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31日，重庆106位民营企业家代表，身佩“请愿团”标志，游行到行政院向宋子文请愿，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抗战爆发前，中国民族工业多集中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为了保存民族元气支援抗战，不使惨淡经营的产业沦于敌手，民营企业家们开始了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历尽千辛万苦，将约600家民营工厂的设备、员工内迁到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保障了国家战时的军需民用。

　　据1936年时的统计，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不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约为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而在工矿业中民营资本是国营资本的5.68倍。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超过了战前全国平均额。1939年以后，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了错误的产业政策，片面扶持国营企业，后方工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官僚资本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依仗特权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

　　重庆“星五聚餐会”是大后方工商界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此时正酝酿着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民营企业家们忍无可忍，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他们要提醒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

　　9月间，工业界代表工业界工业界胡厥文、胡西园、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等，就订货和工贷问题先后与经济部、财政部交涉，但两部互相推诿。10月初，他们又去行政院找院长宋子文，宋避而不见，派秘书长吴鼎昌接见。企业家们陈述了目前工业界的危机和挽救方法，呈上工业建国全盘计划建议书，等到月底仍无回复。

    10月31日，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迁川工厂联合会联合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情势宣言》，并决定派代表到行政院请愿。会后，请愿代表106人，在总指挥庄茂如带领下，游行到行政院向宋子文请愿。

　　据吴羹梅回忆：宋子文接见代表时的第一句话是“侬勿要‘三吓头’（上海话：你们不要虚张声势吓唬人）。”胡厥文陈述工业界的困难和要求后，宋很不耐烦地摆摆手：“你们的情况我都不知道，你们对我讲这些，等于对牛弹琴。”有代表揶揄说：“院长太客气了，中国人才无论怎样缺乏，也不至于要牛来当院长。”宋还唱起“腾笼换鸟”调：“中国以后的工业，寄希望于美国的现代化机器。你们的破破烂烂的废铜铁，济什么事呢？你们要办工业，也要跟上时代，才不至于被外国人淘汰。”代表们列举了内迁工厂为抗战胜利所做的牺牲和贡献，力陈其在将来国家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的作用。宋无法辩解，称须等副院长翁文灏回来才能解决。

　　翁文灏返渝后向代表们提示：“这事需要委员长出面。”11月5日，胡厥文、胡西园、吴羹梅面见蒋介石，对解决当前困难提出九点具体建议。蒋一面听，一面用红笔在小本子上画着，偶而说一声“好，好”。蒋担心发放大量工业贷款引起通货膨胀，吴羹梅解释说：这笔钱主要用在生产而不是消费上，不会刺激物价。蒋介石不置可否地又说了几个“好”。几天后，财政部通知全国工业协会总会，政府决定发放工业贷款50亿。

　　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民营企业家不再软弱妥协，奋起抗争，引发了社会震动，国内外报刊均有报道。英文报纸《自由西报》评论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而被本国的资本家所包围，一个国家最高行政长官行政院长为群众所窘，这真是一桩世界新闻。  

    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尾大不掉之势已成。由于民生凋敝，税收锐减，通胀加速，1947年国民政府不得不改推国营企业民营化，试图挽救危局，但民营经济已无力回天。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财政崩溃、民心思变和军事失利，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

　　                           2009年7月25日  风雨读书楼
                               《财经》杂志 2009年第16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