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6-20
"每天早上起来不要跟我说话" 舒乙说老舍
端午节,一个纪念投江诗人屈原的节日,我们来怀念一个投湖的作家老舍,他于111年前出生、44年前自沉太平湖。
老舍用文字为我们绘制了一帧帧生动的画像,我们在里面看到了渺小、伟大、苦难、不屈、苟且、血性、忠厚、狡诈、优美、鄙俗……
《四世同堂》是“抗战文学”的代表作,解放后近四十年方得完整出版；《龙须沟》是北京人艺的奠基之作,在1953年首演之后,即成为几十年不再上演的“经典作品”；老舍的短篇小说写于1930年到1936年的青岛、济南,他本人对这些零敲碎打的小品颇多揶揄,但或许,它们更接近于老舍看到的那个世界。
郑振铎和吴组缃都说过,老舍的短篇小说有传奇性。从唐宋传奇到老舍的传奇,从老舍的传奇到今天比传奇更有戏剧性的现实人生,中国人往前走了多远?
□口述舒乙 采访本报记者石岩发自北京
上升最猛的是老舍
文学像一条大河,奔流向前,最后真正留下来的是非常少的。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起一个“百年百部”的作品评选活动,几十位最有名的评论家秘密投票,各自写出自己认为最好的100部作品。第一名是鲁迅,他一个人进去四部:《彷徨》、《呐喊》、《阿Q正传》,和他去世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帮他编的《鲁迅杂文选》。第二名老舍,进去3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另有七个人进去两部:巴金、冰心、郭沫若……第七个人是谁都没想到的汪曾祺。剩下一人一部,包括茅公(茅盾)。
从这个评选结果可以看出,对绝大部分作家的评价在下降,包括郭老和茅盾；鲁迅不升不降；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在上升:沈从文、萧红、张爱玲,上升最猛的是老舍。
原来对老舍评价不高。第一,他不是党员；第二,对革命毫无贡献。解放战争时他在美国呢,一呆四年,解放了才回来。很多人看不上他,觉得他是摘桃派。
他不是工农兵,没法写了
虽然他回国的时候人家欢迎他,但他充其量是一个爱国者。他没写过革命,没写过武装斗争、八路军、新四军,他写的是老百姓。抗战的时候,他是文艺界的最高领袖,那是周恩来有意的:绝对不要郭沫若和茅盾出来,否则张道藩就不来了,没法统一战线。老舍中间偏左,爱国,文学成就大,团结人,热情,推他,张道藩肯定来。
一解放,必须推郭沫若和茅盾,老舍只能排在他们和巴金后面。但周总理知道老舍在抗战时期很重要,也知道他文学上很有成绩。当时周恩来就想,也不能只要郭老和茅盾。他突发奇想:成立北京、上海文联,分别让老舍和巴金当头儿。四大文学巨头各有其位。
当时党内三个人:周扬、丁玲、冯雪峰,在他们之上是胡乔木———他是中央书记处的人。党外四个人:文联主席郭老、作协主席茅盾、北京文联主席老舍、上海文联主席巴金。老舍一直任了三届北京文联主席,直到“文革”。
“文革”之后,对文学艺术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冯牧告诉我———他是周扬在延安鲁艺的四大弟子(张光年、冯牧、陈荒煤、林默涵)之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复出,主张开第四次文代会。
第一次文代会是在1949年6月,北京、上海两支文艺大军会师北京,开庆功会。毛泽东一贯主张革命成功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他没有召开工代会、妇代会、团代会,先开文代会。当时的文学指导思想依然是“文艺为工农兵,文艺写工农兵”。文艺的路越走越窄。大文学家在这个时候就全都沉默了,因为他不是工农兵,没法写了。
到了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让刚从监狱出来的周扬做主报告。周扬把四大弟子找出来,一人写一章,他来总提调。为讨论这个报告,邓小平专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显然秉承毛周的意思,重视文学。
周扬带着四个弟子列席会议。胡乔木第一个发言:这个报告不行,不可以再提“文艺为工农兵,文艺写工农兵”,不可以再提文艺为政治,这些弯路走得太厉害。当时,有几位中央领导反对胡乔木,赞成周扬:毛主席的延安方针是既定方针,不可以改变。
邓小平侧着耳朵听,大家都说完了,他来总结:按乔木同志意见办,散会。这就是后来的“二为方向”:文艺为人民,文艺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很多右派都出来了,王蒙、邓友梅、刘绍棠……对老作家的作品也有了重新解读的可能。
怎么老舍还有这个啊?
