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4-25
“通海大地震”亲历记：废墟前忆苦思甜
地震中死去的一万多个生命
1995年8月，我开始着手调查通海大地震。我感到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在地震中死去的一万多个生命。
大地震发生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分37秒，震中在通海县高大乡五街村附近，震中烈度为十度强，震源深度约13公里。受灾地区包括玉溪、通海、峨山和华宁等地。这一切，我都记录在我的“调查笔记”中。
余家河坎村坐落在一条干涸的河床旁边，地震时约26万立方米的坝体向东南方向低凹的梯田滑移，向东滑移120米，向南滑移约200米，使这一段地面下陷2米多，田地碎裂成数段，就像乱刀之下的豆腐一般。河堤上的大树连根拔倒，河旁的村庄有16户人家近50间房屋，随着地表、道路、树木、农田，向东南方向滑移100-150余米之后，全部倒毁。周围尽是深沟大槽，不堪入目。村中438人，死105人，重伤71人。
曲江两岸的高大乡，8000多人中竟有2300余人震亡。仅普丛村70户人家，就有10户全部死难，全村死亡613人。位于震中位置的五街村，原有597人，194人死难，其中年龄最小的刚出生两小时。槽子村原有25人，20人死难，仅留下两位老人、一位妇女和两个小孩。老茅村，原有150余人，有近50％的人死亡。
驻扎在高大乡的公路建设七团，有15个刚下夜班的民工到厨房里吃饭、烤火。地震时，一堵粗厚的土墙向他们压去，未等他们明白发生什么事情，许多站立着的人就被墙体从头压向脚掌。当人们把他们刨出来后，看到的是这样一幅被地震定格了的惨状：15个人变成了15团肉饼，变形的嘴里还含着饭菜，烤火的人则被烧成了焦尸。
峨山县城有逢5赶集的习惯，1月4日下午就从四面八方汇集了许多前来赶集的旅客和农民，两层楼的大旅社爆满，还在过道上加了地铺。地震时，绝大多数旅客遇难，竟死亡200余人。
昆明工学院140多名教职工，从省城昆明来到峨山县小街公社“五·七干校”学习，接受政治洗礼。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在这140多人中，有90多人是“革命群众”，有40多人属于罪该万死的“牛鬼蛇神”。90多名“革命群众”住在条件较好的农场大仓库里，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而那40多个被打入另册的专政对象，则住在低矮的“牛棚”里。地震发生时，大仓库里的90多名“革命群众”，被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整整齐齐地打死在床上，无一幸免。
解放军某部驻扎在峨山县红旗公社（现锦屏乡）通讯团营房里的136名女兵，刚刚在1969年冬季征兵中光荣入伍，军装上还未正式佩戴领章帽徽，她们正在这里接受集训。大地震发生的顷刻，姑娘们以军人的速度飞快地奔出营房。在寒冷的夜空下，她们仅穿着内衣和内裤，发呆地站着。只听一声哨响，部队首长发出了“保护油库”的动员令。这时，女兵们才发觉自己穿得这么少，羞涩之心使她们涨红了脸。她们看看自己的营房尚存，就不约而同地冲进去寻找衣服。须臾间，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营房顿时全部垮塌，女兵们就这样全部惨死在屋里。
通海县城一位苏氏老太太回忆说，地震那年，他们已有5个儿子，大儿子苏文怡刚15岁，而最小的儿子苏文俊还不到7岁。那天晚上，他们带着5个儿子在家纺石棉，一直纺到12时。他们刚躺下，大地震就发生了。夫妇俩焦急万分地呼喊着儿子们的名字，一直熬到天亮。解放军来了，从深深的废墟里，刨出了5具被压得奇形怪状的尸体。
观音村的钱学德，1月4日结婚，夜里正在闹新房的时候，地震发生了。他匆忙拉住新娘子的手往外跑。跑到天井时，一根木头正好打中新娘的头部。在地震中，他家死了4男4女，只剩下他和父亲、小妹三个人。埋葬亲人的时候，他和父亲用皮带拴着尸体，抬上山，匆匆埋下。8具尸体，父子俩花了4天时间，挖了8个洞，来回上山8次。
代办村有一个妇女，地震前三四天生下一个男孩。地震时，这位妇女和婴孩不幸遇难，人们把这娘儿俩刨出来放在一块。当他们掩埋完其他死尸再返回来埋这娘儿俩时，突然发现，那个婴孩已经醒来，不哭不叫，正扑在他娘的尸体上吸食乳汁。
在地震废墟面前忆苦思甜
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大量的毛泽东选集、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
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大量的毛泽东选集、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
灾区人民手举红宝书高呼抗震救灾口号
中央慰问团到通海地震灾区慰问
地震学家曾目睹震前之异象
