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4-25
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上的中国馆。（资料图片）
领团参加世博会的溥伦。
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上便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然而，在之后半个多世纪里，他们总是形单影只。直到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这一年，中国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参加世博会。
态度转变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励精图治开始洋务运动。但1894年甲午战争，被慈禧眼中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甲午战败也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落后不仅是工业的落后，更重要的是官制的落后。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积极参与到世博会这一国际盛事中，已经是大势所趋。
1903年是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圣路易斯安娜100周年，美国政府决定于1904年在此举办世界博览会，以示庆祝。
1902年夏天，美国派出总理会务大臣巴礼德前往亚洲各地游说。消息传出后，清王朝一些开明官员极力促成。他们不仅共同接待了巴礼德，还安排他前往乾清宫觐见慈禧太后。
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历来对博览会不重视，声称“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
若有博览会邀请中国参与，总理衙门辄拨数万金交付海关税务司，由税务司委派洋员代理选购一些特产，敷衍了事。故当时外人有称中国参加赛会为“赫德之赛会”的讥讽。（赫德，英国人，任职清朝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向英国赔款割地，赫德的一部分工作是把中国海关的税收作为赔款直接送给英国。）
然而，此时晚清政府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得不睁眼看世界了。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励精图治开始洋务运动。但1894年甲午战争，被慈禧眼中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甲午战败也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落后不仅是工业的落后，更重要的是官制的落后。
清王朝为挽救危机，被迫宣誓实行新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积极参与到世博会这一国际盛事中，已经是大势所趋。
1902年年底，清廷任命贝子溥伦赴美参会。溥伦是道光皇帝长子奕纬的嗣子载治的第四子。他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皇室成员。
排华浪潮
从1903年开始，中国各地的商人陆续押运货物，启程赴美。他们对这次远行充满期待。然而，轮船靠岸后，华商们不仅受到非法审问和盘查，还常常被美国海关以证明不全的理由阻止登岸。
1904年4月17日，溥伦抵达旧金山。他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抵达当天，先到哥伦比亚大剧院观赏表演，并到华埠与华人见面；次日又到中国会馆出席绅商为他举办的酒宴，接着便前往华盛顿。
溥伦给西方世界留下了谦逊、爱国而富有朝气的年轻贵族形象。他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表达了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纽约时报》发文评价溥伦为清皇室中“最为民主的成员”。
然而在溥伦大出风头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在美国却处处受到排挤。
从1903年开始，中国各地的商人陆续押运货物，启程赴美。他们对这次远行充满期待。然而，轮船靠岸后，华商们不仅受到非法审问和盘查，还常常被美国海关以证明不全的理由阻止登岸。
即便顺利登岸，也要受到多达61款特殊条令的限制。其中包括必须交纳500美元的保证金、不能轻易离开世博会会场等。而这些特殊条款只适用于中国人。
中国国家馆的建设也是举步维艰。为了展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圣路易斯世博会要求当时的中国馆，布置一套清王朝的皇室内宅。但清王朝的皇室是从来不向外人展示的。溥伦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克隆”一套溥伦府的会客厅和卧室。
