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张案的来龙去脉

文/岩石

刘青山、张子善案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现在，一些“拥毛派”对此津津乐道，用以宣扬毛泽东为政清廉——它能说明得了吗？——实际上，它又说明了什么？——恰恰说明了，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其实就是毛泽东确立的腐败制度的必然产物。

一、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来龙去脉

20世纪50年代初，新生仅仅两年的中共政权，出了两个特号贪污犯，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调任石家庄市委书记），时任书记张子善（原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1952年2月10日下午1时，在河北省保定市东关大校场上，“呯！”、“呯!”——随着两声石破天惊的枪响，结束了两个尚且年轻的罪恶生命。张子善时年37岁，刘青山35岁。

（一）两个颇有功劳，曾经非常坚定的共产党高官

张子善，原名张三更。体形文弱，似一介白面书生，刘青山膀大腰圆，象一员赳赳武将。二人形象差异很大，但都有一段颇为传奇的革命经历。

张子善生于河北省深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尚村），兄弟共三人，父亲去世很早，母亲体弱多病，费尽千辛万苦，将苦命的孩子拉扯成人。张子善没有辜负亲人的期望，高小毕业后，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秀才”。他也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3年，19岁的青年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曾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参加了绝食和卧轨斗争。后来，狱友集体暴动越狱成功，张子善趁乱逃出。

此后，他历任中共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建国后在中共河北省委机关任研究室主任，主动要求下去锻炼，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案发前不久升任地委书记。

刘青山，原名刘顺山，生于河北省蠡县（现安国县）南章村。1931年，时年15岁的少年雇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高蠡暴动。失败后的第三天，敌人在保定南关操场对被俘的19名游击队员实施了集体大屠杀。刑具是铡刀。刀光闪闪，鲜血淋漓。当最后一名被押来的刘青山出现时，主刑的敌团副有些迷惘：分明是一个小孩子，不象“土匪”，以为抓错了。机灵的刘青山也趁机大声喊冤叫屈。敌团副大骂一声：“滚蛋！”便把他放了。

此后，刘青山历任中共冀中区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

中共党史有这样一段话：“应当公正地说，刘青山、张子善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二）明目张胆，贪污腐化

如今官员腐败，无一不是暗箱操作，暗中交易。可是，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却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1、大肆挥霍，极尽奢侈。

建国初期，中国刚刚结束连续半个世纪的战乱，百废待举，再加上“抗美援朝”，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而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地师级官员，仅仅在任上两年时间，就聚敛了巨额财富，过上了富豪一般的生活。

请看张子善本人的交代：

例如衣着方面，由一般布到好布到皮、毛狐毫；饮食上，由粗细粮并用，到纯细粮，到酒肉俱备、烟茶够用，水果常有……行动非乘车不行，由吉普到卧车；买东西要最好的。吸烟由“五洲”到“恒大”到“大前门”，个别的到“大炮台”；带表由旧到新，到“自动”，洗澡由池而盆。

外区来人均格外招待，一般都是八菜至十六菜，以至海味山珍色酒水果……招待极度铺张浪费，请客机关每月不下5000斤米……为刘青山饯行花50万左右（或更多）。一般 还叫擦澡擦鞋。十几人一次洗澡看戏吃饭即可浪费八十万元（旧币，下同）。……天津生产管理处花钱如流水，挥金如土。常有三辆车，实际是作招待用。

就我个人来说，东手要钱西手出钱；左手买东西，右手送或向兜里装，又让别人去买或送极多……

再看看办案人员记录的刘青山的交待材料：

刘拿来大把把的钱干什么？买衣服，买皮大衣，水果，金笔，家具，用自己才买的好表换对方的坏表，买收音机，买高级烟卷，还买高级补品，其中一次买鹿茸精花去了1600万元。

刘青山的祖母死了，这位做了大官的孝顺孙子不管正值生产备荒时节，强令县镇干部搭台子唱戏，告慰亡灵。几声炮响，上坟时节到，刘青山又命干群多人抬棺送柩，自己则坐在地委机关的小车里缓缓随行。

刘青山为了享受，置日常工作于不顾，经常以养病为由，常住自己在天津马场道的独门独院的小洋楼里大吃大喝；为了享受，他天天服用各种补品；为了享受，他嫖娼上瘾吸毒成癖。 1950年下半年，刘青山用公款从香港购进两部小汽车，一辆留给自己 （调离时拒不上交，带到了石家庄市），另一辆送给了别人。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仅日常生活挥霍公款，有账可查者达四五亿元之巨。仅从“机关生产”中，刘青山私用一亿八千三百九十九万多元，张子善私用一亿九千四百二十六万多元。

2、贪污挪用，侵吞民脂民膏

刘、张二人的经济犯罪，一切都缘于“机关生产活动”。

当时的天津专区下辖11县3镇，地处河北省中部，位于北京、天津两大都市之间。1950年一场大雨成灾，使数百万农民痛苦不堪。省政府为了救灾，决定以工代赈，免费下拨大批补贴粮款，组织数十万名农民整治河道。

