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9-11-30
毛泽东不满邓小平"不听话" 林彪恨他批高岗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因为他“不听话”；林彪忌恨邓小平，是因为邓拒绝高岗的拉拢。“文化大革命”之初，邓小平成为“第二号靶子”……
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小平担任着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职务。这时党的领导核心已分成几个对立的派别，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斗争、纠偏、“大跃进”、饥饿、调整，其间还有日益尖锐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大论战。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必然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当他想扞卫党，扞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运动时，他必然会“灵活地”执行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决定。这并非是他想和毛泽东对立，他只是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形势，尽可能地减少和缩小某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损失。
这样以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使邓小平失去了这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的照耀；二是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主要是因为邓小平“不听话”。毛泽东当时需要用足够的人们对他的崇拜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威望，而邓小平则极力推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毛泽东晚年最为得意的两件事就是“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却在1962年由欢迎“三面红旗”变成反对“三面红旗”，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邓小平却支持邓子恢搞“三自一包”。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本来已经批准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毛泽东忽然唐突地改变主意，点名批评邓小平和刘少奇。四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计划重新提出，收回了包产到户和准备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把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的议案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撤了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职，用以警告邓小平和刘少奇。1966年10月毛泽东对人抱怨邓小平说:“尽管邓小平听力不好，但他开会总是远离我而坐。1959年后的六年里他从未向我汇报过一次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完全交给彭真。你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助手吗？”
而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源于1953年底邓小平拒绝了与高岗“合作”这件事。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后，活动非常活跃。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邓小平淡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小平和高岗一起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当即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地位不适当。邓小平当时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为了篡权。”
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就是从这开始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青年学生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之后，毛泽东的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在了8月初召开的中央全会的门口，大字报的全文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大字报虽然没有正面点名，但十分明显，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通过新华社公布全国以后，学生就开始造反、串联，邓小平和刘少奇一心为了维护安定秩序，为了维护党的威信，想把青年学生出了格的“政治热情”纳入正轨，他们向一些高校派了工作组，并向造反的青年呼吁:“一个真正的左派要同党同心同德，相信工作组。”邓小平也对红卫兵狂热的行动发出警告，他禁止游行示威和在街上贴大字报。毛泽东7月返回北京时对邓小平的指示大为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随即，毛泽东说工作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的产物，命令撤销工作组。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心里有数，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接受揭发和批判的地位，而“炮打司令部”则成为造反派的大方向。
林彪一伙则推波助澜。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7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也就是说，与刘少奇、邓小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必须进行下去。10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江青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行为。”大会通过《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猛烈开火”！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挥下，再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进攻。在北京，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被学生称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揪斗和批判。各高校学生也冲击学校党委，夺取学院广播权，纷纷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
在造成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毛泽东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到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林彪与陈伯达分别于10月12日和16日在会上发言后，加上由于毛泽东的威信而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迫使刘少奇、邓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检查。邓小平直言不讳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和我两人的司令部。”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上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14期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路线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有意向群众暗示会议的主要精神。而“中央文革”则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转给了他们忠实的信徒。11月2日，中央组织部贴出了一大批的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出现了打倒刘、邓的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11月3日，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并没有变更。但在宣传这次接见时，报纸上登载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敏感的人们马上明白这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不过是个虚设。
打倒刘、邓的具体部署还是由“中央文革”指挥着。12月18日，张春桥把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相当猖狂，现在还是要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12月25日这一天，天色阴沉，北风呼啸。上午，清华大学5000余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起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在前面开道，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很快，“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布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贴上了天安门城楼。
1966年结束之际，源于北京的由“中央文革”直接操纵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已不容许人们起来公开抵制或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疯狂行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曾有一句“豪气入云”的话就是“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打击和迫害还远远没有结束。
1967年8月5日，灰色的、似乎无边无际的天安门广场是红卫兵的海洋。在这里聚集了300万红卫兵，他们还在召开大会，而此时中南海内在散布各个角落的别墅之中正在举行对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公开批判。因为激进分子是在别墅的院子里对邓进行批判，所以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和其他家庭成员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强迫邓小平弯着腰，头向膝盖靠，臂向后伸直，以这种姿态听红卫兵的激烈的言词，然而邓小平根本未听到，他故意关掉了助听器。“红卫兵”们列举邓小平的“罪证”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批判邓小平50年代的一些讲话，说邓小平代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路线。其实这不过是邓小平在当时一种尊重事实的正确估计，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谁还认为这不是一条“罪证”呢？二是诬陷邓小平反毛主席，并引用邓小平曾说过的话加以证明:“毛主席从来没说过，他不犯错误。”“同毛主席的看法不一致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可能的。”