“文革”之后,老百姓一直不知道老舍有一部作品叫《四世同堂》,中文系的学生都没看过。因为这部作品解放后没有再版过———抗战不写八路军、新四军?北平虽然沦陷了,城外有游击队啊!
1985年,北京的导演林汝为悄悄把这篇小说改编成28集电视剧,而且正好赶上抗战胜利40周年。那年的5到6月份,欧洲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已经热闹得要命。到了8月,林汝为突然把《四世同堂》拿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高兴得要命。怎么老舍还有这个呀?赶紧把《四世同堂》找出来重印。
后来,人们对《四世同堂》的评价越来越高:虽然没有描写八路军、新四军,但起码描写了老百姓的爱国,描写了整个民族的灵魂———长孙瑞宣是家里顶梁柱,抗战以后,他面临的选择是忠孝不能两全。他得挣钱养活一家老小,他出去抗日,家就垮了。老舍的意思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个很大的包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被这个包袱压着:中国不倒霉了吗?肯定不能迅速组织起有效的反抗,肯定损失惨重。现在清楚了,中国损失3500万人,遍体鳞伤。老舍先生写的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过去算老几啊?阶级斗争放第一。现在变了:呦,这个作家太有远见了!
老舍地位的提升跟读者欣赏习惯的变化也有很大关系。过去讲求思想性第一,说得客气点,顶多是让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后来艺术性第一,思想性降到第二。思想第一的是社论、政治报告,文学作品要称王称霸,还要看艺术性。老舍的作品好看、俏皮、动人,又不直奔主题,所以地位就上来了。
“他叫我傻小子”
我上学的时候,家里没有他的书。他认为,作品写完,就像泼出去的水,他从来不收集自己作品的版本。有得意的作品写完,也不会给我们看。他肯定认为我们都是笨蛋。我后来总结他的想法,他一定认为好的作家必须是天才。有时候,他叫我“小乙”,有时候就叫我“傻小子”。
那时候,书店也少有他的书,解放之后,他的书印得多的,就一本《骆驼祥子》。
我们当时都是文学青年,我读得最多的书是《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他不看这些书,也不会推荐我们看。
大概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了一版很全的鲁迅全集,新华书店第一天发售,他给钱让我们买了一套。有一次,他突然拿出其中一本,跟我说:你看,鲁迅先生骂我呢———其实,鲁迅没骂过他,好像是说他地方味儿太浓。他崇拜鲁迅,觉得鲁迅说过谁都很重要。
我从1978年到1988年写《老舍传》,显然要把他所有的作品再读一遍。但我的偏重不是作品,是人生,而他的人生是大家所不熟悉的。这是有原因的:第一,他是穷人出身,没有家谱。第二,他有三段人生空白:24岁之前,他是不为人知的穷小子；英国5年,是他步入文坛的关键时期,但一点资料没有；在美国那几年,也没资料———因为他刚回来,就是抗美援朝,国内反美、仇美,一切与美国相关的话题都冻结了。
一个作家,才活了67岁,有一半人生不为人所知。别的作家都有传记,只有老舍没有。北京出版社出版作家传记,以他为第一选题,到现在,别人的已经出版了三十多本,周作人都有了,唯独他没有。
北京文联委托我调查他的人生,我当时还是工程师,业余时间做,用了差不多七八年时间,访问了一百多人。我第一个作品是《老舍的童年》,写完后给《人民日报》副刊《大地》,那时候,《人民日报》刚恢复出版,没稿子,把我的文章当长篇连载,吴组缃、王瑶都等着看。
老舍先生很奇怪,他在家里话极少。后来妈妈说了多次:她新婚第二天,他就跟她约法三章———每天早上起来不要跟我说话,我绝不是跟你吵架,我得想我那两千字(当时他的标准是每天上午写两三千字)。
但是家里只要一来人,他诙谐幽默得不得了。他是一个充满了生活乐趣的人,比别人有趣,家里有花,有画,有好吃的、好烟好酒,好玩的东西,大家非常乐意来。往往吃饭之后有余兴,大家会表演东西。他会唱戏,会各种曲艺,会说笑话,玩意最多。很多作家,包括叶圣陶的日记里都写过:只要他在,谁都不说话,就听他说,看他耍,他结束了,才退席,绝不早退。有一次,老舍酒后出狂言:“哼,我可以当总理。”客人一走,他马上一句话没有,不是写,就是想———他是一个大作家,一个故事就那么两三句有真事的影子,很多东西都要自己编,那太难了。
