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授予将军军衔的女性只有7位，她们是中将宋美龄、奇俊峰、巴云英，少将胡兰畦、谢冰莹、额仁庆达赖、姜毅英。其中的胡兰畦少将是位大美女，她曾以时尚俏女郎登上过《良友》画报的封面。胡兰畦的经历颇为传奇，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写出了有影响的著作《在德国女牢中》。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出席过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苏联大文豪高尔基赞其“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去世，胡兰畦被选入了高尔基治丧委员会，曾为高尔基执绋。她还是茅盾小说《虹》中所描写的成都“五四”以来一位新女性“梅女士”的原型人物。她还和陈毅曾山盟海誓：互等三年，若三年后都还未婚，则结为连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文学结缘，初识陈毅

1901年6月22日，胡兰畦出生于四川成都，远祖是明代开国功臣胡大海，其父参加过袍哥组织，一直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其母也颇有文化，胡兰畦记事时，母亲就教她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传统名篇，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胡兰畦的读书成绩一直很好。“五四”时期，她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1920年冬，胡兰畦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此时，胡兰畦已经出落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姑娘，成为许多男人追逐的对象。父亲将她许配给了表哥杨固之。杨固之是一个重利而轻离别的商人，向往的是个人发家致富，而胡兰畦却受新思想的影响，一心向往男女平等。由于人生观和志趣相去甚远，胡兰畦很不喜欢杨固之，婚后不久便从成都逃到川南巴县女学当了一名教员，自己开始独立谋生。1923年，经过亲友的证明，胡兰畦和杨固之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恢复了自由身。

胡兰畦艳惊四方，四川军阀杨森曾想娶她做小老婆。杨森在国民党军阀中，以妻妾成群，儿女众多而出名，他公开的妻妾有12位，子女共有43人，其荒唐畸形的婚姻分外引人注目。杨森的四太太田衡秋是杨家的当家太太，是胡兰畦的同学。杨森让他的四太太田衡秋代他向胡求过婚，对于这样一个荒淫无度的旧军阀，胡兰畦早有耳闻，断然拒绝了。

作家茅盾听女友秦德君转述此事后，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书中娇美而刚毅的女主人公梅行素，便是以胡兰畦为原型的。书中关于梅行素有这样的叙述：“在过去四年中，她骤然成为惹人注意的“名的暴发户”，川南川西知有“梅小姐”，她是不平凡的女儿，她是虹一样的人物，然而她始愿何尝及此，又何尝乐于如此，她只是因时制变地用战士的精神往前冲！她的特性是‘往前冲！’”

不久，胡兰畦又考入川南师范学校读书。这所学校任教务长是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恽代英。1922年5月4日，胡兰畦加入恽代英在泸州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23年，胡兰畦还与辛亥革命以来另一位传奇女性杜黄一道发起组织了四川妇女联合会，并先后参与筹备川南女界联合会、成都妇女公会等活动。1924年，胡兰畦作为四川女界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第六届代表大会。

1922年，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陈毅担任了重庆《新蜀报》的主笔。在这个为共产党工作同时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平台上，陈毅写出了思想激进的大量诗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抨击时政，激浊扬清，在四川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胡兰畦就是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从此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几乎无话不谈。

在武汉中央军校再遇陈毅

1925年3月，经人介绍，胡兰畦和川军青年军官、川军第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结婚。1926年春，胡兰畦和陈梦云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广州，胡兰畦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结识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何香凝与宋庆龄对胡兰畦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称得上是她的引路人和保护神。1926年秋，在北伐战争高潮中，胡兰畦离开以何香凝为部长的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前线，准备投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陈梦云对于胡兰畦考军校非常不满，竭力阻拦。但是胡兰畦投考的决心非常坚决，陈梦云无可奈何，只得同意。胡兰畦顺利考入武汉中央军校，被编入女生队。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前身就是原来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此时，国民党中央撤消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校务委员有国民党方面的邓演达、谭延恺、顾孟余、徐谦，共产党方面的恽代英等5人，以邓、谭、恽3人为常委。由于国民党的常委不愿管学校的实际工作，校务实际上由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据聂荣臻1980年9月回忆：在共产党内，陈毅到任后由恽代英、施存统、陈毅组成校党委，陈毅任书记。但是陈毅的党内身份要隐蔽，他的公开职务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

