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28年明宣宗宣德三年】

六十年大事记:

靖难之役　仁宣之治　永乐大典

　　宣德三年,暹罗国向大明王朝进贡了三万斤上好的风磨铜。宣宗皇帝一高兴,命人烧铸成了三千个“晶莹温润”的铜香炉。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宣德炉”。

　　似乎应该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载入明代历史,因为这一年本是明王朝开国60周年。然而传统时代,这个大日子没人注意,包括刚刚登上皇位4年的朱瞻基。

　　都说朱棣之所以把皇位传给朱高炽,最终目的是要隔代传给孙子朱瞻基。这个孙子确是文武全才,即位初期表现令人惊喜。他长得玉理均衡,是个美男子。读书过目不忘,写诗文采焕发,做事又能英断,即位初期平定汉王之乱就是证明。除此之外,他业余爱好多多,特别富于艺术天赋,画名远播。宣德三年,聪明过人的他正把皇帝做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一手把玩着书画古董,一手轻轻松松、游刃有余地把“仁宣之治”推向顶峰。大明王朝在它开国60周年之际,正登上了它的极盛之巅。“仁宣之治”的出现,朱瞻基的智商和能力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关键因素。前两代帝王,朱元璋和朱棣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是至关重要的。

　　传统时代,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常态。因此一个王朝能否长治久安,关键是反腐。

　　朱元璋终生保持着对贪污腐败的极度痛恨。这种痛情,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杀起功臣来尚且心狠手辣,当然可以想象,名正言顺的惩贪活动会进行得怎样残酷暴烈。

　　朱元璋的反腐方式说来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砍刀。他希望用刀剑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他生性苛细,连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用这样的标准来惩贪,当然天下官员,几乎无人不是贪官。

　　一开始,朱元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后来干脆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其中,尤以洪武八年(1375年)的“空印案”与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原来是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终于开始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

　　如果不论手段光谈结果,朱元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如《明史》所言:“明太祖……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朱棣为人,继承了父亲的果决残酷,又比父亲多了几分沉稳缜密。所以他反腐,与洪武年间的专靠刑杀不同,永乐期间,法制逐渐完备,规章日益细密。朱棣用人,又明于考察,所以永乐年间的吏治也卓有可观。

　　传统政治说到底,是一种完全依赖意志力的政治。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中国专制政体如同一架历代相沿的马车,如果驭手全神贯注,不断鞭打约束,则马车会走得又稳又快。如果驭手提不起精神来,动不动就打盹,那当然会遇到倾覆之灾。

　　一直到宣德三年为止,朱元璋传下来的强大意志力还没有被深宫醇酒妇人消磨净尽,明代的前几位皇帝都称得上长于自制,善于治人。在传统王朝,只要统治者控制住了自身和官僚系统的腐败,那么随着经济自然恢复和发展,盛世的到来是早晚的事。明宣宗在太祖、成祖的制度之上,只做了些小修小补。他平定了汉王的叛乱,保持了政治稳定；明于察人,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大臣,保持了政治清明；他撤兵安南,去掉了困扰王朝多时的沉重包袱。仅仅靠着这些,他就顺藤摸瓜摘到了盛世的果子。

　　然而,一个封建统治集团能连续保持60年的自制、连续60年的头脑清醒,已经是一个极为难得的纪录了。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

　　事实上,就在大明王朝建立60周年的宣德三年,明宣宗已经出现了意志力衰退的征兆。毕竟从小养尊处优,明宣宗是大明开国以来最爱享受,也最会享受的一个皇帝。随着国势达于巅峰,他心底的享乐本能终于冲破了传统的“贤君”规范。加之几年皇帝当下来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事业与生活,他自认为有能力兼顾,没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着自己。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就具备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

　　宣德炉的出现就是这种口味的证明。一般铸炉需要四炼,然而在宣宗的严格要求下,匠人选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红铜一起经过十二次的精心铸炼,也把宣宗的嗜好铸在了炉上。

　　宣宗另一项同样广为人知的嗜好是斗蟋蟀,因此被人称为“促织天子”。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派太监四出采办。据说苏州的蟋蟀特别好,宣宗为此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采办1000只蟋蟀。这一任务给地方上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据说一位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蟋蟀,准备献给皇帝,不料其妾揭开盖子观看时不小心让它跑掉了,结果其妾自杀,粮长也上吊。这个故事被蒲松龄加工成了《聊斋志异》中著名的《促织》一文。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极盛就意味着转衰。因为极盛的时候,人的意志力最容易崩溃。在专制社会想要根除贪污,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主要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或者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朱元璋和朱棣以超人的残忍和坚决成功地抑制了腐败,但这种抑制仅仅是表面上的。导致中国式腐败的低薪制、监督监察机制失效的问题,在他们的治下,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后任皇帝一旦不再专心国事,官僚体系被抑制的腐败本能很快就会死灰复燃。

　　这种本能在60年间已经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令明代永远告别了清明盛世。明宣宗死后不久,朝政就落入太监王振之手,大明王朝很快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大明朝政从此一代比一代混乱,直线朝万劫不复的深渊滑去。并且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