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当政，利用所掌握的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陷害东林党人，一时间海内群情激愤然无可奈何。执行任务的缇骑———明朝的准军事力量锦衣卫四出，特别是到江南一带抓捕魏党政敌。

　　被选为中学课本的《五人墓碑记》记录了这件事，另一本明人笔记《碧血录》对魏党派锦衣卫下江南激起的两起民变———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群体性事件，记载更为详细。

　　那一阵子，锦衣卫特别愿意去江南执行抓人的公务，因为可以由此索贿，被抓的多是做过官的缙绅，家人为了被抓者不至于太受苦，必定倾囊来贿赂缇骑。《碧血录·人变述略》说：“江南即数见缇骑以为常，而缇骑亦视江南为熟游故道。”“凡此辈出，珰（魏忠贤）之儿孙及左右皆有贿，人则数十倍，利如市贩。”执行公务成了校尉们的发财机会了。

　　最终，缇骑们在苏州抓捕原吏部员外郎周顺昌时遇到了大麻烦。周为人正直，在当地士民中威望很高。而锦衣卫的恶行早就传遍了江南大地，江南士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抓捕的官员带着锦衣卫们捉拿了周顺昌，带到巡抚衙门，当场宣布逮捕令，想以此来威慑当地心有怨言的士民，怎知道事与愿违，此举反成了引爆的火星。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苏州城的老百姓几乎都知道了，上万人聚集到衙门前，手持香火为周顺昌请命———这万人，应该算成“不明真相”的群众，而几位读书的秀才便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他们能说会道，见多识广，充当了民意代表的角色，上前和官员们说理，并让在场的巡抚巡按向皇帝转奏江南民意。东厂的校尉们自然不把这些草民放在眼里，大声呵斥：“东厂逮人，鼠辈胆敢阻挠！”并将手铐投掷在地上发出响声，来吓唬老百姓。

　　围观群众既然上万人，谁还在乎这几个校尉，愤怒的百姓说，我们开始以为凭圣旨抓人，原来是东厂的魏太监的命令。于是就用手中的伞、木屐投向校尉们，当然，也夹杂着石块。且喊打声如雷，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校尉们一下子成了软蛋，躲在巡按后面说：爷救我。大伙儿不依不饶，闯进府衙追索这些校尉，一位藏在屋梁上的校尉很不幸，受到惊吓，摔死了。事情过去后，上方一查，死者叫李国柱，乃是临时工，根本不是在编的校尉，而是向有关人士行贿五百两银子，假冒校尉前来执行公务，希望大捞一笔。

　　当时苏州知府寇慎和知县陈文瑞，是通过科考出来的地方官，这类文官总体说来不是草包，且官声很好，他们知道民变规模若不控制，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对愤怒的群众不能采取硬碰硬。于是他俩做了被抓的周顺昌的工作，周毕竟是体制内人，不愿意因为自己一个人给故乡带来血雨腥风，于是站出来劝说围观群众以大局为重，不要做出过激的行动。如此，愤怒的苏州百姓才散去。

　　领头殴打校尉的是后来被杀的颜佩韦五人，他们乘势将去浙江抓黄宗羲之父黄尊素的公差打了一顿，船只烧了大半。有人提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几千人下杭州，杀税使，焚烧魏党官员老家的宅子。———这就是公开造反了。颜佩韦还真讲大局，说我们这类小人死不足惜，如果扩大事态，就会因我们连累江南贤士大夫，魏党会借此构陷他们。于是作罢。

　　在苏州民变发生的前一天，校尉去江阴逮捕另一个东林人士李应升，同样激起民变。围观群众数万，数十人手持木棍，直呼入宪署杀魏忠贤的校尉。有个卖甘蔗的少年，跟着一个胖校尉，说，我恨死了这些人，杀却江南许多好人。他用削甘蔗的刀在校尉屁股上剜了块肉，扔到街上喂狗。

　　这两起群体性事件，有几个共同点。其一是参加者多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人，多数人和被抓的官员并没有关系。但是因为痛恨缇骑的跋扈蛮横，也对朝廷政治的黑暗感到愤怒，于是不需要动员，一下子就聚集上万人。到这个时候，官府就很难控制住了。其二是他们对最高统治者———昏庸的天启帝还抱有希望，皇帝的权威还在，他们痛恨的是奸臣。其三，带头者以及尾随的群众多数是理性的，他们并不像真正造反，只是忍无可忍参与事件。

　　明末江南这两起民变真正的原因是制度性溃疡。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中所说的几段话，或许可用来剖析这两起民变。他说：“在明代晚期，尽管理论上帝国政府权力无限，但实际上它常常无所作为。”“王朝的安全建立在思想教化、舆论控制以及监察官员和特务的监视之上。相比而言，武力并不显得很重要。”“所以镇压，不是有力量的标志，而是缺乏力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