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

六十年大事记:玄武门之变　贞观之治　武则天辅政

　　大唐仪凤三年,大唐已立60载。岁在戊寅,西历678年。国都长安城里,大明宫外柳丝拂面,太液池里水波不兴。

　　当时统治着这个世界最强大帝国的皇帝是高宗李治,他在上元元年(674年)被群臣尊称为“天皇”,同时皇后武则天接受尊号“天后”。高宗是大唐的第三代君主,天下臣民将天皇天后并称为“二圣”,对朝局略有了解的百姓都知道,皇帝对天后武氏言听计从。事实上,从显庆年间开始,正当盛年的皇帝就体弱多病,懒于朝政,而武后恰好是个厉害角色,许多臣下的奏章就让皇后代劳处理了。武后娘家人分居朝廷多个显要的职位上,一些善于奔竞的官员,知道找天后的路子,比找今上还管用。朝野中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他们隐隐感觉到今上驾崩后,大唐将会发生一些什么大事。太祖的沉毅果敢,太宗的雄才大略,为什么在今上身上依稀难寻?

　　但是多数人不曾料想,高宗驾崩后,武后竟然几乎将大唐宗室诛戮殆尽,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放过。此时,大唐广阔的疆域内,处处呈现太平胜景。从李渊父子起兵太原,于西历618年称帝至今,大唐国祚已整整延续了一个甲子。经过太祖的筚路蓝缕,经过太宗的励精图治,这个雄踞在东亚大陆上的帝国,其赫赫国势,无人质疑。其影响之广,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越葱岭,万国遣使来朝,已成为长安城里一道平常的风景。

　　帝国虽然存在种种隐忧,但这个帝国整体上还是一派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和皇帝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恰成对比。

　　此时的大唐,来自外部的国家安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时,天下群雄逐鹿,为了能在这场江山争夺游戏中胜出,有着胡人血统的李渊,忍辱负重向北方强大的突厥可汗称臣,乃得以解决后顾之忧,挥师南下。直到贞观四年,太宗命大将李靖统兵十万,大破突厥雄主颉利可汗,解决了北部的威胁,太宗为此欣喜地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东边的高丽,经过隋炀帝、唐太宗到高宗朝的数次征伐,劳师糜饷,终于换来了高丽的纳贡称臣。西南高原的吐蕃,兵强马壮,是六十年来大唐最大的外部威胁,通过贞观朝的和亲,宗室公主,以金玉之质,远赴雪域,求得了和吐蕃的脆弱和平。

　　贞观二十三年(西历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驾崩于翠微宫,就在此前的四月,为大唐立下不世之功的卫景武公李靖辞世,英明一世的天可汗李世民和他的肱骨大臣,以及陪伴自己在疆场搏杀的六匹战马已经归于尘土,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对于性格懦弱的儿子李治,能否掌控如此一个超级大国,李世民生前并非没有担忧,在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春正月,太宗作《帝范》十二篇赐太子,这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遗言。太宗在《帝范》中对自己的接班人如此谆谆教导:“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善尽美,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高宗所继承的,是一笔丰厚无比的政治遗产,不但边境安定,百姓富足,最为重要的是,大唐突破了历史瓶颈,高宗,要做一个守成之主,并不是难事。

　　中国历史上,新王朝建立后,前三四十年是最重要的瓶颈时期,若这个“小三峡”顺利穿越了,则是一泻千里,前景辽阔；若在这个瓶颈卡壳了,则多半是二世而亡,开局不错的帝国变成短命王朝。汉朝在高祖身后,由于吕后的干政,政局激荡几乎倾覆了大汉帝国,幸赖高祖培养的旧臣,保住了刘家社稷,然后经过文帝、景帝两代帝王的治理,终于使汉朝有了十分稳定的制度构架,从而种下了长命王朝的基因。相反,秦始皇、隋文帝都是杰出的开国君主,然而两个王朝在第二代帝王的手里,没能突破历史的瓶颈而夭折了。或许王朝的瓶颈期,犹如

　　一个孩子的童年时期,疾病、伤害等种种危险相伴,一旦顺利告别童年,进入青春期,就有了较强的生命力。

　　对帝国而言,往往其致命的危机是由接班人的危机引发的,因为帝位传承,是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往往一顺百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祸患无穷。和秦、隋一样,大唐的“童年时代”,最大的危机也是由帝位继承引发的。

　　大唐帝国,是李氏父子、兄弟合伙做大的一家家族公司,在那样的时代,无论在哪个行当创业,最佳的人力资源配置是“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因血缘而结成的信任机制,所激发的竞争力是巨大的。很幸运,上天赐给李渊的几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无一不是人中俊杰,特别是二子李世民,这种优势隋末争霸的群雄中,无人能比。然而,一旦逐鹿得手,新帝国建立,往昔打江山时的幸运就很容易变成不幸,几个儿子个个杰出,那么一定给接班人的选择带来巨大的危机。武德九年(西历626)六月,终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带部将诛杀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兄弟相残中,李世民胜出,不久后即位,尊李渊为太上皇。