该馆构件大多是在国内生产，然后运到美国拼装。原定由中方代表团从国内带来的工人承担拼装工作。但美方却以违反“禁止华工条例”为借口，不准中国馆开工。
中方只好出资把工人们遣散回国。美方也不允许使用中国产的油漆。直到中方雇佣了美国工人，使用了美国建筑原料，中国国家馆才开始建造。
毁誉参半
中国国家馆尽显奢华之气，仅各种精美雕刻饰物就花费了4万美元。这座花费了12万美元的中国国家馆，被西方媒体称为“本届博览会上最漂亮的东方建筑典范”。
然而就在这次世博会上，还有另一个中国。一个名为“中国人类馆”的所在，内有一组泥塑人偶：北京装小脚妇人一；老爷一（面黑黄，吸鸦片者）……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圣路易斯世博会上，中国国家馆还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是一个具有浓郁中国风味的庭院式建筑。它由牌坊、门楼、八角亭、水池以及一座五开间的厅堂共同组成。院落前为一座红漆牌楼，牌楼雕刻华丽，前设旗杆，悬挂中美两国国旗。主体建筑采用华人会馆典型的一厅两厢式样，陡峭的屋顶向上翘起，装饰着镇脊神兽，整个建筑被猩红、金黄、乌木、蓝等色彩装点得灿烂辉煌。庭院中有一个以细石砌成的金鱼池，池边辅以中国百合、牡丹、玫瑰等鲜花。
整个建筑尽显奢华之气，仅各种精美雕刻饰物就花费了4万美元。这座花费了12万美元的中国国家馆，被西方媒体称为“本届博览会上最漂亮的东方建筑典范”。
然而就在这次世博会上，还有另一个中国。一个名为“中国人类馆”的所在，内有一组泥塑人偶：北京装小脚妇人一；老爷一（面黑黄，吸鸦片者）……
溥伦曾下令关闭这个展馆，不许游人进入。然而负责此展的“洋大人”巴士博却阳奉阴违。表面上将这个地方改作自己的办公场地，实际上却照样允许游人参观。其结果是游人如织。
“窄小之弓鞋、黑狱之烟具”作为展品出现在博览会上，顿时引起华人的愤慨，时人无不将之视作“国耻”。
然而，蜂拥而至的游客却也说明，这恰恰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
幸而，华商所带展品在美获得了较高评价。茶磁赛会公司的红茶、绿茶在博览会上被独推为第一，获得超等文凭。一时名扬会场，所带茶叶全部被抢购一空。美国大茶商、纽约的伯兰克茶行还与该公司订立了专营经销协议。太平洋各口岸和大西洋各商埠也均有美商承办该公司货物。
茶磁赛会公司还准备将贸易扩展至伦敦、利物浦等地，并决定来年继续参加在比利时举行的博览会，以扩大声势。该会所带的瓷器亦获得奖牌。
北京工艺局因赛会场地狭小，偏僻异常，许多商品未能陈列展出，故而销售甚少，业绩不如茶磁赛会公司，但也获得了超等文凭三张，金牌、银牌若干枚。
世博后，这些货品价格随之猛涨，外国商人纷纷前来订购。
同时，这届世博会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由于国力所限，中国在本次世博会上，几乎没有展出新式科技产品。
多重影响
世博会后，社会舆论对清廷的政治变革寄予了更多希望，更加严厉地督促清廷采取实际行动。他们要求溥伦实践对海外华侨所作的诺言：披肝沥胆，向慈禧太后进立宪改革之言。
尽管发生了一系列的风波，但中国首次世博之行还是给整个晚清社会带来了震动。西方世界的文明、先进的科技、发达的工业立体地展现在了国人面前。正是在这一届世博会之后，中国各地掀起了举办商品赛会的热潮。
鉴于以往赛会组织不力的情况，清政府从1905年比利时的列日博览会后就再也不将此项事务委托给海关，而是亲自操办。通年商部还订立了《出洋赛会通行简章》，对赴国外参加博览会的各项具体事宜进行了明确规定，将“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作为赴赛的宗旨之一。
世博会后，社会舆论对清廷的政治变革寄予了更多希望，更加严厉地督促清廷采取实际行动。他们要求溥伦实践对海外华侨所作的诺言：披肝沥胆，向慈禧太后进立宪改革之言，“以启沃两宫，而为改革政体之助动力”。
从此，立宪风潮一发而不可收，不过，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大清的立宪再也没有机会了。
■展品介绍
北京地毯
北京地毯选毛精、织结牢、剪法平齐、柔软舒适、色彩宁静、图案古雅，是北京传统工艺品，在元明清三代专供宫廷用毯基础上，吸收甘肃、西藏、包头等地的制毯特点，逐渐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与波斯毯、巴基斯坦毯并称世界手工地毯三大派。
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上，北京地毯荣获一等奖，被誉为“中国的地毯制造艺术就是在地板上也能看到”。会后，地毯价格猛涨，成为非常紧俏的出口商品。
北京景泰蓝
景泰蓝，历史上称为珐琅器，工艺上称为“铜胎掐丝珐琅”，是北京著名的传统特种工艺品。在明朝的景泰年间，这项工艺已经十分成熟，尤其是蓝釉料有了新的突破。像蓝宝石般浓郁的宝蓝，高贵华美，所以，被称为“景泰蓝”。北京景泰蓝与福州漆器、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三宝”。清代是北京景泰蓝工艺发展的又一高峰期，特别是乾隆年间。
1904年，老天利制作的“宝鼎炉”在圣路易斯世博会上获得一等奖，后来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再次荣获一等奖。从此名声大震。
