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精锐部队2万余人，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进军，面对青海二马的围剿，红军将士英勇无畏奋力搏杀，终究由于敌众我寡，指挥失当，敌情判断不明，后勤无保障，最终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约有近一万名红军牺牲，几千人被俘，其它部队多被打散。

    但是，西路军中，有400多人的一支部队，突破重重突围，到达了新疆交界处星星陕，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被成功营救，这一举动不仅保存了革命队伍，留下了星星火种，体现了红军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顽强精神，而且极大地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可是说是西路军中唯一的好消息。那么，这支红军残部最重要、最核心的指挥者、领导人是谁？

    根据现在的党史、军史记载，李先念是这支部队的领导人、指挥者，就在前天的《中国青年报》上，李先念的乘龙快婿刘亚洲中将撰文《星汉灿烂 光耀历史》，该文在谈到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即举岳父李先念为例，大加称颂“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率700多残余的火种，九死一生，先到新疆，后回延安”。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少是相当不准确。李先念并不是西路军新疆残部的核心领导人，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应当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李卓然。李卓然，1923年入党，早期留学法国，后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回国后，李卓然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1934年10月担任红五军团政委，参加长征，出席了遵义会议。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卓然作为交流干部，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10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西路军成立后，任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37年3月，西路军连续遭受惨败，陈昌浩、徐向前决定离开部队，回延安汇报。临走之前陈昌浩主持召开会议，史称“石窝山会议”，成立了“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王树声、李特、李先念、曾传六、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七人任委员，李卓然任书记。仅从这个组织架构来看，西路军剩余部队的领导人就是李卓然，事实上，李卓然也带领这支部队走到了新疆。

    西路军虽然是陈徐二人并驾齐驱，但组织架构很明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书记、政委陈昌浩，副书记、总指挥徐向前，陈一把手，徐二把手，陈的位置明显高于徐，陈昌浩具有最后决策权和决定权。最后中央追究兵败责任，陈是一掳到底，徐当时只是降一职使用，任129师副师长，解放后凛凛站在元帅之列，基本未受影响。当然，这其中还有其它原因，但陈昌浩为兵败负主要责任是肯定的。这样来看，陈徐脱队之后，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延续，成立了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辖剩余部队，书记李卓然，当然是西路军余部的一把手，李先念只是三十军的军政委，八名委员中，至少有李卓然（西路军政治部主任），王树声（西路军副总指挥），李特（西路军参谋长）等三人的地位高于李先念，曾传六、黄超等人的资历也比李先念老得多，剩余几人至少与他平起平坐。怎么轮得到他率领余部呢？他仅仅是成员之一。

    而在李先念的回忆中，只笼统的这样说，“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和我共八人组成，军事上由我统一指挥，卓然同志负责政治领导”，这个“由李先念负责军事统一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以及“、、、和我”的说法，刻意回避了书记一职的设立，刻意忽略了工作会的实际排名，是很巧妙的写法。既然我负责统一军事指挥，那我率部队就顺理成章了嘛。李先念位高权重，这个说法似乎就成为了定论。实际上，只要仔细分析就可知，红军部队中有苏联红军的影子，也有自己长期征战形成的特点，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样重要，政委和军事主官同时对政治工作和军事指挥负责，政委如果担任党委书记，地位更高于军事主官，对军事和政治大事都有定夺权，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是不可能完全割裂的，这不符合党指挥枪的原则，红军中许多政委，都是优秀军事指挥员，李先念本人也一直担任政委，从事政治工作，同时参与军事指挥。在西路军艰难困苦陷入绝境的情况下，陈昌浩徐向前不可能指定所谓军事领导人，工作委员会也不可能让李先念越过诸多将领，统一指挥军事，而让书记、总负责人李卓然只从事政治领导，这不符合组织原则和常理。

    根据参加西路军幸存的同志回忆，在西往新疆的过程中，李卓然一直坚持正确的方向和路线，他意志坚定并鼓舞士志，关心爱护身边的同志、战士，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和军事指挥员。李先念，只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左支队的负责人之一，他的实际地位并没有提高，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都随左支队行动，左支队的任何行动，都要接受工作委员会的指挥领导，至少要得到李卓然为首的工作委员会同意，这怎么是李先念率部呢？如果要提，也是李卓然率部，至少也是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等率部，不能贪他人之功。其中，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资历地位也远高于李先念，但李先念回忆说，李特曾经不同意西去，要求东返，因其他人反对，才不得不跟队到了新疆，这就彻底抹杀掉了李特。即使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也很正常，当时就是逃命要紧，打的仗都是被动仗，从没有主动出击过，逃脱的路线也没有正确错误与否，只要逃出去就是成功，批判李特没有道理。后来，李特被看作是张国焘的人，托派分子，错杀在新疆。李先念对他的回忆，成了他意志不坚定的最好例证。

    据说，李先念带残余部队到达新疆，回到陕北后，受到毛泽东的赞誉“不下马的将军”。现在所能见的文献，都是李先念率余部到达新疆，大加褒扬，即使个别比较客气的说法，也是李先念、李卓然带余部到达新疆，李卓然被自然排到了后面。李卓然的党内地位和威望，在西路军中的位置，当时来讲，远远超过李先念，而且西走的情况也很清楚，为什么扬此李而贬彼李呢？这得从二李的经历谈起。

