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过西藏的历史和文化的人不得不承认，西藏长期处于一个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其他部分的联系、特别是与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联系较少。一般人都注意到了不利的交通条件，由于西藏与内地相隔遥远，加上地处世界屋脊，重重山脉阻隔，气候条件恶劣，人员和物资交流极其困难。却往往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不利条件——高山反应。

其实，先民最就注意到这种奇特的现象，二千年前就记载了高山反应。在《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了公元前1世纪末杜钦叙述从皮山至县（悬）度交通状况：

起皮山南，……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二千余里乃到县度。

皮山在今新疆皮山县一带，县度是指今塔什库尔干西南的喀喇昆仑山和中亚的兴都库什山，所以大头痛、小头痛之山应该是指新疆境内的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这一带的海拔已在4000米上下，一般人到了这里都会感到头痛。而且随着高度的增加，头痛的症状还会加剧，所以才有了相对于小头痛山的大头痛山。尽管当时还不知道高山反应的原理，但却形象地抓住了高山反应最明显的特征——头痛，而且已经注意到连牲口也受不了。

在《旧唐书》的《吐蕃传》和《侯君集传》都记载了贞观九年（635年）侯君集和李道宗追击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吐谷浑时的行军路线：侯、李从南路进军，翻越了汉哭山，在乌海给马饮水，经过了二千多里荒无人烟的地方，又经过星宿川，来到柏海。乌海即今青海省的苦海，星宿川即今约古宗列渠，而柏海即今札陵湖和鄂陵湖。侯、李的军队是在翻越了汉哭山后到达乌海的，所以汉哭山应该是今天的鄂拉山，海拔也接近4000米。值得注意的是“汉哭山”这个名称，唐朝的军队首次深入，自然只能沿用当地原来的地名，而且唐朝人不会采用这样不吉利的地名。如果唐朝人音译当地地名，也不会用这两个字，所以只能是根据原有地名意译的。我推测大概是由于汉人到了这里都会因高山反应而难以坚持，加上远离故乡，往往会绝望地哭泣，所以吐谷浑人才如此称呼此座山。

与交通条件一样，高山反应曾经长期影响了汉藏之间的交流。与其他民族相比，汉藏地区之间的相互迁移要少得多。唐朝是与叶蕃交往较多的阶段，但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人数也很有限。而且除了文成公子一行和少数使节是主动前往的外，其他都是被吐蕃军队俘虏的唐朝军人和被强制迁移的平民。

今天的医学知识已经能够解释产生高山反应的原因，所以一般人都有思想准备，心理负担不大，加上有吸氧等辅助手段和急救措施，较少出现意外。但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高山反应就会给人们带来严重的后果，不仅不能作及时和适当的防治，而且会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和惊慌。

由高原来到平原后产生的不良反应同样如此，由于吐蕃人长期习惯于吸入含氧量低的空气，一旦吸入含氧量高的空气就会产生“醉氧”反应，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节才能适应。这也大大限制了历史上吐蕃人的迁移和活动范围，并且曾经挽救过大唐帝国的命运。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的二十万大军攻陷唐朝的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唐代宗逃往陕州（今河南陕县），副元帅郭子仪退守商州（今陕西商州市）。可是15天后吐蕃却仓皇撤出长安，退守今甘肃境内。关于吐蕃突然撤退的原因，史书上只说了两条：一是唐朝有人选了二百骑兵渡过浐水，对吐蕃军队扬言“郭令公（子仪）的军队快来了”，引起吐蕃人的恐慌；一是少将王甫带了一批“恶少年”在御苑中敲鼓喊叫，吓得吐蕃军队连夜撤退了。这两条理由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在这以前郭子仪刚败退，并不具有使吐蕃闻风丧胆的威力；吐蕃占据长安后，立唐朝的广武王承宏为帝，还封了文武百官，已作了长期打算，岂会因为少数人的骚扰就吓得连夜退兵？即使当夜产生混乱，唐兵并没有乘势追击，吐蕃人弄清情况后完全可以再返回。实际上，唐朝人并不知道吐蕃这次突然撤退的真正原因，只是想当然地将两次偶然事件夸大地联系起来了。从吐蕃的占领区以后一直稳定在陇东高原一线看，他们显然不适应关中平原这样低的地势，所以当第一次进入长安不久就普遍出现了头痛等不良反应。面对这样原因不明的灾难，吐蕃人当然极其恐慌，所以才会不战自溃。

这一事件给吐蕃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他们再也没有进入平原。在吐蕃的极盛时代，它的疆域包括四川和云南西部、青海、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以及相邻的中亚地区，它的兵力足以抵挡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军队，却没有再试图进攻关中。

要是吐蕃人没有遭遇低海拔反应，要是他们了解这类反应的原理，再在长安坚持一段时间，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汉族方面也保留着这样的记忆，所以一直视西藏为畏途。文成公主入藏固然是汉藏交流的盛事，但唐朝方面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且唐太宗也舍不得真将自己的女儿远嫁，选的是宗室女子。文成公主一行在路上走了二年多，未必不是为了逐渐克服高山反应，适应高原环境。此后见于记载的入藏人员，基本都是为了执行政治、军事或宗教使命，尚未发现主动前往游历考察的，连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也没有到过西藏。

相比之下，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比较容易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而且游牧民族往往是穿过河西走廊，从青海逐渐往上迁移的，能够逐渐克服高山反应，所以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间的交流一度比较密切。15世纪后，藏传佛教通过青海传入蒙古高原，成为蒙古族主要或唯一的宗教。与此同时，蒙古人也不断迁入西藏，一度成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有一位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也是从蒙古寻访来的。

正因为如此，古代西藏更容易受到距离较近、交通相对便利的印度和南亚方面的影响，佛教较早传入西藏，并且结合西藏的特点形成藏传佛教，长期维持着政教合一的局面。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一直企图将西藏纳入其势力范围。尽管英国的侵略受到中国政府和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但当英国人从印度将铁路和公路修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而中国一方面的公路终端却还在二千公里之外，以至连中国政府派遣的官员要进入西藏还得借道印度。如此悬殊的交通条件，加上高山反应的限制，西藏一度深受来自南方的影响可想而知。

从内地连接西藏的公路和航线的开通，特别是青藏铁路的通车，为西藏与祖国各地、藏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手段，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具有增氧设施的铁路列车）也为克服高山反应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即使在今天，高山反应对西藏和国内其他地方交流的影响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对付高山反应的办法基本还只有两种，一是靠自身的调节和逐步适应，一是人工增氧。前一种办法对多数人是有效的，但总有一些人会调节不过来，如果其中正好有必须去西藏工作的特殊人才，那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且体力上适应了，也不等于能够全面发挥个人的能力。如在缺氧环境下，人的思维会比较迟钝，像学术研究、科学实验、文艺创作等往往难以达到最佳状态。对于必须要经常来往于两地之间的人，还得反复进行自我调整，困难更大。因此在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寻找克服高山反应新手段的同时，还只能通过扩大人员交往和进一步改善交通这两个办法。因为去的人多了，能够适应的人必定也多了。路上花的时间少了，条件舒适了，自身的调节就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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