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31年元文宗至顺二年】

六十年大事记:

统一全国　入侵日本失败　恢复科举制

　　1331年,元朝建国60周年时,世界上“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的大元内部,正面临严峻挑战。

　　蒙古人或许真不是中国的合适统治者,作为异族它第一次征服了“中国”全境,拼积木一样塑造了世界上横跨欧亚疆域最大的帝国。但是,蒙古人与汉人,也如同脆弱搭连的“积木”一样,始终没有也不愿意进入对方的内心。

　　依行汉法施行了20年的科举,4年后终于被废止了。一位许姓汉族官员因反对废止科举,结果科举废止诏告当日,被罚在百官前领头听读。

　　这一年前后,蒙汉两族的隔离再度强化:汉人(一部分北方汉族和契丹女真)和南人(南宋遗民)不仅被禁止携军器,也被禁止习蒙文,中书省内的汉人和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

　　严苛的等级制度贯穿了元朝始终,人群被严格划分为四类,蒙古族处于金字塔的塔尖,踩在塔底的是南宋汉人。有官吏写了一副春联叫“宜入新年怎生呵,万事大吉那般者”,因将元朝公文中生硬的“怎生”“那般者”插了进去,被杀了。

　　这只是漫长政府的一个相对文艺的插曲。而在极端的现实中,被征服者直接被屠城、平民沦为奴隶。站在一座座代表着不同文明的城池的废墟上,蒙古骑兵们的残忍和强大成正比。蒙古皇帝和大臣大多不通汉语,文化领域蒙汉始终二元,异族统治者从未真正了解汉族文化精英的内心。事实上,元朝没有掀起文字狱,对各种宗教也保留着基本的尊重,但缺乏切肤之了解,昧于汉制之例并不鲜见。不止一位皇帝立其弟为“皇太子”,而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要将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汉臣据理力争方才作罢。

　　已经60年了,蒙人的本性仍未蜕尽。1335废科举后,诛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动议虽未实施,但一番改革的“重蒙轻汉”的本质已殊为明确:蒙古大元的统治之网中,必须抽离那根与“汉”有关的绳子。

　　元世祖忽必烈当年创立的蒙汉并立的体制,在一甲子后,正被后来者改写。

　　1206年至1276年统一蒙古部落的那些年里,蒙古骑兵忙于马背征服,对汉法了解有限,遑论利用。13世纪70年代,长于在马背上射出快箭肆意劈砍的蒙古族,已经不迷恋于他们的速度和凶狠了。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放下沉重的弯刀和粗劣的族姓,颁布农典,在认同运动游牧生活的同时,罕见地认同了静止的农业与和平。忽必烈在其统治中置入了汉统,从国号到服饰,以及决策。

　　在元,帝王即位有蒙汉两套仪式,文书至少有蒙汉两种。在入住北京城的一段时间里,草原上的草皮被移植到了宫城中,但还是有一些人睡不习惯舒适的宫殿,自己搭起了帐篷。不过,即便在元初的义利之争中,力主“节用”、“爱人”的儒臣,谏言忽必烈“讳言财利事”令忽必烈不悦,但日后尊孔兴庙之风渐起,传统意义上的“元代中国”之域、修齐治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治理结构,成为蒙古统治者一个不错的选项。

　　在蒙汉间不断摇摆的忽必烈,本身成为一个蒙汉的交织体。他既是大蒙古国的可汗,又是中土的皇帝。他既被认为是背离草原传统的那个人———他的“万汗之汗”之位不是依靠草原传统推举出来的,而是来自违背传统的兄弟间的兵戎相见,而且,很多次,他也未能依儒臣建言,走出汉法治国关键一步———恢复科举,建设那条通达内圣与外王、蒙与汉的高速公路。

　　皇帝尊于可汗,高速公路也显然要比土路更好。尽管土路能看到《窦娥冤》和《马可波罗游记》流传万世的历史风景,但低级的文明形态如果不能融化进入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必将会被历史碾碎。

　　如蒙古族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的呼麦一样,矛盾的音符就此种下。在元前70年的蒙汉变奏中,伴随着元廷内部的草原帮和汉法帮的角力,矛盾时常因皇权更迭、内外战事带来的时势而变。另外一些时候,西域回回帮的加入让节奏更为复杂,时而舒缓,时而急迫。

　　仅文化层面而言,蒙古人骨子里缺乏那种应势而作的精致改变,他们没有汉族人的繁复和婉转,而今,以文明中国原来的方式治理中国的使命,不断落在后继征服者的肩上。只是,正如后世的史学家看来,继任的元帝王们,始终没走出忽必烈的框架。

　　元朝不足一个世纪的统治中,1314年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元朝举行了第一次乡试。受儒家教化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据说是元代第一个掌握了书法了蒙古人,对儒家抱有“同情式了解”。即位后他即诛杀弄臣多人,弱化蒙古族和回族的一方,因血统而获益的草原帮被限制。政纪废弛之下,元仁宗挽救危亡的举措,是重启已中断数十年的科举,提倡研习宋明理学且身体力行。

