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钱穆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学者，其一生恩怨行止、学问分歧所体现的有典型意义的不同的文化态度与文化智慧，对于深陷于东西方文化之争的今天的人们，无疑依然有着极强的代表与启示性的意义。

　　钱穆自学成才，后来到北大任教，胡适起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却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穆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钱穆，他也毫不掩饰，经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一次，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认为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希望他能与自己合作主编。但钱穆却婉言谢绝了，他认为两人对中国文学的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各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胡适没想到他会拒绝，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两人渐行渐远。

　　其实，胡适与钱穆的交往，具体的学术分歧尚在其次，钱穆不满胡适最主要的一方面，是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荡涤传统价值伦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西化，使得他们在一系列方面缺乏共同语言。钱穆评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对胡适本人，也连带批判：“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学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对自己，则庆幸：“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师友杂忆》）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留学美国，就学于杜威教授，并终身服膺于实验主义，自称是杜威的信徒。1919年回国以后即领导新文化运动，批判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国人对于西化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有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钱穆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师相比较，有所不同。他既没有念过大学，非学院派，也没有留过洋，非留洋派。他来自于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江南小镇的乡村。在一派祥和安宁的氛围濡染成长的钱穆自然对古圣先贤满怀“温情与敬意”，他对留学生中鄙视祖国文化的人，极为反感，说这种人一登洋船，面目全非。他说，“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 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国史大纲》引论）

　　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乃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在追求国富民强中遇到的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国人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态度，从盲目排斥西方文化到中体西用，从全盘西化到西体中用，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到解放后几十年的闭关自守妖魔化西方文明，从洋货充斥的十里洋场上海租界到星巴克的数量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的今天时代的“东方巴黎”或者“亚洲芝加哥”，东西方文化的长短优劣的是非曲直在西方文明的强势之下似乎已丧失了理性判断的心理基础和得出与现代科技和西方经济、政治模式的强大统治力量相反方向的结论的任何可能与必然性。然而在一片欧风美雨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也看到从现代到当代，从钱穆到现代儒家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坚守民族文化本位的笃定的精神力量，一代保守主义的学人顽强地认定唯有更强大的精神与道德力量才是改变与完善现代文明的至深根基，而以儒学为核心的道德本位性质的中国文化无疑具有代表着这样一种更强大的精神与道德力量的文化方向的意义。

　　西方文明的优势在于现代科学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体系，然而自康德以降的现代性思潮割裂真与善、科学与道德、科学与宗教的联系却寓示着一种本质上危险的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方向。康德的形而上学将科学局限在现象的范围，将信仰局限在不可证实的自在之物的范围，既避免了有限的人类理性盲目的冒险，又避免了观念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可能导致的思想的过分世俗化与根基深厚、广大的信仰危机和以上帝为核心的宗教大厦的垮塌，因此既不乏现代性的色彩，又具有保留信仰地盘的保守倾向的深刻性。而其深刻性是与其体系的适时与稳妥的保守与折衷性质密切相关的。康德的意义就在于要以真与善、科学与道德、科学与宗教的二元分裂的代价来避免人类理性的冒险与独断，维持一个真与善、科学与道德、科学与宗教互不干涉而又各自能够起作用的相对完善的世界。

　　而这样一来其后果就是真与善、科学与道德、科学与宗教二元分裂的形势与结局却恰恰隐藏着人类观念与实际的发展的最重大的敌人。真不必善，善不必真；科学损害道德，道德也不必促进科学；科学不必弥合宗教，宗教也不必保持与科学的内在一致性。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事关人类发展的核心概念之间的矛盾、不统一与科学性与完善性的丧失。而我们知道世界长远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进则退的。不是健康，就是疾病；不是胜利，就是失败；不是存在，就是灭亡。在面临这样的结局的严峻性与关键性之下，世界的发展就必须首先保证趋向于发展与无限完善的可能性的观念性质的基础，保证一种建立在道德本位（本体）意义之上的真与善、科学与道德、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同一性质。

　　而正是在保证一种趋向于发展与无限完善的可能性的道德本位（本体）性质的文化方向上，中国文化的路径恰恰具有优于西方文化的基础性质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文化方向的首要特点是道德精神发展上的一元主义坚定性，而形势上似乎占优势的当今西方文明缺乏的恰恰是这种能够保证人类在不进则退的历史发展之中趋向于发展与无限完善的可能性的坚定的能够贯彻始终的一元主义道德精神的观念基础。就是说人类将面临的最本质性的结局与命运的严峻性与关键性必须保证一种建立在道德本位（本体）基础之上的真善合一的科学、精神与文化的发展方向，这种新的科学、精神与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更高的精神与道德基础之上的理论与真理性的价值与崭新意义，它将为中西文化的比较与新的基础之上的全面整合，为一种全新的精神与道德的观念基础的建立，寓示意义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