本报记者 沈佳音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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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士谔
核心提示
对于我们来说,陆士谔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如果不是温家宝总理在第七届世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一番话。他说:“1910年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虚构了100年后在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情景。”之后,这一神奇的预言被媒体所关注,敏感的书商也费尽心思找到这本书的全本进行再版,将于近日推出。这本《新中国》到底有多神奇?陆士谔到底是何来历?本报记者专访了陆士谔嫡孙陆贞雄和陆士谔研究专家、广东五邑大学田若虹教授,他们透露,不仅是关于世博会的预言成真,《新中国》中差不多有20多个预言都已变成现实。而陆士谔,这个一辈子行医的小说家,他的传奇远远不止于此。
《新中国》是他的梦,更是梦想
最早发现这本书中的神奇预言的,可能是电视专题片《百年世博梦》的编导。片中披露:100年前,一位名叫陆士谔的小说家,在自己的幻想作品《新中国》里,梦见了1951年(宣统四十三年)上海浦东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情形,“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他描绘,“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陆氏梦中关于浦江大铁桥、地铁(电车隧道)、越江隧道等三大工程及方位,竟与现在的南浦大桥、地铁一号线及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出奇相仿。幸运找到这份史料的《百年世博梦》编导之一赵菲菲说,当时整个制作团队只剩下一个反应,便是不可思议,“太神了,巧合程度让人惊叹!”
陆士谔的孙子陆贞雄介绍,在《新中国》这部小说中,陆士谔是以“梦”为载体,描绘自己所憧憬的理想社会。除了“万国博览会”,他还“梦”见人民广场(“跑马厅”)建起了上海大剧院(“新上海舞台”)；浦东也已开发,“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就设在浦东；租界的治外法权已经收回,昔日趾高气扬的洋人见了中国人彬彬有礼……“充分体现了祖父惊人的超前意识。我经初步梳理,祖父陆士谔的20余种预言已被一一应验。”
然而,更令现在的人们叹服的不是他梦想的精准,而是他做梦的勇气。《欧洲时报》的一个评论写道:“1910年,代表中国的清王朝已病入膏肓,中国五千年的国运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精英并没有丧失信心———这也许是中华文明能够独步世界并最终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衰落后可以再复兴的原因。”
无独有偶,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等人也在他们的作品里提到了举办“万国博览会”。复旦大学中文系黄霖教授也感叹说,当时的老百姓迫切盼望国家能够强盛起来,这源自于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小说结尾,陆云翔被门槛绊了一跤后跌醒,方知梦幻一场。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丈夫却答:“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
百年前预言社会主义和宇宙飞船
陆贞雄透露,陆士谔在小说中那些先进的意识、大胆的设想,一部分是受了弟妹的影响。虽然因为家贫,陆士谔没跨出国门一步,但他仍想方设法让两个弟弟出国留学。幼弟陆守坚毕业于美国旧金山大学,回国后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秘书,后又从事中国的交通工程建设工作。大弟陆守经,先后赴日、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在担任淞沪护军使秘书长、沪军都督陈英士(陈其美)的秘书之时,积极开展反袁世凯的斗争。因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愤而辞去江苏及上海的审判厅厅长等职,前往清华、燕京、南开等大学任教授。他的妹妹陆灵素是南社杰出女诗人、女才子。她曾与陈独秀、苏曼殊同执教鞭,并常与陈独秀妻子高君曼彻夜长谈,提倡女界革命。
1917年前苏联才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陆士谔提前7年就知道有“社会主义”,这是因为1908年陆灵素主办的《天义报》发表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中译本之一。看到此书的一是她的同事陈独秀,二是大哥陆士谔。难怪陆士谔在《新中国》中指出:“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