1969年冬，贯穿建水、通海、峨山的曲江河谷，出现了气候反常现象。这个全长120公里的地区，被地震学家称为“曲江断裂带”。在中国地震学界，最早把目光投向西南的，是中国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早在1965年，李四光先生就亲自指导组建了西南地震地质大队，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云南地质构造上断裂带的研究，而这些断裂带有不少仍然在频繁活动。到了1968年12月，李四光再次提出，要认真研究西南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地区，要加强监测工作。1969年11月底，遵照李四光先生的指示，西南地质地震大队就派人下来进行实地考察了。他们分成4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被分派到通海。他们于1969年12月初到达通海，并选定陶茂村的一幢新房子作为他们的“革命根据地”。事实上，他们所住的陶茂村，距离后来通海大地震发生时的震中五街村，已经很近很近了，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他们一直在张老村和姑娘村一带考察，白天在山坡上采石头，晚上带回来敲敲打打。那一段时间，他们看到房前屋后的竹子忽然开了花，一串串紫蓝紫蓝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着，似乎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秘密？村前村后的桃花、梨花，也在这个寒冬季节绽开了花蕾。山坡上，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也竞相开放，百花灿烂，争奇斗艳。对于这些美丽景象，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感受到春天的气息，相反他们的神情开始变得紧张和不安起来，眼前的百花越鲜艳，树木越苍翠，他们心中愈发感到压抑。因为他们知道，树木在这个季节开花结果，一定是由于地下温度增高，唤醒了处于冬眠状态的植物。但是，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他们无法确定这一带将有大地震发生。
这个地质考察小组在通海考察了1个多月。当他们收兵回营，悄然撤出高大公社时，已是1970年1月4日。他们回到县城，入住通海县人民旅社。在人民旅社里，那个姓刘的女服务员从井里打不出水来，仔细一看，原来井里已没有水，全是一股股涌动的白沙。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全靠水井。姓刘的女服务员为此非常焦急，不知所措。地质考察小组的几名队员便帮助她一块儿淘井，淘啊淘啊，竟然淘出了两推车白沙，但最后还是没有水。当时，他们也没意识到要地震，淘不出水来就算了。于是，他们回到房间休息，接着又整理考察资料，准备回昆明后就立即向中央地震工作小组汇报通海的情况。到了晚上，他们在房间里感到非常闷热，在屋里简直无法待下去，就相约到街上溜达。1970年的时候，通海县城还有一段老城墙，他们就沿着老城墙闲走，当他们走到十字街（现新华书店一带）时，看到一位老汉在那里爆玉米花，香气扑面扑来。同时，他们也发现街上的老鼠特别多，而且特别大，一群一群地跑出来，四处逃散。围在老汉身边等待玉米花的人们，见了老鼠也不打，眼睁睁地望着大老鼠们从自己的脚下或身边跑过。他们感到很奇怪，街上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大老鼠呢？其中一个考察队员解释说，你看那个老大爷爆出的玉米花多香，把大老鼠也引诱出洞了，见人也不怕。当天夜里，也就是5日凌晨1点，大地震发生了。
地震后以为是核战争爆发了
地震发生的那天夜里，我们恰恰遇上了一个怪天气，震前热得大家无法入睡，震后却又变得寒冷不堪。当时，我们看见村子周围到处是村民们上山打来的柴火，父母就弄来一堆放在场子中央，点燃起来取暖。但很快就有几个民兵赶来，命令大家赶快把火灭掉。民兵说，上面来通知，战争爆发了，敌人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如果我们这里有火，就会被敌机发现，敌机就会往我们这里扔炸弹，村庄就要遭殃。说着，民兵们一起动手，把火打熄了。
其实，那一年，广播里说要打仗了，大人们也都说要打仗了，都忙着到山下挖防空洞。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心中。所以大地震发生后，有不少人都认为是中苏之间爆发了核战争。在人们的想象中，只有核战争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才会造成那么多人的伤亡。当时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说：强烈地震发生后，我家里10口人全埋在倒塌的土墙底下。一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是不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应立即召集民兵投入战斗。
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说：地震发生时，我住的老房子全倒塌了，我挣扎着爬出去一看，淡淡的月光下，整个村子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土块瓦砾，哭泣、呼救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当时想，肯定是敌人的原子弹投进来了，才会造成这样的悲惨场面。五街的普秀英说：地震后，有人来叫我们上山去躲起来，不准哭，不准点火。天亮后，又不准我们穿红衣裳。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对我说，地震发生后，在他们村头，地陷下去一大块，当时有人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
五街村的皮绍汉说，由于认为是战争爆发，怕敌机来轰炸，所以夜间不准点火，到处漆黑一团，我们怎么救人？当时，我们村有315人埋在土堆瓦砾下，大家摸黑救出了121人，许多人由于来不及救而被土埋死了。如果允许点火的话，我们村至少还可以救出60多人。
