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揭开了“巴巴罗萨”计划的序幕！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对战争爆发时间、德军攻击方向判断的失误，加上大清洗对苏联红军造成的影响，战争一开始苏军接连失利，气势汹汹的德军直逼苏联首都莫斯科！

　　祸不单行，德国的轴心盟国日本法西斯也在远东地区蠢蠢欲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增加至20个师，总兵力超过了70万，针对苏联、代号为“关东演”的大规模实战军事演习正在中国东北地区展开，一时间远东地区战云密布，日苏之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苏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东西两线作战的危机！

　　在全力对付德军西线猛烈进攻的同时，斯大林心中始终没有忘记东线的日本关东军。为此斯大林先后六次致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出兵援助苏联，以配合苏联红军对付日本可能在远东地区的进攻。

　　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影响了世界局势，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便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略“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目前世界共产党的任务是“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保卫苏联、为保卫中国、为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就在这一天，《解放日报》也发表了题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社论，指出：当此德国侵苏战争开始之时，即毫不迟疑地，寄无限的同情与伟大的苏联，并愿意追随苏联援华的光辉范例来援助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斯大林就紧急约见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要求共产国际立即组织和发动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为此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紧急决议，提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并且指出：只有保证苏联的胜利，各国人民才有可能争取自由。

　　当苏联方面在侦察到日军在中苏边境集结情况之后，立即通过共产国际要求“八路军迅速集结，对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日军采取牵制行动”。

　　1941年7月，斯大林第一次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方面不要让进攻苏联的日军麇集在北平、张家口和包头方面，要求中共方面“采取行动，破坏上述地区的铁路交通”；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还以商量的语气询问毛泽东“能不能抽调若干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以牵制日军”。

　　对于斯大林的请求，毛泽东给予了积极的回应，7月2日，他电示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日苏战争极有可能爆发”，如果日本进攻苏联，“敌为肃清后方计，将在华北加强镇压”,面对如此复杂局势，“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做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是，毛泽东同时提醒彭德怀：“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四周年的宣言中再次指出苏联的卫国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的，但是针对“只有保证苏联的胜利，各国人民才有可能争取自由”的说法，毛泽东在文中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

　　7月15日毛泽东在致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是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敌我力量的悬殊差距，强调“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毛泽东在电文中还让周恩来把他的意见告诉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将军，并请崔可夫转告斯大林。

　　7月18日，毛泽东在回复华中新四军军部刘少奇、陈毅的请示电中，同样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与我苏均不利。”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显，我党我军对苏联的军事援助是间接的，是长期的，是通过巩固我各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从战略上来配合苏联红军，这一方针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

　　二

　　1941年8月至9月间，经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基辅保卫战和敖德萨保卫战之后，苏联红军消灭了德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恼羞成怒的希特勒只得把全线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他看来，只要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就可以瓦解苏联军民的斗志，取得对苏战争的完全胜利。10月2日，德国军队出动35个师的兵力向莫斯科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

　　就在斯大林指挥苏联军民进行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刻，苏联方面得到了一份绝密情报：如果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要进攻苏联远东。完全可以想象，这份情报对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触动有多大;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在东西两线腹背受敌,此时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上正节节推进，所以斯大林对于日本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敏感。

　　1941年11月12日，斯大林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提出了在日本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情况之下中共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斯大林希望中共方面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施加压力，不断要求毛泽东派遣部队尽一切努力向日寇发动进攻，以配合苏联红军。1942年2月27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指望苏联胜利，却又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

　　面对批评和压力，毛泽东的态度是坚定的，1942年我军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而不是直接出兵援助苏联。

　　1942年5月，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对战场南翼的苏联红军发动重点进攻，不仅突破了苏军在刻赤半岛的防线，而且击退了苏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恰在此时，苏联方面再次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秘密集结的情报，这使得斯大林更加紧张起来。为此他授意苏联国防部起草电文，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发生时，派一部分正规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以牵制日军”。

　　随后，斯大林和苏联方面又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双重身份，立即飞往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开赴南满地区，配合苏军的行动。除此之外，苏联派驻延安的联络小组频繁地就八路军军事行动的问题同中共中央进行磋商，并且派人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实地考察八路军活动的情况。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斯大林和苏联方面一再要求中国共产党方面立即在军事上采取行动，袭击日军，破坏交通线路，并且同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搞好关系。苏联的这一系列要求，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进攻苏联的时候，中共能出兵援助，配合苏联红军作战。

　　面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要求甚至是干预，毛泽东明确表示：一旦苏日开战，我们自然要配合苏军作战，但这种配合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而不是孤注一掷的。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极端困难，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巩固内部，休养兵力，恢复元气。这时要求八路军打大规模的运动战阻止敌人和牵制敌人是不切实际的。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友均不利。

　　对斯大林的这两封电报，毛泽东之所以不做肯定的答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根本没有能力出兵援助苏联。自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已经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一方面扶植汪伪政权，一方面改变对蒋介石的强硬政策，腾出手来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的反共顽固势力更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派重兵围困我陕甘宁边区，而且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弹药和被服等重要物资。

　　不仅如此，一些国民党部队纷纷响应蒋介石“曲线救国”的号令，甘心投靠日寇，沦为汉奸、伪军，同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一起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在靠近苏联的华北地区，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俊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后他一方面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另一方面派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进行“铁壁合围”，实施“三光政策”。在靠近苏联的长城内外，日寇制造了东西长700里，南北宽80里的无人区，使我八路军各部队活动十分困难。

　　以上因素，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人口由1亿减少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少到约40万。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军抽调部队离开根据地北上援助苏联，长途奔袭，兵力少，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有效的供给和支援，其结果除了惨败，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利，就是对苏联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