满腔热血换来一瓢一瓢的冷水
他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勤劳。那时候他名气大、岁数大,但是他没有节假日,上午写作,下午办公,只要有功夫,就在家里练字。当时我们都大了,深夜路过他窗前,他还开着电灯,伏案工作。我们兄妹几个就讨论:了不起……但现在我想起来,那时候,他的内心可能是很孤独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后来他的悲剧在于,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穷人出身,理应成为新社会的一分子,但人家依然不要他。“文革”之前两三年,已经开始批判茅盾、夏衍、阳翰笙,他的作品很难发出去了。老舍的作品居然被退稿!这在之前从来没有过。
我做过卡片,那两年,他的作品数量直线下降,最后一年只有一篇———是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作为一个作家,已经被生生地抹煞掉了。他的满腔热血换来的是别人一瓢一瓢的冷水。
他那时候愿意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解放前作品是不修改的,当然,题材不同,解放之前是小说,解放之后是戏剧,戏剧要跟舞台工作者商量。但愿意多次修改,是他解放后的主要特点。
他经常朗诵剧本,然后让大家提意见,这是他的法定节目。他声音好听,只要听说他在家里朗诵,很多人都愿意来,那是一场享受。演员来的原因之一是想看他的样子,听他的语调,揣摩自己上台以后怎么表演。《茶馆》剧本第一次跟人艺的演员见面,不是印在纸上的,是他读出来的。
那时候很民主,大家听他读完,猛提意见,他往往要把第一稿废了,写第二遍,再朗诵,再改……改得少的3遍,给人艺写的《春华秋实》,重写了10遍,一次5万字,10次是50万字。家里都有手稿。
也有一些东西他是坚持不改的。周恩来看了《茶馆》,有完全不同的建议,他把焦菊隐和于是之先生找来,谈了一大堆:第一,不赞成写这三幕,不典型。他的“典型”就是党史———1919年或1921年第一幕,1927年第二幕,抗战第三幕。第二,他提了很多具体的建议,比如两个灰大褂儿娶一个媳妇,这个情节不能要,对年轻人影响不好。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他对焦菊隐、于是之说:这些意见是我个人的意见,将来有条件我自己跟老舍说,你们不要传达。后来他也没有找老舍,但老舍还是知道了———焦菊隐他们告诉他了,他听后笑了笑,意思是:我不改。
《也是三角》跟《茶馆》里的灰大褂纯粹是一个故事。我曾经研究这个现象,一个故事在一个作者不同年代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生活原型使得这个作者久久不会忘却。像周恩来提的这个意见,他自己肯定会偷偷地想:哼,这个是真事。
他喜欢小孩。他不会逼你做功课,不会问你任何学习上的事情。在他身边生活很幸福,主要是你能偷听他说话,那是一种幸运。
我画画儿,妈妈是大画家,不跟她学。父亲写字极漂亮,但一笔画都不会画。报告听烦了,他在笔记本上画小人儿,那小人的五个手指头跟树枝子一样扎杈着。但是他对美术有极高的见解。家里来客人了,他爱跟他们谈画,一个小孩在旁边偷听到了,不得了的有用。他说过,评价一张画的好与坏不在技巧,在于有没有传递一点新的意思。(未经受访者审定)
【南方周末】
《老舍五则》：贫困线以下的幽默
《老舍五则》中的《上任》描述了官场的腐败及小人物的无奈,其中的尤老二吃着官俸,却脚踩两支船,在治安官吏与黑社会之间平衡 普罗之声供图
林兆华的《老舍五则》中,京剧、功夫等元素都有所展现 普罗之声供图
2010年5月31日,青岛老舍的故居修复工程完成,“骆驼祥子”博物馆开馆,馆内展出了不同年代的老舍著作 CFP供图
□本报记者石岩实习生马晓莉发自北京
