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是20世纪生物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如今妇孺皆知的“双螺旋”就是他与英国科学家克里克共同发现的。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生物学的进程，奠定了后半世纪包括基因谱在内的人类多项重大科研发现的基础。他们也因此获得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沃森的命运从此改变。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是科学界的明星，甚至成为第一个获得自己基因图谱的人。与此同时，沃森的科学写作也彻底改变了科学写作的方式，他在代表作、经典的《双螺旋》中纪录了半世纪前那场针对DNA结构发现的惊心动魄的科学竞争过程。最近刚出了中文版的《DNA》也同样是经典之作。

　　他也始终被争议团团包围。争议从女科学家罗萨琳·富兰克林开始。当日，沃森的实验使用了大量富兰克林所在的国王学院的数据。她也指出过两人研究中的错误，却始终拒绝与他们合作。后来，富兰克林因病去世，与诺奖失之交臂。沃森虽然在获奖后向很多人致谢却惟独没有提到她。沃森对人种的言论曾引起巨大的争议。这甚至是他辞去实验室领导职务的导火索。

　　沃森注定会成为媒体的焦点。但就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现代科学界竞争与合作的集合，看到了科学研究与常世伦理的分歧，看到了科学在不断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

　　关于写作

　　“我的首要身份是作家”

　　新京报：你是当今生物学界最有声誉的科学家之一。但你却写了很多给普通读者看的科学书。你不觉得在浪费时间吗？

　　沃森：我喜欢写书。我不是通过实验，而是通过写作来保持我的科学家身份的(笑)。写作让我成为一个积极的科学家，因为你必须得了解科学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我的首要身份是一个作家。

　　新京报：新近推出中文版的《DNA》一书，讲到了很多遗传学在进步过程中发生的有趣故事。其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沃森：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我和克里克合作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笑)。这个发现改变了我的一生。它被公认为是上世纪生物学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不仅对我影响最深，对于之后的整个科学的影响都是最大的。我们的工作之前，达尔文的发现、孟德尔的观点，然后是染色体的发现，这是DNA结构发现之前主要的三个事件。

　　新京报：你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自己基因图谱的人，你还建议一些明星贡献出基因以供科学研究。如果在中国选这样一个明星，你会选谁，姚明？

　　沃森：首先应该选老人。年轻人可能会得到一些令他们担心的信息，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该向他们解释。这是我的想法。当我的基因图谱完成的时候，我说，应该先公开80岁以上的人的基因谱。现在我觉得50岁以上就可以了。姚明还是太年轻了。

　　中国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些人的基因图谱，但是并没有公开他们的身份。我觉得公开他们是谁是很重要的。

　　关于基因技术

　　“我不担心老年痴呆症了”

　　新京报：在中国人当中，存在广泛的转基因恐惧，你怎么看？

　　沃森：如果我们能够把不好的基因改成好的基因，这将是很棒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担心克隆，或者改变人类基因的技术。人类肯定是为了人的广大利益在发展技术，不能因为担心有人会把技术使坏而放弃它。我不会担心。

　　我现在做的是治疗癌症，假如你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当然希望有人能改善基因，治疗这个疾病。我们更应该关注治疗遗传疾病，而不是担心技术变坏。

　　新京报：你公开了你的DNA基因谱，除了其中的一小段。那一小段是什么？你对隐私公开的容忍极限是什么？

　　沃森：那是一段和老年痴呆症有关的基因。我当时说，我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得老年痴呆症，也不希望别人知道。现在我乐观多了，不担心老年痴呆症了(笑)。

　　有人可能有不好的基因，存在遗传疾病等。你得让人们自己决定自己基因的公开状况。我鼓励知识共享，但必须得尊重隐私。

　　新京报：会出现基于人种的药物吗？

　　沃森：当然。这意味着可以根据不同的基因疾病订制不同的药物。在中国，有一种特别的中国式的蛋白质，可以让中国人患老年痴呆症更晚点，你们担心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比我们更晚一些(笑)。因此，必须将这些个体差异考虑进去。

　　新京报：这是你说的“个人订制药物”的时代吗？

　　沃森：我更愿用“基于基因”(gene-based)，而不是“基于人种”(race-based)的药物。“人种”是个很不好的词，我们现在该说个体。100年前，我们不知道基因，只能说中国人，爱斯基摩人……注意到有的疾病在有的国家更普遍，但现在，这个词应该更具体些，你是“中国人”并不等于说你完全拥有“中国特征”，得看你的DNA。我们不喜欢用“人种”这个词，我们喜欢说个体化的制药，即找到个体的基因差别，再量身定做药物。

　　新京报：人类有望彻底攻克癌症吗，分子生物学会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沃森：是的。我们一定会从分子层面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癌症。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克隆癌症细胞，让基因分离，看其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而知道是什么导致了疾病。我不会说我们一定会解决癌症，但是如果人类足够努力，路子走得对，那么接下来的10年内，我们可以控制一些主要的癌症。

　　我们的进展已经很快了，希望能够在2020年取得胜利。从上世纪70年代算起，我们已经做了40年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很悲观，因为我并不知道到底哪儿出错了。现在我们可能可以知道主要的问题在哪儿了。这是我现在最主要的兴趣点。

　　关于科学家

　　“阻碍女性成功的是她自己”

　　新京报：关于DNA结构的研究，你和克里克最后成功了，而女科学家富兰克林却没有。你觉得科学更多是因为竞争还是合作推动的？

　　沃森：我曾在一本书中说，首先，你得了解你的竞争对手，然后必须和他们做朋友。竞争是重要的，获胜也是重要的，但不代表你不能和对手成为朋友。科学是竞争和合作两者一起推动的。

　　富兰克林没发现DNA结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对手。她不和对手说话，因此她得不到帮助。我和对手说话，我得到了帮助。科学家必须要懂得社交，不懂得交朋友的人做科学非常难。

　　新京报：但富兰克林生活在一个女性做科研相对较难的时代。

　　沃森：我觉得，现在阻碍女性成功的就是女性自己。这是女性自己的选择。她们是想要和家庭在一起？想要孩子？还是想待在实验室里？在美国，做科学的机会对女人和对男人都是一样的，所以真正的障碍来自她们自身。我一直都想工作，我或许不该说这个，但我对小孩没有一点兴趣。

　　新京报：最近文特尔“人造生命”的工作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你怎么看他的工作？人类离控制遗传或者制造生命还有多远？

　　沃森：还是不要评价比较好。现在我们能做的是重组我们已有的基因，我们可以改变基因，文特尔只是在更大范围内能做到这点而已。我觉得现在做评价还有点早，或许10年后可以来评价吧。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