刘青山、张子善二位共产党的高官，眼睛便聚焦于这笔灾民的救命粮款上！二人商议后，依仗职权，将本已由专区供销合作社承担的这项肥差强叨过来，成立了一个直属于“机关生产管理处”的“河工供应站”。说话粗野的刘青山亲自跑到供应站吼道：“给老子净赚30个亿！”——这项命令的意思就是让工作人员从灾民补贴粮款中榨出30亿元。于是，他们采取以次定好，提高价格的办法，苛剥河工口粮220万斤，折合22亿元。为此，脾气暴燥的刘青山嫌少甚不满意。

1950年10月，中央指示天津专区武清县杨村修建飞机场，为此拨款29亿元，其中包括占地移民费用。刘、张置移民利益于不顾，又从中挪用20亿元，投入“机关生产”。

机关生产的骨干企业电线厂缺钱买铜，张子善大笔一挥“可无息借款……”。结果从国家明令“专款专用”的水利经费中划走10亿。

1951年，省政府人事局拨给天津专区干部家属救济粮17.5万斤，折款1.75亿元。当一些生活困难的普通干部家庭望眼欲穿之时，刘、张二人又下了一道命令：“借钱生利！”——便从1.75亿元中借走1.4亿元充作“机关生产的流动资金”。

更令人大开眼界的是，在朝鲜战场炮火纷飞之时，他们竟然指使“机关生产处”与私商勾结、倒卖国家明令禁止的军需物资。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奸商张文义（女）趁机使出骗术，占用4亿元救灾款，使他们赔进21亿元。

张、刘二人还派机关生产处人员打着为灾民造船的旗号，冒充解放军军官，前往东北套购木料，然后高价转卖给本地灾民，从中牟取暴利。

他们明目张胆地挪用国家资金、民脂民膏171.63亿元。

（三）东窗事发，毛泽东钦定处死

1951年秋，天津行政专署一个副专员向上级检举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于是，张扬开来。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将中共中央关于刘张问题的报告批转全国全党的同时，亲自拟了一个指示。
关于刘、张的处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天津地委很快布置地直机关党员干部进行讨论。天津地委在家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天津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其死刑的535人，主张处以死缓的8人，处以无期徒刑的3人，处以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其死刑的536人，主张处以死缓的7人，处以无期徒刑的3人，处以有期徒刑的6人。

1951年12月14日深夜24时，中共河北省委给华北局呈上一份报告，表明他们对刘、张二人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

1951年12月20日深夜23时，华北局给党中央呈上一份报告，表明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

最后，由毛泽东作了最终裁定。

1952年元月初，形式上由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判决书：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2009.12.21

——全面反思刘张案之二

文/岩石

【摘要】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以后，“毛主席两袖清风”的美誉随之而起；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毛泽东时代清廉”的颂歌又唱了起来。并且，它们成了攻击新时期的重型武器。其实，统统都是神话——不！是童话！是谎言！流传了几十年的谎言！

其实，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正是腐败制度的特产。腐败制度的总根子是高度集权。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腐败，铁律也！不过，造成刘青山张子善腐败的直接制度——“党政机关生产活动”特别醒目。此乃经典的官商制度——经典的腐败制度。

特别惊人的是，刘青山张子善腐败大案——暴露了制度腐败。

一、当时，大面积贪腐——证明制度有大病

请看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后——1952年1月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的长篇检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人民日报》第三版）：

“由战争到和平，由乡村到城市，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这个变化而来的是有些干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享受思想在发展，譬如大家比房子好坏、比"大方"、比" 阔气"、比设备，本省与外省比，农村与城市比，中小城市与大城市比，总觉得自己的场面不如别人，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又譬如多报预算，节余不交公，损大公利小公，强调上级照顾下级、全局照顾局部等追求个人享受风气上升，要求日渐提高，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现象。同时，严重的贪污现象也在滋长，甚至有的单位由少数人贪污发展到集体贪污，由隐蔽贪污发展到伙造假账，而在察觉这些情况时还觉得很平凡。

事实证明，入城以来政府工作人员中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是普遍、迅速而且很严重的。特别是供给制思想与腐化思想影响相结合，就发展为"抓一把"的恶劣作风，抓人、抓钱、抓东西，无限制地向公家要求，挪用公款，任意挥霍，习以为常。”

大面积贪腐，只能证明制度有大病——此乃腐败制度的生动表现之一也。

二、举报腐败必须通过领导——领导与领导官官相护

刘、张案是由当时的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 （刘、张的副手）揭发的。作为副手，李克才对刘、张的行为自然有所了解，就向河北省省委书记林铁反映了刘青山等人的问题。谁料，这位主要领导竟不以为然，摆摆手让李克才不要再说下去： “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来的毛病嘛！何况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小李呀，你要注意与老刘和老张搞好团结……”据说这位领导后来私下里还说： “卖主求荣，不好！”领导冷冰冰几句话使李克才 的希望破灭了……