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是大批量的，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记得地震发生后，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不停地高呼“对于地震，我们就是不怕，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地震失去的，我们要加倍让地球偿还”之类的口号。高呼这样的口号时，大家好像真的坚强起来了，什么困难都不存在了，什么灾难都不用惧怕了。但在口号呼完之后，人们还得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园，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重建家园的困难，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哭起来，悲恸的呜咽、呼天叫地的嚎哭之声，此起彼伏。采访时，五街下村的吴光贵曾对我说，地震后，全村人民饿着肚子没粮食吃，他心里很急，与生产队的领导商量后到公社粮站借了500斤大米，把受灾群众集中起来熬大锅稀粥喝，一直喝到春节后。第二年秋天，家家户户凑了一点粮食来，才把粮站的500斤大米还清了。另外，地震后，灾民所住的房子是临时建的草棚，一住就是一两年。草棚容易起火，有不少灾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后，又遭受了火灾。我亲眼看见，长河大队晒谷场上的几十家草棚，在一个夜晚失火了，烧了一个多小时，灾民从地震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一点点衣被、粮食、水桶、锅碗，一烧而光，许多灾民绝望得呼天叫地。
难忘北京医疗队
1月5日，北京方面火速召集了第一批医疗队，当夜72名队员乘专机到达昆明，随即乘汽车赶到通海。我清晰地记得，北京医疗队来到六一村后，很快就在小学校前边的一块大操场和晒谷场上，搭建帐篷、油毛毡房，那些昏迷不醒的、手断了的、脖子抬不起来的、不能走路的遇难者，统统送到了医疗队。那时，对于偏远地区的云南来说，来自北京的医疗队，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医术和药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医生拉着伤员和村民的手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派我们来抢救你们，来给你们治病的。”“我们是一家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许多村民一听，就赶紧感谢毛主席，赶紧高呼“毛主席万岁！”
当年那些医生让受伤的病人住进帐篷里，而自己在外露宿。有的医生还亲自用手为解不出大便的伤员掏肛门。一些女医生还把自己的大衣送给受冻的灾民穿。当遇到需要输血的伤员时，全体医务人员都会争先恐后地要求为伤员献血。
这些，在我采访的时候，许多村民至今仍然记得。
2010年2月于云南通海
【南方周末】
7.8级通海大地震：被掩盖的惊世灾难
通海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过万人的大地震，但因灾情受到有意的遮蔽，长期以来外界对其知之甚少，其死亡数字、震级甚至地震发生地点，都曾是讳莫如深的机密。
“苏修放原子弹了”？
通海大地震发生的时期，由于核大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核威慑，加之人们地震知识的极度缺乏，通海大地震发生后的一刹那间，灾区的干部群众涌上脑子的第一个念头是：核大战爆发了！
据当时的通海县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回忆：“强烈地震发生后，我家里的10口人全部被埋在倒塌的土墙下面。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现，是不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身为公社领导，应立即投入战斗。”于是，李祖德从倒塌的屋里挣扎着爬出来，顾不得抢救家人，立即召集民兵，并抢出了被埋的武器弹药。
当时，那似飞机又似大炮轰鸣的声音和紧接着而来的剧烈颠簸和摇晃，将大家从梦乡中惊醒，夺门而出的人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在高喊“苏修放原子弹了！”于是，人群中发出了一片哭喊声。
震中地区的一位老人说：“地震发生后，村头大地陷进去了一大块，村里人都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一位当年的民兵回忆说：“地震第二天，天上飞来了大飞机，我们以为是敌人派来轰炸的，立即动员群众跑到甘蔗地里隐藏起来，还用一支没有子弹的老式步枪瞄着它。其实，那是解放军派来给我们空投食品的飞机。”
地震发生的当晚，村里的干部都在抢救被埋群众的同时，立即组织动员活着的人疏散到山里躲藏起来，不准哭，不准点火，天亮后不准穿红衣服和白衣服，以免暴露目标，被敌人发现……
几天后，“地震”这个字眼才闯进人们的心里。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以战备统帅抗震救灾，通过抗震救灾加强战备；把灾区当战场，把灾害当作美帝、苏修，把抗震救灾当作战斗任务。
救援非常及时有效？
通海大地震，震动了西南，震动了全国。一场全国性的紧急救援于当天夜里拉开了帷幕。