陆士谔在1909年的《新野叟曝言》一书中,指出我国人口激增、资源匮乏的矛盾迫在眉睫,必须采取“禁止早婚、禁止纳妾”,还要实行“计划生育”。这比1957年马寅初发表的《新人口论》要早将近半个世纪。该书还谈到:中国制造了“醒狮号”飞舰,居然能将国人送上月球,还将黄龙旗(当时国旗)插上了月球山顶。奇妙的是“飞舰”的门能自动开关,舰内有“空气箱”,还有利用太阳能的灯光,手按“八卦”“太极阴阳”键,加以“确认”,刹那间载人飞舰就上了天。月球上是没有水和空气,也没有人类和动物。如今,“神州七号”已成功升天。
而在《新中国》中关于上海未来的设想为什么会那么神奇,特别是对于地理位置的精确预言,陆贞雄认为这与陆士谔的职业有关。“他说新上海舞台的位置是派克路转静安寺路,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定得很准。他还预言地铁到徐家汇,但当时徐家汇是个小去处,非常荒僻……这可能和他的职业有关,他作为中医出诊,这些病号来自整个上海或江浙地区,在哪里乘车,哪里人流量多,他都知道。另外他当时开租书铺还送书上门,走街串巷,对路要比一般人熟悉。”
文学史上无地位,鲁迅论其“不称”
陆士谔作品涉及各个类别,有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滑稽小说等。一部《血滴子》使得世人多以为雍正之传位和丧命；一本《新上海》已成谴责小说的代表作,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新上海》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同列其中；以抗击八国联军为题材的小说《冯婉贞》的部分内容被编入《清稗类钞》,后人又将此作为史实编进了历史课本。
不过,除了几部代表作品时有出版外,陆士谔的其他书都难觅踪影,包括《新中国》。据这本书的策划人、永正图书总裁助理张进步介绍,去年10月份的时候,他看到媒体的报道,就有了重版《新中国》的想法。但是陆士谔的家人也没有这本书的原版。上海图书馆却只有半本(本书分上、下部),家属也借不出来,只能影印。后来张进步在北京的一个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的全本,经过很曲折的过程,终于拿到手。还有一些陆士谔的小说,是在报纸或者杂志上连载,没有结集成书。而田若虹等学者在研究他的著作时发现,有些书根本找不到了,只是在他另一本书上的后页有预告,说明即将推出陆士谔的××书。
陆士谔不为大众所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没有出现陆士谔的名字,只在第28篇中提及:“《孽海花》亦有他(《碧血幕》、《续孽海花》)人续书,皆不称。”那部《续孽海花》,就是陆士谔的作品。阿英《晚清小说史》虽多处提及陆士谔,品评却一律取贬抑的态度,称其作品“不足观”或是“粗制滥造之讲史”等。研究者欧阳健表示:多数读者、研究者读不到陆士谔的书,心底里又横梗着权威的论断,又怎能让陆士谔“热”起来呢?
田若虹教授告诉记者,过去人们对地域文学的关注本来就少。像陆士谔是上海地区的小说家,一般认为他是二、三流作家,把他归为鸳鸯蝴蝶派,或者武侠小说家,民国小说家。因为他写了20多部武侠小说,有的还写得不错,比如《清史演义》、《红侠》、《黑侠》。而且在大家眼中,近代文学处于两个高谷之间的低谷,前有《红楼梦》后有鲁迅。“近代文学作品被湮没的很多。他们往往出得快,但是马上成为过眼云烟,没有传世的价值。很多人又是用笔名创作,游戏笔墨,留下更难。”
写小说上百部,主要是因为“穷”
陆士谔的远见卓识和爱国胸襟与他的家世分不开。陆士谔于1879年1月16日,生于江苏省青浦(今属上海)朱家角蓝坊场长弄堂陆家弄。他的祖先陆逊,是三国时期东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刘备曾被陆逊火烧六百里。这是他非常崇拜的先祖。松江古称“华亭”和“云间”,皆与陆氏家族有关,陆士谔的笔名也叫“云间龙”。后来,他自己设计了红木书橱,门上就雕着云和龙,抽屉做了暗屉,图案也是云间龙。这是他最喜欢的图案。
陆家一直是书香门第,多出达官贵人。到陆士谔的祖父时,太平天国的战火把家产大部分都烧掉了,从此家道中落。陆士谔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为了养家糊口,他14岁就到上海打工。当时没有钱,也没有亲戚和门路,只有一口青浦朱家角的乡下口音。上海人欺生,陆士谔吃尽苦头,17岁又回到了朱家角。陆贞雄回忆,当时陆士谔曾街上敲锣、卖唱、作韵书。“韵书”就是现在的即兴演唱,要求看到一个人就把他唱出来,最后几个字要押韵。陆士谔就像是现在的急智歌王张帝。因为出身的缘故,他的父亲不让他做这种低等营生,把他拖回来。当时他们家里穷到吃饭没有小菜,梁上挂了一条咸鱼,孩子们看一眼咸鱼,吃一口饭。如果孩子多看两眼,大人就会叫“咸死了,咸死了!”提醒他们不要多看。