　　虽然科举最终只制造了一些无足轻重的汉族官员,并且最终未能重塑元朝的官员体制,虽然思想史上的元朝也没有大儒,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元朝本身的存在描述为插曲,但不容否认,元仁宗治下的元朝还是出现了改革之声,一度存在的二律背反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基于儒家礼仪的中国化,用百官和民意最大程度上制衡一国之君,在当时就是更高级的文明。

　　所以,虽然事后看来,这场汉化改革无异于搅动浅水区的浮萍,有人却赠与它“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的良好评价。

　　元朝的60周年是一个重要关口,各地的起义已经开始了。排汉政策的制定者伯颜是坚定的草原派,他辅佐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汉,当时年仅16岁。吏治腐败财政空虚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已在四川和湖广屡有发生,而伯颜在《元史》的记载中是“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这个跟大元开国元勋有着一样名字的大臣,成为部落野蛮和封建腐败的合成词,大元积蓄着的重蒙轻汉体制的弊端开始爆发。

　　试图励精图治的末代皇帝元顺帝有着深厚的儒家修养,他在元朝67周年之后试图拨乱反正,恢复科举延续汉统,并按帝王正统修前朝《宋史》、《金史》,连同减免赋税的惠民政策,力图延续元之命脉。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最后一次乡试是1366年,人们已在各地揭竿而起,考生的心思已不在试卷。亡国前的40年间,元混乱地换了9个皇帝。据统计,其中的6个是经过反复争夺甚至依靠武力登基的,两个被杀,一个失踪。他们大多没活过40岁。

　　享乐则代表了他们对旖旎繁华的臣服。“统治中国的蒙古人成为中国人,统治波斯的成为波斯人”,在享乐这一点上,这种对同化的描述尤其准确。他们来了,走了,将草原部落的粗犷覆盖在中原柔软复杂的文明中,无以复加地增强了臣对君的奴化意识,以至于这一点的继承者朱元璋并不称元为蛮夷,并将元之龛位放在正统祭祀的行列。

　　1368年,改立国号为元的第98年,元朝覆灭。蒙古人逃回漠北老家,他们输掉了战争也输掉了本性,索性将更为文明也易腐败的明朝,留给更易汉化的满族来征服,直到现代尾随舰炮声隆隆到来。

 □本报特约撰稿成帮(民间蒙古史研究者)

 

蒙汉二元　改革中辍

□李治安(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本报特约撰稿赵一海何旭采访整理

元朝前60年,从元世祖开始算起,改而停止杀掠,采用汉法,保护农耕,政策和国家体制逐渐变为蒙、汉二元,这是历史性的转折,奠定了元朝的基本制度。到了元仁宗时期,汉法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元朝建国20-30年才提倡尊儒,且大体限于汉地。忽必烈在灭南宋以前,虽然迟迟不开科举,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对举办各级儒学及书院多有热心。后来仁宗恢复科举,而为配合科举,教的考的都是程朱理学,《四书集注》进了科举,程朱理学随之成为了官学。这对中国儒学的发展很有意义,但也有负面作用,就是学术官方化,自由讲学不再被允许,《四书集注》成了唯一的遵照。60周年时,边疆地区的叛乱,有增无减,海南也发生了起义。一方面,蒙古征服的扩张性必然引发反弹,另一方面,蒙、汉二元,特别是一些核心的治国理念始终没变。蒙古统治者表面上用的汉法比较多,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没变,文化上始终是两个圈子。相比较而言,蒙古统治者是内蒙外汉,最核心的东西没变；清朝统治者是内汉外满,服饰、发型方面讲究满族为宗,但是从深层文化上汉化得很充分。两者都是二元的,但是走向不一样。所以一直到元朝灭亡,依然是蒙古一个草原型文化圈,汉人一个文化圈。

元朝的前60年可以凝练成八个字:蒙汉二元,改革中辍。其结果,弊政丛生,积重难返。朝廷面临几头叛乱,有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叛乱、漠北宗王叛乱等。另外元朝征服海外,比如征伐日本、安南等。这些战争耗费巨大,所以,从忽必烈开始,财政危机就非常严重。滥发的纸钞,被马可波罗称为“点金术”。但这种方法是饮鸩止渴,只是暂时应付,把财政压力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拿的纸钞急速贬值。直到“南坡之变”英宗被暗杀,漠北草原贵族势力复又掌权,汉法变革又受到了波折。原本就有民族等级压迫,这时候又混入滥印纸钞引发的通货膨胀,还有自然灾患、修黄河徭役等,各种矛盾集聚并且剧烈爆发。到1368年,红巾军起义四起,元朝不到百年就覆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