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96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五年】

六十年大事记:康乾盛世　平定三藩　兴文字狱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距离皇太极定国号为“清”的1636年正好相差一个甲子。这一年,康熙御驾亲征,并彻底击溃威胁中原的噶尔丹势力。21年后,康熙皇帝在紫禁城乾清宫东暖阁向诸皇子及朝中的主要官员发布了一道长达2700字长篇谕旨,作为康熙对自己一生的执政总结,几乎起到了遗嘱的作用。在谕旨中,康熙提到了他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两个主要成就,那就是平定三藩与扫清漠北。所谓的“平定三藩”,指的是1681年剿灭了吴三桂等藩王的叛乱；而“扫清漠北”则是指击溃噶尔丹。

　　中国历朝历代,边患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清朝虽以游牧起家,但在这点上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时候,北方的主要游牧势力蒙古部落分成了三大部,一是已经内附的漠南蒙古(今内蒙古一带),二是与满人结盟的漠北喀尔喀蒙古(今外蒙古一带),三是游牧于天山以北的漠西蒙古,这却是在清廷控制之外的。

　　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其中又以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在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部先后兼并或驱逐了其他三部,并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攻并占领了整个喀尔喀地区,由此成为清朝的塞外巨患。

　　喀尔喀蒙古被噶尔丹击溃后,数十万部众分路东奔,逃到了漠南北部边境一带,这给清廷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清军曾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及次年与俄罗斯进行了两次雅克萨之战,前去与俄罗斯谈判的外交使团此时正好路过漠北,他们记述了喀尔喀蒙古战败后的惨状:“马死垂尽,军士步行,粮尽,日止一餐,……饥不可忍,渴更难堪。徒行者多已渴死,参佐章京渴死,无木为棺,又无柴焚化,乃以马粪煨,令半枯,折其骨,裹而归之,军士死则委之而已……”在此情况下,喀尔喀蒙古各部落决定集体归顺清朝,康熙则一面赈济与安抚,并将他们安置在科尔沁一带放牧；另一面则准备对噶尔丹发起反击。

　　值得一提的是,在噶尔丹大军攻入漠北时,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正在全力抗击沙俄由贝加尔湖向南的侵略扩张,噶尔丹对漠北地区的进攻,不仅使喀尔喀蒙古腹背受敌,而且让清廷与沙俄的谈判中倍感压力,并最终导致双方易地签约,而且影响了条约的内容。

　　事实上,当时的危险还不仅仅是来自噶尔丹,因为噶尔丹的背后还有野心更大的沙俄,噶尔丹进攻漠北,本身就是沙俄拉拢利诱的结果。在沙俄的唆使下,噶尔丹不仅无视清廷要求其“罢兵西归”的警告,反而变本加厉的率兵南下,并攻入漠南境内。在此情况下,康熙在1690年御驾亲征,由左路军出古北口,右路军出喜峰口,左右两翼迂回北进,并合击噶尔丹于乌兰布通。

　　乌兰布通位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这里背山面水,地势险要,噶尔丹在此布下“驼城”:即将上万头背负木箱、蒙以湿毡的骆驼缚蹄卧地,摆成一条如同城栅的防线,其士兵则躲在驼城之内,依托箱垛放枪射箭。交战开始后,清军首先以火铳火炮猛轰驼阵,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当时清军副统帅、国舅兼内大臣佟国纲便在此役中被噶尔丹的大炮轰毙。战斗从午后打到日落时分,清军的火器部队终于将驼阵轰开一个缺口,随后步兵从正面突击,骑兵从左翼迂回侧击,噶尔丹大败,并在次日利用向清军乞和的机会,率残部仓皇北逃。

　　由于这次没能一举消灭噶尔丹,康熙极为愤怒,前军主将福全大将军等人都受到了惩处。噶尔丹在大败之后,仍旧贼心不死,并于1695年其再度南犯,还扬言借得俄罗斯鸟枪兵6万,要与康熙决一死战。在此形势下,康熙决定再次亲征,并于次年调集9万军队,分东中西三路进击。当年5月,清军西路在大将军费扬古率领下,于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南)大败噶尔丹,并将其主力彻底击溃,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西逃。