那天夜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省人民政府、昆明军区的领导谭甫仁、鲁瑞林、黎锡福等人，被强烈的地震波惊醒，他们立即奔赴指挥岗位。当时，最重要的是弄清发震地点及其灾情，但由于震感强烈，昆明海源寺的地震监测仪器记录出格，一时难以确定震中。他们只好通过省直属机关的电话和部队无线电台来确定灾区。凌晨2时30分，他们大致圈划出了受灾范围。4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1月5日上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就带领军队干部赶到通海，主持抗震救灾工作。
通海大地震发生后，远在北京的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当时就获知了这个消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副组长刘西尧亲自调兵遣将，指定刘英勇带队，组成“通海综合地震考察队”(15个单位的250余人参加)，飞赴灾区，开展抗震救灾、灾情调查与观测等工作。
地震发生在凌晨，几个小时后，第一批救援人员就出现在地震灾区。获悉了通海地震灾情的玉溪专区革委会，一方面立即派出专区机关工作人员和厂矿工人，连夜赶往通海县城。另一方面，他们也设法向云南省革委会、省军区汇报。4时左右，玉溪专区革委会派来的救援人员就赶到了通海县城，他们立即与当地居民一起抢救废墟下呼救的人们，奋力用手挖刨出许多伤员，并一一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解放军驻峨山某部自救脱险后，采取果断措施，迅速率领全体指战员，全力以赴，向人口密集的地区跑步前进，投入救援，当即救出受灾群众584人。解放军驻建水部队，一接到命令，连夜赶赴通海，途中因交通阻断，只好下车跑步前进。天未亮就赶到高大乡的各个村寨，把许多废墟下的农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北京方面火速召集了第一批医疗队，当夜72名队员乘专机到达昆明，随即乘汽车赶到通海。一下车，医疗队立即奔赴县城和其他6个公社的8个重灾区。
送往灾区的是“精神食粮”
通海大地震发生时，全国处于极度紧张的战备状态中，由于“文革”武斗迭起，社会混乱，生产锐减，物资奇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灾民最缺乏填充肚皮的食品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支援”：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143514封慰问信。
灾区人民似乎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完全超越了一切，人们自然而然地“狂傲而崇高”起来。灾区人民除了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之外，还提出“三依靠”——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国家对国际援助的态度是：“我们感谢外电，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内债、外债都没有，我们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赠活动，已捐赠的东西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省抗震救灾办公室当即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建水县退回粮票7313斤和捐款1.3万元，通海县黄龙大队只收下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灾民们都表态：“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震后好长一段时间，灾区小朋友们最大的快乐就是排起队去领各式各样、各形各色的毛主席像章。时间不长，家家分到的毛主席像章，就装满了一大箩筐。
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据亲历者回忆，震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
被掩盖的惊世大灾难
地震4天之后的1月9日，《云南日报》才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语焉不详的消息，标题是《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内容如下：
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
《人民日报》只于同日转发新华社电，称“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云云。此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再未就通海大地震做过任何报道。
中央媒体的语焉不详，使通海大地震不为更多国人所关注。当时奉行的是“内外有别”宣传策略，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就做了持续一个月的报道；报道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
