，即使成功，国家也会陷入长期的内乱和争斗（这正是辛亥以后的情形）。所以，梁氏在反革命的同时，力推君主立宪，不是推翻满清政府，而是以开议会的方式改造它。但，梁启超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困境：不在于他反革命，也不在于孙党闹革命，而在于清政府天天制造革命。于是乎梁启超两面作战，一边与孙党战，阐释自己为什么反革命；一边与清政府战，斥责其不断制造革命。前者不论，后者的代表作就是梁氏的《现政府与革命党》。

　　梁几乎开篇就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就清政府而言，“大小官僚以万数计，夙暮孳孳，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看起来，梁启超指的是清政府的大小官员，但他的真正目标，却在于专制制度本身，是这一制度孳生了最后又必然朽蚀这一制度的大小官员。因此，梁进一步指出：“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之主品也。”

　　把腐败与革命径自联系起来，视腐败为革命的催发剂，这是梁启超的洞见。梁氏面对的腐败，远不是一般性的官员腐败，或者说在大面积官员腐败的后面，根本就是制度层面的政治腐败。因此，解决此一腐败，当从制度入手（而不仅是惩治官员），就成为梁启超的立宪之要。至少在梁看来，制度问题制度医，用宪法限制君权，并以议会分解君权，都是能够扭转时局的根本举措。在该文中，梁启超坦陈：“夫革命党所持之主义，吾所极不表同情也，谓其主义之可以亡中国也。”但，面对不思改革反以压制为能事的清政府，梁启超更痛陈革命党“所以迷信此亡国之主义，有激而逼之者也。激而逼之者谁？政府也。”

　　1936年，一位笔名叫素痴的读者在《大公报》缅怀梁任公当年的政论，提及的正是这篇《现政府与革命党》。此公认为梁启超对流血的恐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但他的悯世之心又“使他无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于是他两边陈词，既劝革命党放弃暴力，又劝清政府彻底改革，结果，两边都是“言者谆谆，听着藐藐”，以致局势日下。这位素痴先生已是30年后读此论，不禁“太息痛恨于盖世雄文的浪掷”。

　　为劝进清政府，梁文有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不洁之人，会生虮虱，因此他天天要杀，但虮虱是杀不尽的，反而越生越多。唯一的办法是“沐浴更衣，不授以发生之余地”。比喻过后，梁启超分别以日、俄为例，指出：“未当虮虱之方生，而沐浴更衣绝其源者，日本政府是也。当虮虱之既盛，而终日疲精神于扪虱者，俄罗斯政府也。”上个世纪初，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交战，结果日胜俄败。本来日俄两国都为君主国，而且俄大日小。小日本所以战胜大俄罗斯，从立宪派看来，主要是制度在其中起作用。日本虽小，但推行君主立宪，所以它战胜了依然是君主专制的俄罗斯。用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例子，梁启超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之道，是也只能是立宪。至于那个比喻性的“沐浴更衣”，即是以立宪政治的“衣”更其专制政治的“服”。

　　梁启超的声音，革命党当然听不进去，它革意已决；但清政府后来不得已却听了进去。1906年，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他们提交给御前讨论会议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就是梁启超暗中执笔。清政府实实在在感到了体制危机，它最终被逼上了制度改革的道路，于1906年秋宣布“预备立宪”。然而，就在各省陆续成立犹如省议会的咨议局时，并且清政府也在朝廷中成立了类似后来国会的资政院时，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打断了立宪进程。革命终于抢先一步，走在了历史的前头。

　　时局如棋。晚清三方，革命的战胜了制造革命的，反革命的欲挽狂澜却未果。后人的同情，不在清政府，却在梁任公——所谓“雄文的浪掷”。可是，这浪掷之言，比如腐败催生革命、政治改革要趁早等，穿过弯曲的历史隧道，让后来者听了，依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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