在中央军校，胡兰畦见到了好友陈毅。1927年4月的一天，陈毅约胡兰畦到武汉黄鹤楼的一个饭馆吃饭。席间，陈毅问：“你到军校有几个月了，入党了吗？”胡兰畦回答说：“还没有。我向党组织申请过，但是李淑宁（即赵一曼）让我与陈梦云离婚，与他切断经济联系。但我曾对陈梦云说过，只要他永远革命，我就永远不和他分离。现在，我怎么能无缘无故与他离婚呢？”陈梦云是旧军阀的军官，当时对与旧军阀有联系的人，党组织接纳时是很谨慎的。对此，陈毅表示理解。他后来曾为胡兰畦入党的事情找过女生队党小组负责人李淑宁，也没解决了胡兰畦的入党问题。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汪精卫也蠢蠢欲动，悍然解散了武汉中央军校。在中共党组织的争取下，武汉中央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8月1日是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准备开拔的前一天，陈毅特地从武昌到汉口，向好友陈梦云、胡兰畦及范英士等辞行。胡兰畦知道陈毅会来，已经准备了酒菜，包括陈毅爱吃的回锅肉，为他饯行，还请了范英士，一起再聚聚。

在筵席上，4个朋友无话不谈，但谈得最多还是政局。陈梦云问陈毅：“张发奎会同你们合作干下去吗？”陈毅表示：“有可能，要争取，可是不一定。即使张发奎不干，我们也要干下去。” 范英士带着一丝疑虑问陈毅：“你们单独干能成功吗？”陈毅信心很足：“接受了教训，会成功。”一直静静地倾听的胡兰畦问陈毅：“什么教训？”陈毅说：“教训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敢、也不懂得把中国革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掌握起来。以后，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有自己的枪杆子！”胡兰畦笑着说：“当现代的李自成、张献忠？”胡兰畦后来一直记着陈毅的话：“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代理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1929年，她被蒋介石亲自点名驱逐出江西省。是年，胡兰畦以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主任的名义，赴欧洲考察社会救济事业。1930年，胡兰畦抵达德国后，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俩共居一所。同年，经成仿吾介绍，胡兰畦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宋庆龄来到德国，通过何香凝，胡兰畦认识了宋庆龄。当宋庆龄知道胡兰畦经济困难时，就每周买一些鸡鸭鱼肉做一顿中国饭来犒劳她，让胡兰畦非常感激。

在德国的峥嵘岁月，曾坐过纳粹的监狱。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逝世，她要回国奔丧，要胡兰畦陪她一起回国。宋庆龄对胡兰畦说：如果你愿意在国内工作，我帮你解决；如果要继续在国外求学，我负责资助你再到德国来。胡兰畦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组织。经组织批准，胡兰畦随宋庆龄一道回国。

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的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继续学习。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刘思慕等人。

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受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控制，他们力图把抗日救国纳入拥蒋反共的轨道。其中的共产党成员，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人的影响，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理解不够，以极左的宗派情绪对待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散布流言蜚语。他们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有一段时期，他们禁止党员同宋庆龄及冯玉祥等反蒋将领有任何接触。

在这种背景下，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被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开除党籍。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胡兰畦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的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

胡兰畦上诉到共产国际。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在托堡和闵岑贝格的帮助下，德共为胡兰畦恢复了党籍。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此后，胡兰畦没有党证，在回国后也没有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

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费慈·新田合作，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入女牢。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3个月后，胡兰畦获释。由于玛丽亚·爱塞和克拉拉·蔡特金以议员身份出面担保，胡兰畦得以暂留德国。

高尔基赞扬胡兰畦：“这是一个真正的人。”

不久，胡兰畦再度被驱逐出境，来得法国。在到法国前，德共中国语言组在转组织关系时并没有说明胡兰畦是共产党员，而只是介绍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员，并特别说明：“胡兰畦到法国来了，她的党籍我们是不承认的，她是以女性活动得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的。”法共中国语言组的同志知道了胡兰畦的情况，都很同情她，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

在巴黎住了几个月后，胡兰畦的经济更加困难了。这时，胡兰畦接到宋庆龄的来信，说将筹集2000元给她。胡兰畦知道宋庆龄正在从事革命活动，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不忍拖累她，便写信辞谢了。迫于生计，胡兰畦在巴黎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回忆录片断《在德国女牢中》，陆续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胡兰畦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4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在德国女牢中》的发表，使胡兰畦的名声传遍了欧洲。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如邹韬奋、张发奎、冯友兰等人，都慕名前来看望胡兰畦。

不久，留苏的中国学生肖三给胡兰畦来信，说苏联准备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将邀请她作为中国的作家列席会议。胡兰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会议是由高尔基主持的。1934年8月17日，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胡兰畦应邀出席。

8月26日，高尔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别墅宴请作家代表和外宾。在晚宴上，高尔基把胡兰畦安排坐在自己右边第一个位置上。左边第一人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高尔基强烈谴责了蒋介石，说：“让我们大声疾呼，谴责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叛徒的罪恶。”高尔基指着胡兰畦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讲了胡兰畦最近的遭遇，然后写了一张纸条给在座的莫洛托夫说：“现在她不能回去，照顾她住一些时候。”高尔基讲完话后，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过来和胡兰畦握手。翌日，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莫斯科市苏维埃政府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给胡兰畦分了一套住宅。

