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劝告唐太宗在人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这种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观点，毛泽东是很赞同的，所以他在此处天头上画了３个圈，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认为，一个国家，当然要有贮积，但这种贮积要与民力相称。在民困未苏的时候，横征暴敛只可能资寇。他举例道，隋朝建洛口仓，又在东都洛阳积布帛，结果大乱一来，前者为李密所有，后者为王世充所据。这种“积之无益”而且有害的事应该避免。马周还强调，民众劳苦而征之不息，如果遇上天灾边患，则最容易出现狡狯强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是皇上晚食晏寝所能应付的了。毛泽东鉴于马周说得深刻，在其所言“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处逐字加了圈画。

    三是提醒唐太宗吸取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教训，不可对诸王“溺于私爱”，树置失所，而要预为节制。马周说，皇帝之子不愁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如果对之宠遇太厚，一方面会导致他们恃恩骄傲，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皇位继承者的忌恨。他以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曹丕继位后迫害曹植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泽东对这句话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毛泽东在天头上连画３个圈以示重要。

    四是建议唐太宗重视刺史、县令等临民之官的选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在“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圈画。马周笔锋直指时弊，认为朝廷独重内官，而对刺史、县令等直接临民之官的选拔颇为草率，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因为任京官不称职而外放做刺史、县令。至于边远地区，刺史、县令的任用更是随意，真正“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这种重视基层政权建设的观点，很符合毛泽东的政治思维。

    马周的“上书”切中要害，唐太宗看后“称善久之”。尽管从文章学的角度看，马周的这封“上书”不及贾谊的《治安策》那样文采斐然、层次分明，但因为言之有物，在平实中见至理，于质朴中显真情，所以毛泽东对之赞赏不已，称之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并发挥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苏轼为一代文学大家，其万言书被毛泽东说成是“纸上空谈”，可见毛泽东对政策建言的要求是切实可行，而非徒然好看而已。

    唐太宗对马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礼遇。他评价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自己对马周“暂不见辄思之”。马周晚年患病，唐太宗“躬为调药”。君臣间的关系达到这种相见恨晚、亲密无间的程度，诚为千古佳话。《新唐书》的主修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附一赞语，感叹“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唐太宗“锐于立事”，而马周建言“皆切一时，以明佐圣”，君臣之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但又说马周之才毕竟不及辅佐商代武丁王的傅说以及帮助周武王灭纣的吕望（即姜子牙），所以后世对马周的事迹叙述不多。毛泽东不同意此种说法，批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马周的才德是否堪与傅说、吕望相比，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毛泽东的观点属于“一家之言”，但从中可看出他对马周这类人物的偏爱。毛泽东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即认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原因在于这些人“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较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马周以一介草民而平步卿相，为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又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所以他格外喜欢。马周早年嗜酒伤身，只活了４８岁。毛泽东为此感到惋惜，在《新唐书·马周传》中还批了８个字：“饮酒过量，使不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