据《云南日报》1月10日报道，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最迅速地把党中央的慰问电传达给每个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灾区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
作为灾民，他们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及公社领导，遑论更高级别者。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据当地人回忆，受灾后仍沿袭了震前的“早请示晚汇报”传统，只是忠字舞不再跳跃。
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道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销匿了。
通海大地震降临时，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全国性的“武斗”高潮刚刚落幕，距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事发不及一年，“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口号此起彼伏并落实到每个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失去理智的“革命大潮”面前，在难得真相被掩盖起来，“昆明以南地区”成了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地方，“通海地震真相”成了一个被掩盖的谜。
直到1982年的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
这块记事碑上，地震级别由1970年新华社电的“7级”升格为“7.7级”，其实，当时地震仪已经出格，就算7.8级也大抵只是一个估算的数值。
据云南日报、南方都市报、长江日报
【华龙网 2010年1月31日】
通海大地震的真相使我义愤填膺
文/岩石
玉树地震，使我油然想起毛泽东时代1970年1月5日的通海7.8级地震——伤亡48052人（死亡超过15621人）的通海大地震的真相不由使我又一次义愤填膺。
一、关于预测
我的博文《抗灾救灾，究竟是“今不如昔”还是“昔不如今”？——被保密了30多年的通海大地震》，已经告诉了朋友们，“早在1965年,著名地质科学家李四光先生就亲自指导组建了西南地震地质大队,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云南地质构造上断裂带的研究,而这些断裂带有不少仍然在频繁活动。到了1968年12月,李四光再次提出,要认真研究西南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地区,要加强监测工作。1969年11月底,遵照李四光先生的指示,西南地质地震大队就派人下来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分成4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被分派到通海。”当时，他们发现了许多反常的地震前兆。可是，竟然没有向滇南人民发出预警！
而且，通过我的另一篇文章《为什么天大的罪恶对毛泽东却网开一面？——从议论“地震预测”看崇毛派的逻辑荒谬》，大家也知道了，“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后，周恩来做出了‘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准备大震’的指示”。时隔四年，当又一次重大地震袭来之前，尽管显示了明确的前兆，可是，竟然没有向滇南人民发出预警！
为什么？！
如果不是独裁，如果不是闭关锁国，如果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怎么可能不向人民预报？
请问：谁能不义愤填膺？
二、毛泽东及其中央政府对待震灾的态度
一位网友发问：毛泽东时代发生过几次重大地震灾难，“人民大救星”去过一次灾区吗？他说过一句哀悼安慰的话吗？
这话问得好。但更恶劣的是， 1月5日凌晨1：00通海地震发生后，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省人民政府、昆明军区于4：00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但未见反应—— 查不到相关资料——如果积极应对的话，一个爱好歌功颂德的政权绝不会不宣扬。而其时国外对于滇南地震倒是议论纷纷。1月7日，外交部电话请示如何对外介绍云南发生地震的情况。此时，总理才在《电话摘报》上作了批示，指示新华社“发一条简短消息，报道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生一次7级地震，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于是，直到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1月9日，《人民日报》才不得不发表了一篇迟到的新闻——新华社消息，标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报道中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 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