……
这些话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事实，根本没有什么错误，但在当时林彪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时候，当然是“罪大恶极”的了。“造反派”给邓小平增加的第三条罪状就更滑稽可笑了-邓小平爱玩桥牌，这是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不错，邓小平的确爱玩桥牌，而且是个桥牌高手。世界着名桥牌冠军美籍华人杨小燕曾说:“在牌桌旁，可以感觉到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又稳又精，令人吃惊的是，他是如此高龄的人。”喜欢打桥牌竟然也成了一条“罪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最后，这些造反派拉着这位已64岁的老人游街，狂吼乱嚷:“油炸他的狗头！”他们用纸糊的高帽子戴在邓小平的头上，侮辱他，推搡他，使这位老人受尽了凌辱。
最后一次批邓的喧嚣声散去了。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当刘少奇听到自己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消息时，他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这个决定对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打击太大了，他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到260/230汞柱，体温也升到40℃。他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疾病的能力，而实际上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后来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孤零零死在河南开封。
相对而言，对邓小平的组织处理，还算高抬贵手，总算留在党内了。究其原因，大概是毛泽东觉得邓小平曾是坚定维护毛泽东的人。1935年，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就是因为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而且邓小平战功赫赫，毛泽东历来都是很重视邓小平的才干的，毛泽东认为有那么一天还得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结果被历史所证明。另外，林彪、江青他们给邓小平列的“错误”，也不过是1962年“包产到户”，“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不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外，也确实找不到更多的“罪行”来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不管最高决策人是怎么打算的，邓小平的党籍还是保住了，这对以后的起用，毕竟是有益的。
延伸阅读：1975年毛泽东为何重新选择邓小平接班？
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停留270天。在此期间，特别是在长沙停留的114天，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大决策——推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取代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
本文将详细讲述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北京、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
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培养
新中国建立初期，主持西南党、政、军工作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邓小平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言，邓小平具有早年在法国和苏联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凡起草文件和工作报告、经验总结、讲话稿等，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一气呵成，且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深得毛泽东的好评。邓小平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曾多次被毛泽东视为有创见而批转给各中央局、各解放区参照执行。就安邦治国而言，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初期，邓小平先后主持过太行分局、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原局、华东局和西南局的工作，长期担任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独当一面，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就带兵打仗而言，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统兵一方，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从1938年开始，相继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领导过华北抗战，与刘伯承一起指挥过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要的战役战斗。
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除此之外，邓小平雷厉风行、知难而进、勇挑重担、善于开创新局面的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年龄而言，1956年邓小平才52岁，在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位。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培养。1956年，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插话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在中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得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的，确实为数不多。由于毛泽东的鼎力推荐，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顺利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确立了他作为毛泽东又一个接班人的地位。中共八大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共最高领导核心，对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进行决策。
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继续在国内外一些重大场合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多次明确地透露出自己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图使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和邓小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在谈到自己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时，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毛泽东一一评价了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他指出，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在1959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繁重的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深入，他们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分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十年内乱，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了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进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毛泽东对他的态度逐渐由希望变成失望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80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他在上海滩“冲冲杀杀”、“一呼百应”，可在北京、在中央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不久，毛泽东仍然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毛泽东下定决心，再次对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委以重任。
1973年12月，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政治局的有关同志和一些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提议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提议让邓小平担任军队的重要领导工作。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当军委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再追认。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但议军，而且还要议政……
随后几天，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说：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
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给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提议下，邓小平被赋予更大的重任，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使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于一身，重新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从此，在中央领导层，形成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新格局。江青集团尽管闹腾得很厉害，但毛泽东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始终不肯把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的实际权力交给他们。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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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初为何不愿住中南海 因其是皇家禁苑?
