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熊润频

　　“个人的命运一定是与国家紧密相关的，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和我的成就。”在位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的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里，中科院院士、中国光学与量子信息科研领域的学科带头人郭光灿谈起祖国油生感慨。

　　从60年前的贫困渔家子弟，到中国量子信息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和领军人，郭光灿院士人生中的两个重要节点与国家发展的重要节点息息相关。

　　“第一个最重要的节点是新中国成立。这是我能够上学念书的前提。”郭光灿院士对记者说。

　　据了解，郭光灿院士1942年出生在福建惠安的一个贫困渔民家庭，船工父亲在他年仅3岁时便去世了。“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我刚好6岁，正是念书的年龄。当时，党和国家鼓励所有的适龄儿童去学校念书，我母亲也是有远见的人，虽然家里很穷，但是也坚持送我去念书。我的大哥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他错过了年龄，所以一辈子只读完了小学就没法念了。我要是不读书，人生道路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也许就跟祖辈一样，成了普通的渔民。”郭光灿院士说。

　　在国家助学金的支持下，贫穷渔家出身的郭光灿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留校任教，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发展的低谷，我大学毕业后到文革期间，也浪费了整整8年的黄金时期。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走进科学研究的队伍中了，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郭老用平静的心态将他的那些人生经历娓娓道来。

　　8年的沉寂之后，郭光灿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关键节点，那就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把过去关着门学习、搞科研的封闭状态打破，一下子打开大门，跟世界接轨。1983年，我被公派到美国学习，就是在那里，我打开了眼界、拓宽了胸怀，接触到了量子光学，这是我往后30年研究工作的起点。”

　　谈到这里，郭老感慨万千。“在我看来，我们国家前30年一直是在探索如何发展的道路，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条道路终于找到了，而且30年来一直走得很好。我一直都强调，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改革开放我得到了出国学习的机遇。反过来，正因为这个机遇，不仅使我深刻感受到了当时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有了强烈的报国心，迫切希望能改变这种现状。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实实在在具有了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能力。‘爱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你不但要有这个心，还得有这个力。”郭老说。

　　在“心”“力”兼备的情况下，郭光灿非常有远见地选择了量子光学作为主攻方向。“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国内科学水平不高、仪器设备落后、科研资金短缺，要研究的东西太多了，量子光学领域在当时太前沿，我只觉得将来肯定有用，但具体能干成什么样，我确实不知道。”郭老笑道。

　　从1984年回国到1999年的这15年间，是郭光灿的研究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国内几乎没有人对量子光学研究有清晰的认识。郭光灿靠着少量研究经费，坚持基础研究，并且凭借远见卓识，奔波于全国各地大力宣讲量子研究的重要性，着手培养中国自己的量子信息研究人才。如今，国内从事量子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人才大多受到郭光灿的启蒙。2001年之后，随着国家富强、社会经济发展，量子通信和量子信息技术开始受到重视，在科技部“973计划”中正式立项。郭光灿也成为此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量子研究领域的骨干。

　　“不仅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科研、科技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像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国家也很困难，忙发展、搞建设，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支持这块科研；现在经济水平上去了、资金充裕了，我们搞科研的条件自然就变好了。”郭光灿说。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郭光灿带领的团队已经取得了“概率量子克隆”和“量子避错编码”两项原创性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前者为解决量子信息领域的难题即信息提取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法，同时在实验上研制成功量子克隆机，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激动人心的进展之一”；后者为克服量子信息技术实际应用的主要障碍提供了新方法，成为学术界公认的3种不同原理编码之一，并被美国若干著名实验室在实验上所证实。

　　在此基础上，他们完成了量子通信实用化的系列实验，还于今年5月份在安徽省芜湖市建成了量子政务网并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绝对安全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步入应用轨道。

　　“我们在量子领域比西方晚起步20年，但今天我们在这个领域没有输给西方！”郭院士自信地说。

　　如今的郭光灿院士虽然年逾花甲，但仍然在坚持教学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进行量子计算机的研究工作。“一个有5000个量子位的量子电脑，可以在30秒内解决传统超级计算机要100亿年才能解决的大数因子分解问题，因此，量子计算机的研究将会是计算机历史上的一个革命。”郭院士说，“未来我准备把精力全部投入量子计算机的研究中去，20年内，我国将占领量子计算机研究的制高点。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有所突破，再为国家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