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李悔之上高中的侄儿看到他大伯的博客文章：《开放网络言论自由刻不容缓》一文之后，瞪着大眼十分惊奇地说：“大伯，您老有没有搞错？慈禧太后时期私人可以办报纸？这是事实吗？慈禧太后不是一位十分反动顽固的老太婆吗？皇帝老儿统治时期会允许私人办报纸？岂不比现在还先进？我真有点不信！……”

侄儿的话还真让他大伯伤透了脑筋，——我那侄儿虽然上高中三了，然而，历史知识却令人失望。例如，他十分认同毛博士关于“在我爷爷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抗战”的观点。十分鄙视“躲在四川峨眉山上等待摘桃子”的蒋中正……所以，费了很大一番口舌，又打开电脑，查阅了一大通历史资料，才勉强说服了这位大侄儿——

中国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那时候中国形成了办报高潮，一共办了大约100多份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报纸。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报纸被查封，但没过几年，进入20世纪，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民间办报的高潮，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1906年，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自由办报，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也都是在慈禧时期诞生的。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是《婴报》，1905年在昭乌达盟创办。藏汉两种文字的第一份报纸是《西藏白话报》，1907在拉萨创办。新疆的第一家报纸《伊犁白话报》是1910年慈禧死后出版的，用维蒙满汉4种文字出版，清朝政府是民族政策制定得比较聪明、落实得比较好的中央政府，其民族政策的主调是民族自治。

清末期间，对民间办报纸没有限制，一个人出资几个人凑钱或什么会社办都行。康有为的强学社就先后办了两份报纸。清政府更没有对媒体进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

晚清时期的报纸，是极少附和“主旋律”的。清政府那时也并没有搞一个“中宣部”去控制媒体。它不搞“舆论一律”；不搞“舆论导向”；不强调“清国特色”；不要求媒体必须歌颂朝廷如何“伟光正”；不要求媒体必须宣传“只有特色专制主义能够救清国”……更不要救媒体必须祝愿“老佛爷万寿无疆，高喊“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相反，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期间，有一位叫林白水的记者，还写了一幅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且看对联之内容：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在报纸上对慈禧“老佛爷”如此大胆辛辣嘲讽，不知当代中国人对此有何感想？

慈禧之时民间办的的媒体也有诸多派别，有保守派，改良派，还有革命派。其中改良派是主体。无论哪一派，都不会按朝廷旨意和指示办报。《时务报》是改良变法派的喉舌，1896年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主笔。这家报纸系统全面地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和要求。公开谴责政府压制民权，主张报纸的作用就是要监督政府。长沙的《湘学报》和《湘报》更是公开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翻译《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翻译者严复更是在报上撰文痛斥封建君主是大盗窃国，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疾呼国家真正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统治者害怕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必然使之弱而愚，使人民无所知觉，以便自己得以长期窃国。

1902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也以敢大胆揭露问题，抨击政府，揭发贪官污吏，替穷苦大众说话而著称于世。朝廷眼皮底下的《京话日报》，也敢公开揭露王公贵族暴行和官僚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丑闻。敢于揭露黑暗，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例如，那王府的王爷指使管家活埋了侍妾，就被《京话日报》曝光；宛平县令受贿，也被《京话日报》公之于众。对于这样一家在皇宫眼皮子低下为大清盛世抹黑的报纸，慈禧太后不仅不禁止，还传旨要送来报纸给她和光绪皇帝看……

当然，清末毕竟是皇权专制统治时期，那时的报纸，不可能像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媒体一样，享有彻底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而且，也并非所有报纸，都敢于向统治者公开叫板、唱反调。并非所有报纸，都敢于大胆发言和揭露真相。这里，有1896年9月2日，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一席对话为证：

美国记者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其实，李鸿章所批评的不敢大胆讲真话的报纸，在当时的媒体中，只是少部分。

通过李鸿章上述一番话可以看出：曾经被人斥为“卖国贼”的李鸿章，其实政治思想觉悟要比当今我党太多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水平不知要高多少倍！

诚然，清朝毕竟是皇权专制制度，它只是在强大的历史潮流面前作出了诸多开放言论自由的举动。由于统治者骨子里是百般不愿真正开放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所以，其间也出现了诸多打压新闻自由的事件。甚至找借口打击敢于公开号召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报纸。然而，这毕竟是“自由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有与无”的问题。

我想：慈禧太后之时私人报业竟如此红火，其实不但令李悔之的侄儿感到十分惊奇，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感到惊奇：呵呵，不要总说慈禧“老佛爷”当年如何“反动顽固”，其实，当今中国，有些事情还不如“老佛爷”时代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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