    李卓然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毛泽东任苏维埃主席时，曾经担任毛泽东办公室主任，此后一路做到军团政委，又是留苏知识分子，根正苗红，和毛泽东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两个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遂派李卓然去了四方面军，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去掺沙子，意在打破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绝对控制，让中央的势力进入四方面军。“密电事件”以后，毛泽东率两个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率一、四方面军数万之众浩荡南下，开大会另立临时中央，和党中央分庭抗礼。张国焘这场闹剧中，任命提拨了一批干部，李卓然被升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对于这场风波，绝大多数红军，包括李卓然这一级别的高级将领，都不明就里，搞不清怎么回事，被裹挟南下也属正常。后来很多同志都证明，李卓然在南下问题上，
受到冤枉的。但是，毛泽东对其他四方面军干部都不计此嫌，唯独对李卓然有了看法，你是我派去的人，不仅没有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还接受拉拢，升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认为这是对他的背叛，对张国焘的投靠。李卓然受这一事件的影响，虽然带队有功，但自返回延安之后，率队的功劳被巧妙掩盖，他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受到了很多同志的肯定，自此再无升迁，最高职务仅仅是□□部副部长，和他同资历甚至资历远不如他的同志，很多人位列元帅、大将、副总理以上。毛泽东的不信任和疏远，就是李卓然被贬低的原因。

    再看李先念，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回到延安之后，有种说法，毛泽东和他彻夜长谈，取得了主席的信任，被派到新四军，颇有功勋，此后一路升迁，直到国家主席。上世纪80年代初，毛泽东去世华国锋下台，李先念重提西路军问题，并找到徐向前，得到了徐的支持。李先念关于西路军残部“我负责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的说法，也得到了徐向前的背书，从而大书特书，开始见诸于党史军史小说野史。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直接了当地把李先念排到第一位，省略了李卓然为书记的事实，证实了“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这一完全背离组织原则的说法，把军事和政治完全分割开，这是罔顾历史事实的。

    而徐向前正好也有一件事，李先念投桃报李，给他作了证明。那是西路军失败之际，陈昌浩、徐向前离队，根据徐的说法，这是陈昌浩召集会议作的决定，他本人是坚决不同意的，他是要和大家战斗在一起的，只是由于组织决定难违，才违心地背着黄金走上了东返之路。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说，“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多么大义凛然！“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徐帅被迫无奈啊，同生死共患难的牺牲精神服从了组织大局，多么高风亮节！这里，红军将领眼中英勇无畏的那个陈昌浩，成了急于逃生贪生怕死不负责任的胆小鬼。李先念的回忆，给徐向前证明说，“徐帅当时不愿意离开部队，他说要和我们一起打游击，可是会上已经决定了，他也不能不服从”。40多年之后，其它当事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两个老战友互相证明，一个说，你不是贪生怕死，是服从组织决定。一个说，你是统一军事指挥负责人，保存了革命火种。一个是开国元帅，一个是国家主席，他们两个互相证明，编史的、修史的秀才们再心领神会妙笔生花，当然可以形成定论。

    李先念是开国元勋，劳苦功高，此文没有贬低他老人家的意思。但历史绝不是刻意随意更改的。上世纪80年代初，李先念曾经组织班子，调查西路军的若干问题，目的是将一些历史问题弄清楚，后90年代初，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的提法大为光火，愤怒了，给有关同志写信，他指出，“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笔者以为，摈弃春秋笔法，还原历史真实，也该给李卓然同志一个公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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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然，1899年生，湖南省湘乡人。曾用名李俊杰。1917年进湘乡县立中学就读。1920年初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2年夏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任旅欧支部训练干事。1926年赴苏联，先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1930年春抵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从事兵运训练工作。同年秋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秘书长。1931年5月至11月任红一方面军直属党委委员。6月起任中共赣南特别委员会委员。10月至11月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党委委员。同年11月至1932年5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中共赣县委员会书记，开展扩大红军及边界游击战的工作。1932年任红一军团党委委员，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党委委员，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党委委员。1933年春至6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同年6月至1934年9月任主任。1933年任红一军团代理政治委员。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同年9月至1935年7月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党委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出席遵义会议。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冬至1936年9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10月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任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7年3月西路军余部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政治领导工作。与李先念等带领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1937年底到达延安。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9年4月至1941年7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39年11月至1940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候补委员。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41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候补委员、委员、西北局宣传部部长（至1942年7月）。7月至12月任西北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2月起任西北局教育委员会委员。1942年6月起任西北局党务研究委员会成员。8月起任西北局精兵简政分委员会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9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7年2月至1948年1月任边区群众报社社长。1947年8月至1949年4月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1947年12月至1949年2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3月改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1949年2月改为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党委委员。1948年1月至1949年3月任群众日报社社长。1948年4月任西北局敌军工作委员会主任。1949年5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7月兼任东北局党报委员会书记。8月起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等职。1950年4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950年11月至1951年9月兼任东北局妇女委员会书记。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954年11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月至1955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79年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9月辞去中顾委委员职务。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第十二大代表，第十三大特邀代表。1989年1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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