毛泽东虽然偶尔在中南海栖身，但他似乎很眷恋香山的双清别墅。只要处理净手头工作后时间还不算晚，就尽量不留宿中南海。汪东兴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他的人太多，没法静心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两头奔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可毛泽东此时还顾不上这个。然而，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要把中南海当做长久的办公处和居所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比叶剑英更固执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一次催问后，有点儿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道。
搬不搬进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关系，是因为中南海旧称西苑，属皇家的禁苑。
明代初登基有振作之举，但更以昏聩刚愎出名的嘉靖皇帝，在乾清宫遭宫女勒杀险些丧命后，总对紫禁皇城疑心生暗鬼，便搬入西苑常住，开了皇帝长住西苑的先河。
清代以降，林阴水傍的西苑几经营修，更显旖旎秀美，自康熙后，清王朝将许多典礼移至此举行，康、乾两帝还时而流连短栖。
晚清虽未居帝祚，却控驭乾纲达47年的太后慈禧，在其所谓“撤帘归政”后，多数时间在西苑颐养。戊戌变法期间她发动政变，就是把她的侄儿光绪皇帝召到西苑仪銮殿大加训斥后囚于瀛台的。庚子事变平息，慈禧西狩返京，她仍挟侄儿在西苑理政栖止。
辛亥革命后，那位给清王朝送了终，又想自己坐龙椅温皇帝梦的袁世凯，也是在这西苑中南海里，逼迫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同意宣统颁诏退位，既而又上演了洪宪王朝从登基到废止的83天滑稽戏。
想到中南海，那桩桩前朝旧事，便会历历浮于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脑际，更何况与此相关的记载，总罩着一层不吉不祥的荫翳。
夺取政权，改造中国，是毛泽东从参与创建政党那一天即清晰的目标，否则他就不是眼光长远的战略家。许多老一辈人在回溯当年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谁想得到能不能坐得江山呐！”可毛泽东不同，他早有所想，“不夺取政权，要共产党干什么？”因此，对在取得政权后，如何走出中国历代帝王、农民起义领袖都无法摆脱的由盛而衰、改朝换代的怪圈，在其尚未取得政权时就有所思索，还写下了具有前瞻性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答以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简述相应措施。
从胜利在望之际，他向全党推荐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看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是如何因骄致败的；从他在发出向北平进发的号令同时，就提出这是去“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希望考个好成绩，都可以感觉毛泽东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的颓败周期率保持着高度警惕。
所以，当中共领袖、中共核心机关突然有可能和皇宫禁苑发生关系时，毛泽东的第一反应就说“不”，是极正常的。虽然，毛泽东对跳出周期率充满自信，也很清楚住不住皇宫禁苑，和走不走封建王朝那“新桃换旧符”因循之路，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起码也得拉开一点距离呀，别让老百姓那么快就产生那种我们千方百计避讳的联想啊！
最后，毛泽东是否搬进中南海一事，被摆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桌面上，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议决，毛泽东和部分中央直属机关进中南海。
毛泽东接受了搬进中南海的决定，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搬家进中南海的，一直没有人能说出一个确凿的日期。
有关毛泽东行止比较权威的《毛泽东年谱》，对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做了如下描述：“6月15日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
从以上记载看，6月到9月间，毛泽东处在香山、中南海两边跑的不稳定状态。在孩子们的追述中，有的说毛泽东住在香山，有的说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也就不奇怪了。
对毛泽东在香山印象较深的，是年纪稍大的“囚童”。7月初，他随着育才学校的同学，坐着汽车从德胜门进了北平城里。因为是毕业班要中考，他们就集体住进王府井南口一幢小楼，学习和食宿都在楼里。
囚童进北平后，就陷入考中学的紧张复习。直到考试完毕放暑假，也就是七八月间，他才回在香山工作的母亲那里。他的母亲周惠年，是值得史书留名的老共产党人，在她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史中，几乎看不到关于这些默默工作的女性的记载，时至今日，似乎很有必要补上几笔。
周惠年1926年参加革命，调入上海中央特科，正逢中共中央机关屡遭国民党破坏的风声鹤唳之际。她所在的三科负责保卫中共领袖和锄奸，由中共特委三成员之一顾顺章直接领导，曾令敌特和叛徒言之色变。这位每月生活费仅一块多大洋的年轻女性，常要身藏短枪弹药，穿过巡捕、特务密布的区域，送到三科的行动地点。而在此区域携带武器的人，一旦被查出，苛刑极重。
顾顺章叛变后，周惠年与继任三科科长的谭忠余结婚。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时，周恩来就在她家藏身。后谭忠余赴苏联学习，回归途中作战牺牲。周惠年遂与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的中央军事部秘书李得钊结婚。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李得钊任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然而危险与幸福并存的日子也那样的短暂，1934年6月，李得钊与执行局书记李竹声遭捕。不久，刚刚分娩的周惠年，和同一联络点的“革命母亲”夏娘娘也系狱。监狱的难友，都叫她那出生两个月就入狱的孩子“囚童”，熟悉他的大人们，后来都习惯称呼他囚童。
国共二次合作后，周惠年出狱，1939年她结束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涯，赴延安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当秘书。
1949年的囚童已经15岁了，他还能记起，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他母亲的办公和居住之所，在朱德的住处隔壁，门口有一个岗哨。“再往西是刘少奇家，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在最里面。”
“中共中央的几大领袖，除刘少奇秘密赴苏联，周恩来主要在城里活动外，像毛泽东、任弼时、朱德还都在香山，因为我们不时能看到他们。我记忆到中南海看母亲的时候，是我读中学之后，就是说已经过了9月1日。”
依照囚童的回溯，七八月间毛泽东还未正式搬进中南海，否则围绕他运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必然要随之而去，他看母亲就不应该是上香山，而是进中南海；同时毛泽东进中南海，工作中心转移了，朱德、任弼时却以香山为另一个中心似乎不太合情理。朱、任跟毛泽东走了，如影随形的秘书们，也不可能还留在山上。（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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