贫困是陆士谔后来写作的一大动力。他回乡后学习了几年中医,再闯上海滩。一开始,因为没有什么名气,病人来得不多。当时要供弟妹读书,又要养妻儿,经济非常困难。于是他就开了一个租书铺,一边看书,一边尝试着写些短篇、中篇小说。1908年,改良小说社号称每个月要出10本新书,后来两个月才出了1本新书。后来他们广发征文启示,上面写道“我们出版社出书稿费从优”云云。重赏之下,陆士谔积极投稿,《新中国》、《新上海》、《新水浒》等“新”系列都是这个时期“逼出来的”。后来改良小说社两年出了34部书,大部分是陆士谔的作品,大概有16部小说。后来田若虹教授考证出,活到66岁的陆士谔,一生写了小说上百部,医学专著40多部。他成为名医之后,小说写得少了,买了许多地。
“以前他留下来的书很多,后来文革抄家,红卫兵来了一拨又一拨,书都烧完了。现在留下的还有象牙三件套,一个是象牙章,镶银,五个字‘青浦陆士谔’,中间五个点,因为他的笔名又叫沁梅子。一个是梳胡须的梳子,他胡子很长,出门定要梳理。还有一个牙签。铜器四件套,包括瓜子钳、镇纸环、铜锁等。铜锁没有钥匙,但不会用的人打不开。他的生活非常精细。”陆贞雄说。
小说全才,有狗血畅销书也有经典
陆士谔到底是不是像很多学者所说的“被低估”呢?作为唯一写过陆士谔研究专著的权威人士,田若虹教授认为,从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来说,陆士谔作品和同时期《儒林外史》这样的经典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像《红楼梦》和《儒林外史》,都是经过作者反复润色加工,凝结了数十年心血。而近代小说家几天就一部作品,有时还同时写几部,根本没有太多时间修改。近代小说功利性很强,首先是政治的功利性,当时梁启超把小说的地位抬得很高,大家相信小说可以“兴政治、经济、宗教,改造社会”,大众迫切需要这种社会批判武器。一个是小说家为了生计,像吴趼人、陆士谔生活困顿,创作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还有一个方面是当时已经有了商业运作,很多人既是作家,又是刊物编辑,又要销售,小说产量特别高。
但是在大量应时之作中,陆士谔的作品还是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印记。他的作品,题材异常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官场、医界、历史、武侠、黑幕,可以说那个时期没有这样的全才型小说家。过去人们偏重对他某一部分作品的认识,没有完整的考察。
另外,他的小说叙事视角很特别,作者的参与性特点很明显。他常常会用自己的名字或者笔名、别号在小说中参与情节。比如在《新中国》里,主人公就是他和他的女友(实际上是夫人)。他又是叙述者,又是参与者。“古人用自己的字号参与到作品中,其他也不乏见,但他特别突出,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他还借鉴了很多西方的表现手法,在语言、叙事等方面,都善于运用新手法,区别于很多其他作家。
他写了很多谴责小说、拟旧小说,是旧瓶装新酒,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是那么枯燥,比如《清史演绎》、《孝庄皇后》都写得不错。他嬉笑怒骂,将矛头指向官场、商界的黑暗,比如在《鬼世界》中影射慈禧,鞭打现实人生。后来他还因写得过于直接和激烈,得罪了上海黑道,儿女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田教授认为,陆士谔最有价值的应该是社会小说。“写得好的比如《新中国》,是在国内首次用预言的形式。预言体、未来体这种叙事模式,可能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新中国》、《新上海》、《新水浒》等‘新’系列都很有特点,还有《血泪黄花》,主要是思想内容出色。”她表示,陆士谔的社会小说,是人们了解近代文化、历史、经济的一个窗口,因为他太广阔了、太丰富了,社会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对于研究者来说,也具有文献价值,种种民国大事包括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都囊括其中。“现在反观他的作品,一个近代小说家,通过他的小说来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即使政治上、认识上有局限。他以《新中国》这样的作品,唤起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对美好的追求。”
链接
《新中国》预言和现实
对比摘录
原文:《新中国》初版于1910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
现状:《新中国》发表于1910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于1954年,时间上大致吻合。
原文:我问:“京沪也通了火车么?”女士道:“通了早已多时了。自从洋债还清后,沪宁铁路归了官商合办。于是就把此路接通了京汉,成为京沪铁路。”
现状:京沪铁路是中国一条从北京通往上海的铁路,于1968年建成。京沪铁路连接了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沿途大都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带,因此成为中国目前最繁忙的铁路干线之一,目前正在建设高速铁路和客运专线,以缓解运输压力。
原文:炼钢厂炼出的钢,比英、德名厂所出的,还要坚硬耐用。
