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旅日网络作者俞天任(网名冰冷雨天)选取了一个很独特的角度剖析70年前那场战争：中国人常说“日本军国主义”，指的就是军队挟持了政府，而真正挟持军队的，是那些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精英分子，军队参谋。他们是推动战争和最终失败的重要力量。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会有写日本的念头？

　　俞天任：2005年的时候国内反日情绪达到一个巅峰状态，我感到那时网上写的关于日本的言论不对，真实的日本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在西祠胡同发了一篇叫做《飞行着的石头和愤青》的帖子，反响很大，到处转载。后来我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说日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就成了《冰眼看日本》这个系列。其实就是想说，日本同所有的国家一样，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样开始关注日本的战史的？

　　俞天任：我想探究的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军队。日军当年战争犯罪的情况特别突出，那么他们犯罪的根源在哪里？现在没有了战争，这些根源会不会从其他方面映射出来？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里，我更倾向于从国家的制度来说明。但下一本《浩瀚的大洋是赌场》讲的是日本海军的覆灭过程，这支海军经过77年的时间历练成世界前三强海军部队，突然在三年之间就没了。我会更多探究根源性、文化性格方面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日军参谋这个角度，你怎么发现的？

　　俞天任：日本国内对战后的军事法庭，也就是东京审判，几乎是全民一致反对的。大多数人接受审判的结果，反对这个审判。他们认为真正的战犯没有遭到审判，而一些不该判的判了。同时对审判的具体过程，采取怎么样的证据及其辩护的方式，对比德国的纽伦堡审判，日本人认为美国带有种族歧视。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不了解日本的军政体制。比如日军参谋总部，日本是向德国学来的方法，但是德国的总参谋部被希特勒踢到一边去，沦落为办事员。但日本的不是，参谋本部对于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整个战争过程中一直是关东军参谋、日军参谋本部在积极往前打，不断制造事端，文官系统和政府系统是反对的。但这些人最后逃脱了惩罚。

　　南方都市报：历史资料是怎么找的？

　　俞天任：这些资料在日本都是公开的，各大图书馆都有。日本对于这场战争的出版物特别多，70年代曾经出过一本非常厚的书目索引。各个图书馆都有几个关于这场战争书籍的专柜，大部分是回忆录。很多日本人都很愤恨：我的爷爷、爸爸、老公、弟弟、儿子都被送到战场去死了，战争有什么好处？我在《冰眼看日本》中也提到，日本人没有身份证也跟这场战争有关系。因为经历过战争，他们特别反感国家把个人都统一起来。其实从管理、行政的角度来说，这个号码还是有需要的，但这让他们想起战时日本人胸前的编码，很反感。另外战争对日本的影响就是不提爱国主义，最近几年才开始重提，但还要加上一条，也爱其他的国家。

　　南方都市报：这跟国内接收到的信息存在出入。

　　俞天任：是的，国内看到的多是日本极右翼的观点，但那些人是很少数。现在日本军人在国外的尸体还有二百四十万具没有收回来，如果还要发动战争，你还要再来一次吗？所以日本人是非常反对战争的，他们很痛恨那些参谋，像日本人说你坏，坏到什么程度，就说你像“关东军参谋”一样，是一个通用的贬义词。在攻击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时，也会说就像“关东军参谋”一样，以为自己很牛，实际上尽干一些愚蠢的瞎事。

　　南方都市报：国内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挖掘中日战争史的作品？

　　俞天任：没有。他们被一些框框限住吧，现在还是有不少人反对我这种说法，认为不符合唯物史观。我觉得历史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人干了具体的事，这些事情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一连串事件的流动构成，不能从抽象到抽象。这样做学术虽然解释起来方便，但是对于未来，对于我们该做的事情毫无指导意义。

　　南方都市报：日本政府当时为何无法牵制参谋系统的行动？

　　俞天任：实际上当时政府已经不存在了。比如最后决定要对美国开战的时候，陆军其实对美国没什么兴趣，所以就要海军来定要不要进行太平洋战争，海军又把皮球踢到总理近卫文麿那里。近卫文麿选择了辞职。因为他知道如果说不打的话就肯定会被暗杀掉。当时近卫企图访美面见罗斯福，底下的少壮派参谋佐官就已经把炸弹、手枪都调度好了，准备暗杀他。所以后来昭和天皇换东条英机上去就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方法，东条英机是一个主战硬派的人物。

　　南方都市报：现在用日本资料来解读抗战史有你和萨苏两个人，这种方式是不是能获得很多以前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俞天任：这是因为国内这方面的资料不全，当事人的回忆也特别少。好像中国人不太关注收集记录。日本人很喜欢记录，所以资料非常丰富。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日本人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当时几乎每个日本士兵身上都有日记本。美国在和日本打仗的时候，美国军官就收罗死亡士兵身上的日记，通过翻译了解日本军队。有个笑话说，日本警察办案很方便。有什么大的腐败案，把几个关键人物的日记本先封了，基本案情就清楚了。我每周跑图书馆，在这些回忆录中获得了大量信息。我的东西只是读书笔记，自己的一点心得。其实最好是国内那些真正的历史专家，他们花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潘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