　　一年后,噶尔丹在穷途末路下仰药自尽。塞外巨患,由此基本解除。

　　从很多方面看,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比较游刃有余的皇帝,战争与安抚两种手段,他往往用当其时。

　　在第一次击败噶尔丹之后,工部等衙门上奏称古北口

　　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批道:“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奏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历朝历代以来,修筑长城耗费了大量的财力、民力,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是中原王朝的梦魇,几乎没有一个朝代不深受其害的。而清朝入关之后,对塞外的蒙古部落采取了“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的办法,并通过击败噶尔丹,使得喀尔喀蒙古最终成为清朝的北部边防屏障,正如康熙帝后来所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也。”康熙在1696年第二次御驾亲征时,除了皇太子胤礽坐镇北京,其他的年长皇子全部随同出征,其中以皇长子胤禔和皇八子胤禩表现最为突出。胤禔被任命为御营前锋,并在击溃噶尔丹后负责犒赏三军、散发军粮等善后事宜,可见康熙对他的信任与重视。皇八子胤禩只有十六岁,因为年龄最小而留在康熙的大帐中,充当助理。但胤禩吃苦耐劳,办事麻利,而且组织能力十分出色,非常善于和那些将领打交道,赢得众口称赞。

　　清朝建国60周年时,对康熙来说,或许外患易除,而内廷之忧,则正愈演愈烈。事实上,1712年康熙颁布的长篇谕旨,正是因为不断有人请求康熙速定储君,他被大臣们逼得急了。

　　在谕旨中,康熙抱怨,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此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却“勤劬一生,了无休息”。在这个谕旨中,康熙仍旧没有宣布谁是太子,直到他死,谁是接班人仍旧是个谜。雍正上台后,痛定思痛,特创了“秘密建储”的办法来安排接班人,否定了历代沿袭的嫡长子继承制,秘密建储制也使皇子们之间产生了有限的竞争。这是中国历史上权力移交制度的一大进步,不过已经是后话了。

 □本报特约撰稿金满楼(网络历史作家)

　

改革不开放

□成崇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本报特约撰稿赵一海采访整理

清朝前6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644年入关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即前40年,为第一个阶段。这是清朝奠定国基的重要时期———清朝消灭南明诸政权、农民起义军、平定三藩、解决台湾问题,用四十年的时间完成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形成继明朝之后的正统地位。1684－1703年,有近20年,这是康乾盛世的开端,此后,清朝封建社会达到鼎盛。

清朝前60年最大的成就,就在于奠定了今天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奠定了今天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地位。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它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前60年,清朝经济文化各有发展,康熙把治河、漕运、农业作为经济上的头等大事来抓。

从农业来看,清朝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极大促进农业发展。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人口1700年前后约1.5亿。

在文化方面,经过60年的努力,1703年完成《全唐诗》的编纂。此外大规模的开展一系列文化工程,如修“明史”,编“古今图书集成”。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律历渊源》,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

不过,清入关后,文化上的拓新性已显不足,文化上的成就主要在于“集大成”,即汇集整理。康熙对待西方文化,既开放又谨慎:一方面,他喜好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法数学,另一方面,他又对传教士活动抱有嫉恨。

对西方文化,康熙时期的开放并不彻底,雍正时期也没有改观,直到乾隆时期就更离谱了,直接闭关锁国。发端于康熙时期的文字狱,经过后任两任皇帝,也愈发严苛。目的有二,一是意图镇压汉人的民族意识,因为汉人不论上层下层都强烈的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二是为了打击朋党,提高皇权。而这同样是清朝走向封闭的标志之一。

经济上缺乏和世界的交流,这和满人入关之后相对封闭的民族心理有关。郑和下西洋终于还是没能延续,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可以说,清朝的前60年是改革不开放。

后世的历史证明,不开放,也带来了清朝最后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