为什么中央的反应如此迟钝？为什么对人民和舆论封锁灾情及救灾信息？—— 哪个国家政府敢于如此漠视灾难胆大妄为？
请问：谁能不义愤填膺？
三、毛泽东政府如何布置救灾？
在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上，周恩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43页》）此时正值“文革”高潮，他的批示不能不首先说“重点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从一侧面反映了“文革”狂热的个人崇拜——然后才是增派医疗人员的具体指示。
与当代相比，显然毛时代对于珍惜生命、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相当轻视。
《通海大地震真相》一书揭示，当时主要是灾民自救互救，使大量掩埋在倒塌房屋中的遇难者得以生还，如：
“地处十烈度震区的普丛村第一生产队，共72户347人，在地震中死亡114人，但他们通过个人自救和家庭互救却让113人脱离了危险，其余120人经过近3小时的邻里互救，也全部脱险。第二生产队共335人，震亡139人，通过互救脱险了122人。第三生产队共404人，震亡65人，在互救中脱险了150人。第四生产队共464人，震亡141人，因互救脱险了199人。这种有效的自救和互救行动，使该村 77.4%的被埋者很快脱险，大大减少了灾民的死亡人数。六一村本是一个重灾区，死亡人数高达197人，其中有7户人家全部遇难，但由于该村的自救、互救活动开展得好，仅地震当天就从土块瓦砾下抢救出了180多人。”
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救灾的责任在于政府而绝不是灾民自己，哪个国家政府胆敢强调灾民自力更生？
请问：谁能不义愤填膺？
四、毛泽东政府如何安排灾民生活？
当时国家拨出救灾专款85万元——灾区人均1元多，各种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222.5万元。
凤凰卫视中文台2008年10月11日、12日和18日、19日播出的《通海大地震解密》节目，亲历者、作家杨杨（杨家荣）的家乡在云南省通海县杞麓湖边的六一村。他告诉人们：
“灾区人民当然迫切需要更多的援助，谁不想吃饱一点，穿暖一点？我所在的六一村，是极震区外一个名副其实的重灾区，死亡197人，受伤500多人，但国家分给的棉被仅有200床，军大衣300件，人民币15500元，再把这些钱物分到6个自然村、8个生产队，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但对于我家来说，虽然房屋全部倒塌，但由于没死人，就属于轻灾户，任何救灾钱物都与我们无缘。说实话，我当时看到那些重灾户领到钱粮时，多么羡慕，多想拥有一套厚实一点的衣服，吃上一顿有一点油水的饭菜，但一切都是空想或梦想，是无法实现的。”
再请看杨杨述说的令人心酸的一幅幅情景：
甸心村258户灾民，当时领到的援助物资是：粮食213市斤、盐巴20袋、鸡蛋280个、桔子14个、红糖10斤、马灯1罩、蜡烛5包、草席280床。
五街下村的吴光贵曾对我说，地震后，全村人民饿着肚子没粮食吃，他心里很急，与生产队的领导商量后到公社粮站借了500斤大米，把受灾群众集中起来熬大锅稀粥喝，一直喝到春节后。第二年秋天，家家户户凑了一点粮食来，才把粮站的500斤大米还清了。
……
还有更令人心酸的情景：
杨杨：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听说飞机空投饼干、馒头和棉衣棉被，但仅仅是听说而已，我们什么也没见过，更不用说吃到、穿到、用到了。没办法，我父母只好冒着余震的危险几次钻进我家倒塌的房屋里搜寻衣物和粮食，但收效不大。我十几天都没吃过香喷喷的饭菜了，特别想吃。一天，北京医疗队的炊事员开始炒菜了，那种菜香非常诱人，我们几个小孩子被吸引过去，站在那里不愿走开。医生们开饭了，我们仍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他们吃饭吃菜。我们这些小孩子中，有一个胆子非常大的小女孩，年龄比我还小，她一直站在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医生面前，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神情，是一副馋极了的样子，她死死盯着那个人碗里的饭菜，人家吃一口，她就随之咽一次口水。那个人抬起头来望她一眼，实在没办法再吃下去，就转身找来一个盘子，分了一点点给她。她接过盘子，用手几下就把饭菜抓吃完了。当时，我们都非常羡慕那个小女孩，十分盼望有人也能分一口给我们吃吃。
请注意：此时，毛泽东通过绝对权力、侵占他人知识产权、贪污逃税、巧取豪夺，已经聚敛了几千万元的雄厚资产。但是，他没有拿出一个子救济灾民！
请问：谁能不义愤填膺？
五、毛泽东政府如何安排灾后重建？
大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杨杨：
在政治口号呼完之后，人们还得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园，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重建家园的困难，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哭起来，悲恸的呜咽、呼天叫地的嚎哭之声，此起彼伏，在每一个村子的早晚都时常发生，非常凄惨悲凉。是啊，在大地震面前，人们依然感到非常脆弱，非常渺小，非常无助。
