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20年宋真宗天禧四年】

六十年大事记:

杯酒释兵权　澶渊之盟　寇准罢相

　　公元960年12月,赵匡胤从扬州平叛凯旋,却整天无精打采。有人问他怎么了,他就摇头叹气,显得非常的苦恼———你们觉得当皇上挺好玩是不是?唉……比我当节度使的时候差得太远了。

　　有点吓人,这让别人怎么安慰他呢?难道满足他的愿望,大伙儿齐心合力造他的反,把他再打压回节度使原形?他只能自己找乐,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拿弹弓打鸟玩,但这时突然有个官紧急求见。赵匡胤以为出了大事,不敢怠慢,立即接见。结果,这位仁兄说来说去却都是些平常小事。赵匡胤火了,可这位官一点都不在乎,一句话就顶了回来———臣以为再怎么的,也比打鸟玩急点。

　　下面发生的一幕,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关赵匡胤习惯随时在手边提着一把斧子的记载。就见赵匡胤武人习性再次暴发,没有二话,举起斧子就砸了过去,干掉对方两颗大门牙。

　　这些都被站在远处冷眼旁观的赵普看得清清楚楚,等到没人的时候,他慢慢走近赵匡胤:您到底怎么了?

　　赵匡胤这才说出了心里话:我在想一件事,你说为什么从唐朝末年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当过皇上的人有八家,一共都十二个了,这还不算那些称国主之类的二皇帝。这都是怎么回事?这么乱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他看着赵普,下面的话还用再说吗?我赵匡胤是第九家了,要怎么办才能不让第十家出现?却不料赵普马上就向他深深地祝福———陛下,您能想到这些,真是天地神人之福,真是社稷百姓幸甚啊!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办,只要您能定下一个合适的制度……

　　就从这一刻起,赵宋三百余年的治国精神就此定下了。由此,百十余年的安定富足从此开始,而之后百余年来的痛苦衰落,几度沦丧,也都从这一刻深深地种下了。

　　那天赵普说———唐朝的崩溃,以及五代十一国的纷乱,都只有一个症结,那就是方镇权重、君弱臣强。要想根治,只有削夺兵权、制约钱谷、收其精兵,从根本上打消所有人的妄想,之后天下才能自然安定。具体的办法就是所谓“强干弱枝”。

　　历史可以证明,赵匡胤真的明白了,几十天之后,他就开始了实践。他一举收回了各藩镇节度使们的“支郡”管辖权(支郡,就是节度使驻地以外防区以内的其它州县)、财权,以及司法权。

　　这样赵匡胤基本上做到了“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大圣人朱熹语录。

　　这是对外,针对朝廷自己的官员,赵匡胤的做法更绝。他把宋朝每一个部门的每一个官员都加了点酵母粉,让他们分裂膨胀。

　　例如百官之首宰相,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在宋朝继续发展,唐朝的三省相当于宋朝的“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在唐以前,只有宰相没有三省。三省之中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三司是最高财政机构。说白了就是权、兵、财,这在以前,都是宰相一人说了算。

　　但在赵匡胤这里不行,之前赵普曾经对他说过,对付天下藩镇,防止他们造反的最好招数无非就是“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可他想不到的是,人总是自作自受,赵匡胤把这一套突然间原数奉还,都按到了他头上。首先就把宰相之权中的权、兵、财给分了,然后下面再层层分割,所有部门的设置以及官员的调配,都按照这个“三大纪律”来进行。

　　这还不够,还得有个“一项注意”,即“防”字当头。赵匡胤显示出的才华让历代所有帝王都瞠目结舌,望尘莫及。他来了个官、职、差三分离。

　　你当了官,那只是代表你到了什么级别,可以每个月领多少钱回家。所以很贴切地叫“寄禄官”；而职,也没什么实际用处,只是个荣誉头衔；只有你被差遣了,才真正既有了官,也有了职,又有了权……但是,也别高兴,一切都是暂时的,随时都会有一位仁兄突然走过来,告诉你可以回家歇会儿了,我的差遣来了。

　　于是你就得让位,一切从头开始,再次等待。

　　赵家王朝不是在战场一刀一枪杀回来的,被“黄袍加身”,让赵匡胤从开始就提防着反叛和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这让他全体保留了后周的官员,来保证官场的稳定,但是又不能给他们实权,小心他们会造反。那么活儿要交给谁去办呢?只能交给赵普、李处耘甚至亲弟弟赵光义这些亲信来担当,但是对他们也要限制,不给他们高官位置,哪怕只是暂时。

　　这就是未来的赵宋天下,官、职、差各立名目,层层设防的雏形。说来冗官、冗兵等等都是不得已的,谁愿意那样呢?