　　李世民自登九五之尊后,最大的危机是,如何修补合法性缺陷。帝制时代,最高权力更替的正当性体现在道统、血统和法统的统一。所谓道统,是天命仍在某姓某家,也就是说这个王朝还没到被天下百姓抛弃的时候；所谓血统,则继承人必须是老皇帝的直系后代；所谓法统则是作为后代继承皇位,必须是合乎程序的,要么是嫡长子,要么在老皇帝生前已被指定为接班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后,面临的难题和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几乎一样,胡亥、杨广没能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而李世民当然不愿意重蹈覆辙。尽管人常说,历史是胜利者所写的,但胜利者并不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李世民无论如何发动谋臣为自己辩解,但“弑兄逼父”的嫌疑很难洗清———对一个雄心万丈的帝王来说,这如芒刺在背。如何修补这种合法性的缺陷,那么只有通过执政的业绩,让天下臣民觉得,李世民当皇帝,是最佳的历史选择。太宗李世民做到了这点,他交一份“贞观之治”的答卷。他启用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贤能人士,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即便这样,太宗至死头脑十分清醒,不敢为自己执政的业绩而自傲,更不敢说自己当政二十余年是前无古人的盛世。所以他告诫太子:“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很不幸,先帝遗言对高宗所起的作用太有限。李治即位后依然执行太宗的“治国之道”,永徽年间有贞观遗风。永徽六年立武则天为皇后,高宗逐渐地将朝政交给武后打理,从此,大唐开始步入一条曲折的山路。

　　就在仪凤三年,以李敬玄代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率兵征伐吐蕃,九月与吐蕃大战于青海,兵败,被吐蕃俘虏的将帅不知凡几。自此后,大唐、吐蕃的脆弱和平被打破,吐蕃一直成为唐帝国的心腹大患,直至唐朝覆亡。

　　这一年,“初唐四杰”已成名多年,六十年的太平与富足,终于滋养出大唐第一个文化灿烂的时期。王勃在两年前溺亡于帝国最南端的交趾,剩下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正当盛年。此后的光宅元年(西历684年),武则天废睿宗自立,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传入京师,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惊呼道:“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然而,对这一切,已躺进乾陵地宫中的高宗什么也不知道了。

 

□十年砍柴(独立媒体人)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张国刚(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报特约撰稿何旭采访整理

唐朝前60年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统治者总结隋朝覆亡的教训,对于百姓的敬畏之心有所加强,认真贯彻了“以民为本”的治国为君之道,知道战乱之后要与民休息,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保证耕者有其田。唐太宗特别强调孔子所说的“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说国家要“藏富于民”,不在“盈其仓库”。一个国家富不富就看老百姓富不富,老百姓不富裕,君王怎么可能富裕呢?这就是以民为本的方针的确立,改变了隋朝末年的暴乱之政。

其次,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一系列新的制度确立,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不断完善。比如,三省六部制形成了一个权力制约机制,对中央核心决策权力的制约。这是从汉武帝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到唐代更加完善。中央设三省,宰相们决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遇有事情在政事堂集体商量决策,这跟汉朝宰相一人权力独揽、明朝把宰相废了两个极端都不一样。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有几点值得重视,第一是精兵简政,中央官员从两千多名减少到640多名。第二就是纳谏,纳谏是贞观时期的一个政治特点,纳谏就是为了决策科学,减少失误。第三就是唐太宗很重视基层干部,地方干部的人选,他都很关心,他平常都在屏风上写上他们的名字,谁有做了好事他就记在屏风上,每天都要坐卧横看。最后就是重视法制建设,从贞观年间开始编的《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现存的第一个法典,这部法典影响到宋元明清时代的法律,也影响了新罗、日本和周边的很多国家。

再次,这一时期民族关系也处理的比较好。唐太宗实行的是一个包容的、开放的民族政策,他的朝廷里有很多外族的将军、文官。无论是抗击突厥的侵扰,还是后来与吐蕃、西北突厥等少数民族兴起后采用过和亲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因而周边民族争权都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总之,由于内政及民族事务处理得到,唐代初年60年的发展里总体是不断向上的,唐太宗继位的时候全国只有两百多万户,他去世前已经发展到380万户,到武则天的时候达到650万户了。经过几百年的分裂和民族融合之后,人

心思治,大运河也开始发挥作用。另外生产技术也得到改进,比如江东犁适用于小户耕作,它的发明和使用也促进的生产的发展。

台湾学者柏杨曾经提出,历史上的王朝一般有一个发展的瓶颈,前五六十年的时候很关键,假如这个时期或者政权的第二代、第三代,能够平稳度过危机,就会有比较长期的平稳发展。汉、唐、明、清的历史都验证了这一点,凡是两百多年的王朝都因而突破了这个瓶颈,因而享祚长久,其他大多数政权过不了这个坎,结果就出了问题。唐朝前60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决策的开放和科学性,三权互相制衡,立法、审议、执行互相制衡,防止过失。历史上讲的防止过失,今天我们看来就是互相监督。唐太宗反复强调的居安思危,越是顺利就越是要居安思危,经常研究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