地震后，灾民所住的房子，大多是草棚，一住就是一两年。草棚容易起火，许多灾民都在地震中失去家园和亲人后又遭受火灾。我亲眼看见，长河大队晒谷场上的几十家草棚，在一个夜晚失火了，烧了一个多小时，灾民从地震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一点点衣被、粮食、水桶、锅碗，一烧而光。许多灾民绝望得呼天叫地，惨不忍睹。
还有一类住房，是解放军帮助建盖的，他们利用房屋倒塌后的废旧椽柱和残砖剩瓦，不打地基和石脚，直接在地面上打几个洞，在洞上竖立起柱子，然后搭起屋架，建成简易瓦房。这中房子，时间不长，埋在土里的柱脚就开始腐烂，整幢房子摇摇欲坠，有的甚至彻底垮塌，给灾民带来再次伤害。
极震区一位老生产队长说：“地震后生产队用提留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到野猪坝买木料来建盖救命房（防震房），一年只有能力建盖两排，许多人家一直没能住上新房。但我们每年上交25万斤余粮的任务，一斤也不能少，照样交给国家。当时社员们生活很困难，背完语录就去干活，一天挣来的工分只能分到2、3角钱。
通海高大乡灾民自己3个月架通了从高寨到观音的高压线，修复了公路，修通了40多条沟渠，当年还交清了全公社应交国家的150多万斤公余粮。
请注意，所谓余粮，即农业税外国家用低价强制征购农民的粮食——很多国家20世纪50年代就免去了农业税，毛泽东中国在农民遭受重灾后却还要强征余粮！灾民靠什么重建家园？
请问：谁能不义愤填膺？
六、毛泽东政府如何对待国外援助和国内慈善捐赠？
每当遭受自然灾害，国外提出援助请求时，毛泽东政府的态度一以贯之：坚决婉拒。为什么？——天国天朝，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岂能受“嗟来之食”之辱？
而且，由于中央强调自力更生，地方政府对于国内捐赠也一概拒收。
毛泽东时代，人性人道被视为异端，慈善事业规模极小——通海县前后收到全国各地的捐款仅9673.9元（而大地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38亿元——按1992年比价计算）。这笔小小的善款也被政府慷慨地退了回去。
根据中央的十六字方针，灾区政府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不仅不要慈善捐赠，也不要政府救济。
自己不管灾民的疾苦，又拒绝援助拒收捐赠，而且让灾民不要政府救济，岂不是决心让灾民受苦受难吗？
请问：谁能不义愤填膺？
七、荒唐之极——“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彼时，毛泽东著作被宣扬为“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它真的能解危济困吗？
彼时，毛泽东思想被宣扬为“战无不胜的强大武器”——他真的能战胜天灾吗？
彼时，《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大批量地、一车一车地不断运往灾区——它们真的能顶替救命物质吗？
荒唐之极！
相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无产阶级“伟大”领袖趁火打劫，财源滚滚日进斗金；一方面，无奈无助的贫苦灾民茹苦含辛苟且偷生！
请问：谁能不义愤填膺？
八、可憎之极—— 树立如此抗震英雄
凤凰卫视：2000年，在通海大地震发生30周年之际，通海县决定举办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被命名为“通海大地震30周年祭”。在筹备过程中，有人提出，应该邀请当年的抗震英雄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杨杨：是啊，应该让那些抗震英雄在如此富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活动中，隆重登场，回忆过去，展望未来，那该是多么感人肺腑的一幕啊！但是，当年那些赫赫有名的抗震英雄，几乎只有两类，一类是凭借着他们在地震中抢救“红宝书”或毛主席像的“英雄行为”，让自己高大和辉煌起来。另一类是，他们在地震中脱险后，不去积极抢救人的生命，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生产队的牛马牲口，这种“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使他们与众不同，突然纯粹和高尚起来。他们毫无例外地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个人”，受到各级革委会的表彰奖励，其英雄事迹被写入各种《抗震救灾战报》、《抗震救灾画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和《抗震斗争英雄谱》等等。这些“英雄”大多数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平步青云，辉煌一时，而如今仍健在。他们的人生大多在时间的淘洗之后，一一褪尽“英雄”的光环，逐渐还原成一个个普通人。如果把这样的“英雄”请上通海大地震30周年纪念活动的中心舞台，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黑色幽默”？
大灾之时，竟然还要鼓动对毛泽东—— 一个罪人的崇拜（迷信）！岂有此理！
请问：谁能不义愤填膺？
九、混账之极—— 灾民还要对无视民众疾苦的毛泽东千恩万谢山呼万岁
请问：谁能不义愤填膺？
20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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