现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已占据全球近40%的钢铁产量。从1996年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位以后,中国钢产量连年增长,并一直保持钢产量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原文:从前是西人的跑马厅,现在已变成戏馆了。
现状:上海大剧院位于市中心人民广场,成为上海又一个标志性建筑,使人民广场成为上海名副其实的政治文化中心。
原文:开办万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
现状:2010年在上海举行,也是历来首次由中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原文:此刻,全世界无论哪一国,所用各东西,几乎没一样不是中国货。丝茶、瓷器、绣货、漆器各品,本是吾国土产,更不必说了。
现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很多国家的市场上,能看见各种商品,打着MadeinChina的标签。
原文:照“总督”两个字解说起来,那西藏必定是改了省了,但不知几时改的省?
现状: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个民族自治区之一,成立于1965年9月1日。
原文:一瞬间,早到了黄浦滩。长虹般的铁桥,横卧波心。车子走到桥中,我便向浦里一瞧,昨日泊着的十多只兵船,都不知开向那里去了。一时渡过了桥,只见洋房鳞次栉比,马路八达四通,往来车马,像穿梭一般———那里是浦东!四十年前的南京路,也不过这样繁盛。
现状:浦东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如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要素如陆家嘴金融城、外高桥港区、洋山深水港和浦东空港都聚集于此。(陈祥蕉)
【南方日报】
百年前梁启超对上海世博会的文学构想
在20世纪初，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一度曾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作家的共同文学梦想。对此，我们不应仅作单纯的文学理解——这其实是中华民族对未来的一种构想。
1902年，梁启超借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寄托世博强国梦
1902年1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梁启超在新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杂志上，开始发表梁氏自作的《新中国未来记》。
如题所揭，这是中国早期的未来小说。小说第一回 “楔子”，开篇首先明确未来新中国的时地——“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梁氏的公元纪年有误，20世纪应以1900年为基数，那么小说所说的那一年应是1962年。
小说写道，那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小说随即铺陈上海世博会的设想——“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 ”小说又说：“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旁支裔孙孔弘道老先生在博览会上开设《中国近六十年史》讲座。小说即借孔老先生之口，敷演清末时期爱国志士黄克强等人的救国行迹。
由本国国民议决即可举办世博会，这符合历史上一度通行的世博会举办程序。小说所写的上海博览会有各国专家学者、大学生数万赴会，透显该会展的国际性。就这样，梁启超借上海世博会搭建了小说倒叙的平台。通过世博会在上海的举办，顿使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气势不凡，同时分明烘托出梁氏的世博强国梦。
与圣路易斯世博会擦肩而过，但梁启超分明认识到了世博会的重要
探究梁启超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涉笔世博会的起因，与1904年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当有关联。
圣路易斯世博会原定于1903年举行，以纪念该市开市一百周年。如是，此距《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仅有一年之隔。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长期栖身日本，而东瀛又热衷于参博办博，梁氏不能不身受濡染。试想，当梁启超向壁虚构《新中国未来记》之时，原定第二年就要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能不触发他的灵感？