5月底,曾在香港艺术节亮相的京味话剧《老舍五则》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老舍五则》的前身是“全明星版”《茶馆》。人艺版《茶馆》五十年的改编权到期了,大导林兆华和制作人王翔去找版权人舒乙,三人思谋着在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像《建国大业》一样,排一个全明星茶馆,大角小角都请腕儿。姜文、葛优、陈道明们甚至跟林兆华、王翔开过几次创作会,王志文在上海无法出席,但答复得同样很爽气:你们开,我在电话里听着。
但明星们的档期实在太难凑一起,“明星版”茶馆很快就没了下文。舒乙重提他向很多影视导演都提过的建议:你们可以改编老舍的短篇小说。
王翔眼睛一亮。此前一年,他陪林兆华去爱丁堡艺术节,途经伦敦的时候,在新维客剧院看过《短打贝克特》。大导彼得·布鲁克把爱尔兰大作家贝克特的五个短篇小说《戏剧片段Ⅰ》、《摇篮曲》、《无言剧П》、《空》、《来与去》串联在一起。女主角只有一米五几,不上台,谁都会以为她是个家庭妇女,但表演得却精彩极了。
王翔“闪回”的同时,舒乙信手拈来、绘声绘色地讲了父亲的两则短篇小说《热包子》和《断魂枪》。《热包子》讲一个男人死心踏地地爱他的媳妇,甚至她骂他是生不出孩子的软货,甚至她出轨,离家半年,也不离不弃,反而给她买热包子。“挺温馨的,但是太软了,我还是想做酷一点的”,王翔认为,老舍擅长描写的既不是《啼笑因缘》,也不是《京华烟云》,而是幽默中带着苦涩和压抑的市井人生。
《断魂枪》却一下子抓住了王翔。舒乙的声音靠后,特别有底气,他讲到沙子龙送走孙老者,关上街门,对着朗月星空,练了一套断魂枪,完了之后枪杆儿奔地上一戳,摸着凉滑的枪杆儿,说了四个字:不传不传。王翔仿佛一下子看见了对着稿纸微笑的老舍,千百种滋味都被他浓缩进一篇不足五千字的小说。
靠背戏改唱短打
1930年到1936年,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的六年,是老舍短篇小说的高产期,《赶集》、《蛤藻集》、《樱海集》都在此时结集。在这些集子的序里,老舍总不忘揶揄他自己:“因为忙,所以写得很短,好像面没酦好,所以馒头又小又硬。”“这里的‘赶集’不是逢一四七或二五八到集上去卖两只鸡或买二斗米的意思；这是说这本集子里的十几篇东西都是赶出来的。我本来不大写短篇小说,因为不会。可是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各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做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设若我要是不教书,这些篇还不至于这么糟。可是白天我得教书,只能在晚间来胡扯；扯到哪儿算哪儿。现在要出集,本当给这堆小鬼修饰打扮一番；哼,哪有那个工夫!”“收入此集的有六短篇,一中篇；都是在青岛写成的。取名‘蛤藻’,无非见景生情:住在青岛,看海很方便:潮退后,每携小女到海边上去；沙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便与她拾着玩。拾来的蛤壳很不少,但是很少出奇的。至于海藻,更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来再送到水中去。”长女舒济、长子舒乙、次女舒雨与《赶集》、《蛤藻集》、《樱海集》脚前脚后出生,经济负担益重,齐鲁大学要求也严,“一定要写讲义,不准用流行的教材,而且讲义要成书,他教了6门课,大部分时间蹲在图书馆里写讲义。”舒乙回忆。
溽热的暑假,老舍专门留着写长篇。平时教书之余的零碎时间只能用来写短篇,在山东回望身后的北平,涌上老舍笔尖的都是他最熟悉的人和事,采用的却是全新的叙事技巧。比如象征主义的《微神》、用意识流写成的《狗之晨》……“老舍是个试验者,他愿意尝试各种东西。1920年代他在英国,见识了很多现代小说的新技巧,回来就试,他1930年代的小说里有很多很新的东西:意识流、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他几乎是这些写作技巧在中国最早的实验者。”舒乙说。“老舍先生有英国人的幽默,但1930年代的英国人和1930年代的中国人,生存状态完全不同的。英国人的幽默是饱暖以后的幽默,老舍先生是贫困线下的幽默,更狠。”王翔从舒乙推荐的篇什中选出五篇。从出品人的角度,他觉得这几篇各有各的看点,连缀在一起,又有特别的舞台效果。