　　但是千年之后的我们,说实话也没什么资格笑话赵匡胤的“创意”。难道赵匡胤和赵普就想不到强干弱枝的弊病所在吗?

　　也许他们早就想到了,选择削夺兵权、制约钱谷、收其精兵,就会从根本上把国家活力和民族的精气神都压抑住,最后每况愈下而亡。可是选择放心大胆地任用臣子藩王,把地方做强做大,那么后果就是复制了晋、唐王朝,到最后一样死得非常难看……封建王朝发展到了宋,就算再歌功颂德的人都会承认家天下迟早必亡的吧,怎样都是个死,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家里平安,没有内乱的死法呢?

　　宋朝以如此精神立国,60年后是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宋朝在宋真宗赵恒的治理下,国家社会变得平稳、富足。在经历了澶渊之战后,以每年30万贯的岁金和辽国达成协议,换回了和平。

　　以此换回的百年和平,让中国古代的经济和文化攀上了空前的高峰。至于说后来的亡国,那真得归咎于宋徽宗赵佶这个疯子,贪图享乐什么的都是小事,他把祖宗的国策都变了。对吐蕃和西夏出兵,对辽国趁火打劫,对刚刚兴起的金兵也无信无义。这是他找死,和当年定下的国策总纲无关。

　　到了南宋,一旦宋高宗赵构重新拾起了这套旧家法,立即又把那半壁江山变成了繁华世界,仍然是举世第一的财富,人间最高的文明。

　　赵宋的极端文官政治就像一柄双刃剑,无论好坏,哪边都走到了极端。尽管如王安石所痛批:因循苟且,一时侥幸,但毕竟残喘319年,在封建王朝的寿命排行榜上,仅次于两汉。

　　这还真应了那句俗语:好死不如赖活着。

　　□本报特约撰稿　高天流云(网络历史作家)

 

“因循苟且,侥幸一时”

□王曾瑜(中国宋史学会前任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报特约撰稿何旭采访整理

要说宋朝的前60年,有三个方面必须说,就是中央集权、守内虚外和文官保守政治。宋朝跟其它朝代一样,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它又特别突出。鉴于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赵宋对地方进行分权,把权力都集中到中央机构和皇帝身上。由于过分防范内部,实际上导致它的军事制度是牺牲军队效率的。从宋太宗打幽州开始,这个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一种国家理念,历史上每个朝代建立的时候都实践了这一国家理念。腐败问题在历史上都能找到根子的,可以说是专制主义的遗毒。因为专制主义的政权不是在阳光和公开的程序下运行的,它的运行必然要依靠暴力和一套潜规则。如此则滋生了腐败,而腐败又是和保守的官僚集团紧紧相连的。

宋太祖建国后,由于黄袍加身的来历,已显露出追求文治的倾向。如他曾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

一人也。”到宋太宗时发达的科举制,也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但“过犹不及”,一切事物超过限度,必然走向反面。宋朝厉行文尊武卑,在名分方面过分压制武将。过分的崇文抑武,以压抑和束缚武将的军事才能与指挥权为快,又造成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军事的萎靡不振。官僚集团的人数增加之后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宋朝后来的荫补制度又特别发达,荫补的人升迁快。

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最大特色,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宋朝前百年的政治,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后来在面临金人进攻的时候,他们怯于公战,勇于私斗,治国和救国全然无方,而钩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了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救国,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从李刚的经历都可以很好地看出来。

因为这种积弊,导致出现了对外屈辱的格局,澶渊之盟就奠定了宋朝对外屈辱的基调。后来王安石也是想改,但是无能为力。宋朝内部的痼疾变不了,虽然它内部(地方)不乱,但是对外屈辱。宋太祖进行统

一战争,中央集权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需要的是国家统一。他为了防止国家分裂、地方独大压制地方、分散兵权。但是为了压制武人,把文官制度推向极致,最后整个朝廷都变成了保守的、荒唐的书生政治。

从历史上看,宋朝的制度是相对稳定的体系,防止了很多内乱的因子,比如兵变、地方坐大、宦官、外戚等问题它都从制度上解决了。但这样的制度是低效率的,所以面对少数民族的进攻,它是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