1935年3月，胡兰畦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派遣，前往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初，香港人民革命同盟派陈铭枢去莫斯科与中国代表团会谈，胡兰畦等随行。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去世。作为高尔基生前特别欣赏和喜爱的中国女作家，胡兰畦被选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抬着高尔基的灵柩，胡兰畦和高尔基的儿子、儿媳一起手捧着他的遗物，为高尔基执绋。

担任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辗转于七个省的抗日前线，行程两万多里。

1936年7月，胡兰畦回国来到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目睹日寇的烧杀淫掠，胡兰畦非常气愤，她自告奋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了10个女青年，于1937年10月5日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当天下午，女兵们向何香凝告别，奔赴抗日前线。何香凝问大家：“上前线随时有生命危险，你们怕不怕？”团员们齐声回答：“不怕！”何香凝见大家决心这样大，非常高兴，她勉励女兵们到军中要好好工作，为抗日的士兵和民众服务。

胡兰畦率服务团在各战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和战地救护工作。在淞沪抗战中，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东林寺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制高点，我方一个排守卫在这里。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下，我方士兵大多伤亡，只剩下排长胡玉政和班长潘玉林两个人了。最后敌人冲进庙里来了，胡玉政的子弹也用完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胡玉政抓起一把铁锹，对着一个敌军官的脑袋，用力猛砍，敌军官立即倒地。敌军官一倒，其余日寇吓得回头就跑。班长潘玉林从后边连发几枪，又打死了几个敌兵。就这样，他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又一次猛攻，坚守住了东林寺阵地。胡兰畦将这个英勇杀敌的故事加工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前线慰问演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她还和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一道赴战场实地采访，合写了《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优秀通讯，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胡兰畦组织队员们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上前线救伤兵、运弹药，还经常帮一些士兵写家书，帮助老百姓在前沿阵地抢割水稻。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服务团随军撤离上海，其后辗转于8个省的抗日前线从事抗战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将士们。

“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

1938年初，服务团来到南昌。此时，项英、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在南昌组建新四军。党组织决定在服务团中建立一个党支部，原来的9个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支部由陈毅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与陈毅已经有10年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胡兰畦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也提到了与陈梦云离婚的情况。陈毅点头说：“1927年李淑宁让你与陈梦云离婚，看来还是对的。分手以后，他虽然没有出卖朋友，但是也未按照我们分手时所商量的路线去做，个人生活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陈毅接着谈到了服务团：“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你一定要好好干下去。”

陈毅在南昌与胡兰畦彻夜倾诉思念，遂订白首之盟。陈毅禀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组织上却不同意，新四军大当家的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二人倘若结婚，则胡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你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二人只好痛哭而别，陈毅致信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新四军军部顾问兼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曾写过一首调侃陈毅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诗中的“兰畦”指胡兰畦，“茜”指的是后来成为陈毅妻子的张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陈毅与胡兰畦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

为了解决胡兰畦的党籍问题，陈毅给邓颖超和蔡畅写了一封信。到达武汉后，邓颖超把陈毅的信转给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王明很快召见了胡兰畦。王明说：“陈毅的信我看了，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让你继续在外面活动，不要发生横的联系，以后就与我直接联系。”胡兰畦问自己的党籍问题怎么解决？王明说：“中国党没有发党证，你的党关系就是与我直线联系。”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这让胡兰畦很高兴。但是后来随着王明受到批判，胡兰畦的党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了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提到：“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在3年多时间里，胡兰畦率领服务团的姑娘们，足迹遍及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各个战场，行程两万多里，为伤兵医院服务，开展文艺演出，宣传抗日，被誉为“战地之花”、“当代花木兰”。第十九路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赋诗一首赞誉她们：“八百关山非浪迹，三年汗血可成河。伫看荡寇收疆日，汝辈勋劳永不磨。”

1939年夏，胡兰畦来到陪都重庆。不久，蒋介石给胡兰畦发了一个委任状，任命她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并派她到第三、六、九战区工作。胡兰畦利用国民党少将这个特殊身份，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离开新四军后，胡兰畦一直关注着陈毅的安危。1946年，胡兰畦任贵州日报社社长。1947年6月，国民党的报纸用触目惊心的大幅标题刊登“陈毅阵亡”、“陈毅毙命”，还用大幅版面详细描述“陈毅追悼会”的经过。胡兰畦得知后十分伤感。后来她又接到陈毅父母来信询问，便决心赡养二老，把成都东门外的一处果园、田地、房屋，全部给二老做养老之用。 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当了市长。胡兰畦写信要见他，接待她的却是副市长潘汉年，这时，陈毅已儿女成群了。

此后，胡兰畦再没有婚育，为解寂寞。她收养了妹妹的女儿。解放后，她被安排到北京工业学院从事后勤工作，命运多舛的她，曾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后，胡兰畦重新入党，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在邓小平支持下，尽自己的所能，为老年事业做了许多贡献。

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胡兰畦革命的一生历经坎坷，在感情方面是个悲剧，正如她自己在回忆录里所说：“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 （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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