这并非完全的悬想妄测。 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北美新大陆，行途中他频频亲炙于美国的世博文化，对圣路易斯世博会的渴慕之情更是有其游记为证。时梁启超刚过而立之年，他由日本横滨启程，前往加拿大，再由加拿大到美国纽约、哈佛、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圣路易、芝加哥等地，遍游新大陆的各大名城。梁启超“闰五月二十五日由纽柯连至圣路易”。在《新大陆游记节录》中，他慨叹道：“明年开世界博览会于此市。其会期本在今年，以预备未完，故改订。否则余到之日，正开会时也。逸此机亦一可惜，但游会场一周，以当望梅。 ”
原定1903年举行的圣路易斯世博会，终因财政问题延后一年。梁启超与圣路易斯世博会擦肩而过，但梁任公分明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于提升城市繁荣的重要作用。在日渐临近的圣路易斯世博会的感染下，梁启超触发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灵感，借助虚拟性的叙事，直接陈述了有关上海世博会的创意设想，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想象，并由此开启了宪政派乌托邦小说的序列。
吴趼人发表 《新石头记》，虚构贾宝玉参观世博
1905年，擅长创作谴责小说的作家吴趼人发表《新石头记》，虚构贾宝玉再度入世，巡览近代中国，寻求救亡图存的良方。小说结末第四十回“入梦境文明先兆，新石头演义告成”，写贾宝玉被友人唤醒，告知中国立宪已成，发展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 “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于是二人径奔上海世博会，“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国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 ”
《新石头记》敷演的上海世博会场景，与当代的真实更为吻合(比如以浦东为世博场所)。然而，就原创性而言，该小说不能不退而居其次，因为吴趼人的创作明显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方面，吴趼人的小说至少存有一处内证：《新石头记》在涉笔上海世博后，紧接着介绍了在北京成立万国和平会。所谓“万国和平会”正对应梁启超小说中的“万国太平会议”，适与上海办博形成前后关联，如此正醒出和平与繁荣的两大主题。
陆士谔的 《新中国》，理应视为世博强国梦的文学变奏
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影响的，还有陆士谔的《新中国》。在当今世博宣传中，陆士谔日益受到关注。有文章称陆士谔的小说 《新中国》发表于1910年，该书预言的世博会正是100年后，恰好对应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然而，遗憾的是，细读陆氏的《新中国》，虽见该小说略及博览会，但并非是世博会，且具体时间亦有较大出入。
《新中国》用第一人称叙述，以梦为载体，畅想立宪四十年后的新中国美好景象，故而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其起始年为宣统三年(1911年)，故而四十年后的宣统四十三年理应就是1951年，这在小说的第一回已交代明白。语涉博览会的情节出现在该小说的第三回“创雨街路政改良，筑炮台国防严重”。书叙陆云翔与友琴女士乘坐地铁，二人出车站后所见情景及交谈内容如次：
见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忙问女士：“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 ”女士道：“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开办内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呢！浦东到上海，电车也通行的。 ”
如引文所示，陆士谔小说明明写的是在宣统二十年，也就是1928年，在那一年上海“开办内国博览会”。注意，是“内国博览会”，而不是有些文章所说的“万国博览会”。那么，“内国博览会”又是哪一种类型的博览会？实际上，“内国博览会”一词源自于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奋发图强，他们不仅积极参加世博会，而且在本国举办各类博览会，旨在振兴国内产业。内国劝业博览会，也就是陆士谔《新中国》的“内国博览会”的出处。显然，内国博览会以展览国内产品为主，属于全国性博览会，并非世界博览会。
在其作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新中国》中，陆士谔似一度将“内国博览会”与“万国博览会”混同，这正反映了陆士谔对世博会的一知半解。因此，所谓陆士谔在百年前提出了上海世博会的构想，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但《新中国》袭用梁氏“立宪—和平—盛会”的三大招牌性元素，理应视为世博强国梦的文学变奏。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