举报腐败必须通过领导，领导与领导官官相护——在民主制度下根本无需通过领导——此乃腐败制度的生动表现之二也。

三、媒体批评、揭发掌权者竟要通过掌权者本人审查

当时组织制度规定：检举必须实名，检举地委领导的函件必须由地委领导向上转交。而批评地委以上领导的新闻稿件更必须经过领导审查。

请看看清楚：这究竟是监督权力，还是权力监督？——此乃腐败制度的生动表现之三也。

四、没有审计和监督机制

《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指出：

“刘、张盗窃国家财产投入"机关生产"远在1950年即已开始，1951年入春以来即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狼狈为奸，剥削治河民工，而我们省委领导竟长期无所闻，说来难以令人相信，自己也无以解脱，然而却又是事实。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就在这里。
事实充分证明了官僚主义是培养贪污浪费的温床。”

王少军先生的《反腐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 中共党史出版社）写道：

“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李克才，后来也对刘、张案件的教训有过一段总结。他说：主要责任当然应由他们本人负担，但外界原因也是一个方面，应当永远引为鉴戒。一是某些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这是刘、张二人贪污案没有被早日揭露的第一个原因。二是党内生活不健全，干部管理上规章制度不严，特别是对一些党的高级干部监督不力，也是个教训。三是财务管理上漏洞大，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助长了贪污和浪费，这一点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意志薄弱的干部教训尤为沉痛。”

所谓“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其实就是制度问题——对大项经费开支，没有任何审计制度。对干部监督——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监督下层干部，从建国开始，对地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从来没有任何监督措施——从刘张案看得清清楚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大贪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都说过同样的话：“干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人管了。”

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是怎么发现的？《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指出：

“直到1951年夏，刘、张为调动工作问题，他们卑鄙无耻地谁也舍不得这块"肥肉"，都希望自己留下，对方调走，因而内部发生矛盾，上下左右拉拢、互相排挤，机关生产罪行的秘密才逐渐暴露出来。”

原来如此！如果不是内讧，没准刘青山、张子善二位日后还可能当国家部长呢！

没有任何监督——此乃腐败制度的生动表现之四也。

五、土皇帝霸气冲天，权力高度集中

李克才 到省委举报的信息，很快反馈给了刘张二人。刘青山吼道：“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

自上而下，权力高度集中——此乃腐败制度的生动表现之五也。

六、制度鼓励公权私用——经典的官商制度

滋生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的土壤是所谓的“生产活动”。

《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写道：

机关生产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机关自理。其资金来源与业务经营政府很少检查，开支更未过问。于是弊端产生，不少已化为违法营私报废空洞和铺张浪费的挡箭牌。一切无法报销的账目，就在机关生产中解决，助长了贪污浪费。有的负责人单线领导搞鬼，损大公利小公。公开盗窃葬送了不少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是突出的典型。今后机关生产如何管理，极须适当解决。财政供给制度不够合理的地方，也是值得领导上检查的。

什么叫“生产活动”？

当时，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中央和各级党政机关可适当的开展生产活动，弥补财政不足。”——“生产活动”即商业经营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刚进城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享受供给制。供给制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分配制度，建国后延用至1952年。单就伙食一项而言，地方上大体是：县以上干部和重伤员为小灶，科、区级干部及轻伤员、产妇等为中灶；一般干部和勤杂人员为大灶。伙食费分为粮食、副食、燃料三项；大灶一般每人每日供应油0.02斤、盐0.0125斤、肉0.04斤、菜1斤、煤1.25斤或木柴2斤；中灶按大灶的2.5倍计算，小灶按大灶的3.7倍计算。

很清楚，县以上党政干部的伙食费，至少相当于普通农民的二十多倍。

请问：共产党干部的生活水平已经高出人民群众许多许多，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开展“生产活动”？这样做岂不是要扩大官民差别吗？现代世界，哪个国家允许公务员开展“生产活动”—— 商业经营活动？

再者，刚刚掌权的泥腿子，没有任何积蓄，怎么开展“生产活动”？他们的手不伸向公权力，向哪里伸？现代世界，哪个国家允许公务员开展“生产活动” —— 商业经营活动？

什么叫财政不足？何时才能满足权力贪婪的胃口？此前，连续打仗、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敢允许公务员开展“生产活动” —— 商业经营活动吗？——请不要忘记，我们不是曾怒斥对方是官僚资产阶级吗？

毋需置疑，这就是当时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大开缺口，让他的高级干部们贪污、挪用，让他们腐败！——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商”（权贵资产阶级）的发端——建国伊始，毛泽东便建立了腐败的官商制度。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就直接产生于执行最高指示、开展“生产活动” —— 商业经营活动。显然，它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腐败制度使其然，腐败制度成其然。有如此美好的腐败制度，如果不产生大批大批贪官（包括许许多多隐藏不露的贪官），岂不怪乎哉？

综上所论，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其实就是腐败制度的必然产物。刘青山、张子善不过是两个倒霉蛋，是腐败制度的牺牲品和替罪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