《兔》讲一位票友急于“下海”,为了“下海”搭上了亲妹妹,也搭上了自己,却自始至终笃信“为了艺术,值!”《上任》以戏谑的笔墨描写了一次失败的“匪变官”实践。《断魂枪》发出的是“自从洋人把洋枪带进了中国,天下已经没有江湖可言”的喟叹,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总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三角》写两个逃兵败光从死尸身上扒下来的钱财,只能“就这点水和这点泥”地娶一房老婆。《柳家大院》写一个屈死的小媳妇。一家子人都跟她过不去,等她上吊死了,马上被换算成娘家和婆家之间掰扯不断的银元。
王翔自己动手,把老舍白描的小故事改编成大段对白串联而成的“话”剧。大导林兆华添加各种舞台手段,把剧本变成舞台上的《老舍五则》。3月,《老舍五则》到香港参加艺术节,英文剧名起初想学《短打贝克特(英文剧名碎片》译作《老舍碎片》,后来被艺术节工作人员改成《人生五种(FiveActsofLife)》。
政治并不能改变民俗
“我喜欢写短篇小说时的老舍。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愤青,能够看到人性的恶,‘穷人挤兑起穷人比他妈富人还邪乎’。不像《龙须沟》里头,穷人之间总是互相帮衬,其乐融融。”王翔住过很多胡同,崇文区的苏州胡同、宣武区的下斜街、东直门内的手帕胡同、东城的大雅宝胡同……在他的记忆里,自己的少年生活跟老舍笔下三四十年代的底层生活,没有太大区别,一样的贫困、一样的挣扎。“周围住的是‘西屋那娘们儿’、穆老太太、二爷、二奶……大家面儿上友好,脚底下互相使绊儿。谁家吵架了,得听到卒瓦了东西,才敲敲门,说上两句话,其实也不是真为劝架,主要是想看看卒瓦成什么样了。”“政治并不能改变民俗”,王翔说。1978年之前的北京,仍旧是一个前现代化的社会。演员甄莹和孙宁印证了王翔的判断。
甄莹在石景山的工人区长大。在她的记忆里,邻居老奶奶叫孙子吃饭的声音像唱歌一样,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响起:“顺儿哎,家吃饭来呗”,“王八蛋操的哎,家吃饭来呗”……孙宁在《也是三角》里演跟把兄弟娶一个媳妇的逃兵马德胜。对剧中的情节,孙宁并不感到陌生。1970年代初,还是中学生的孙宁到怀柔山区支农,“拉帮套”是亲眼得见的事情:房东的单身汉哥哥跟房东家住在一起。村里人朝学生们挤眼睛:他们是一家子。当时的孙宁似懂非懂,成年以后听说“拉帮套”这个词才对上号:一个男人在人家里吃、人家里住,帮这家人干活,作为回报,可以跟女主人睡觉。生了孩子,就在这家养着,男主人不会介意。
在孙宁看来,即便是到了今天,人们也很容易从老舍的作品里看到身边人的影子。铁杆庄稼没了,“北京大爷”的脾气可是一点没变。“小事不愿意干,大事干不了。天天一拍胸脯:操,这,什么玩意儿?可是整戏他未必会唱一出。”“北京人只在一个时候肯吃苦。文革之后,开始练摊了,我一个朋友的弟弟,在动物园门口卖西瓜,切开,一牙儿一牙儿地卖,外地人走过来:多少钱?两毛。吃完了一算账,您给3块!为什么?两毛钱一克,一牙儿一斤半。”敢情你就是从这儿钻出来的
没事的时候,成功人士王翔爱带着儿子去“瞻仰”他曾经住过的那些胡同———有些已经被大厦拦腰斩断,有的拆得已经不留一块瓦片儿。儿子毫不客气:敢情你就是从这儿钻出来的!
王翔也不含糊:“这叫家族记忆、城市记忆。”《老舍五则》在北京演出,商人王翔不考虑收益地印了几千本书。书的前一半是老舍的小说,后一半是他改编的剧本。序言从老舍、冰心、郁达夫、沈从文、周作人等九位作家(之所以要有九个作家,是因为北京曾经有九座城门)的作品中各摘录出描写北京的一段话。老舍的话放在最前头:“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我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什么叫老北京?胡同、大杂院、牌楼底下钻出来的人才叫老北京。如果跑出来的都是四川人,那就不是北京文化了。”提到北京,比老舍年幼很多的王翔也有很多东西想捍卫。
要想让《老舍五则》的京味地道,演员很重要。王翔和林兆华想过天津人艺和北京人艺。但天津人艺一张嘴是海河的味道,北京人艺是外地人演京味儿戏,最后还是大导林兆华出主意:北京曲剧团。
曲剧团的演员符合王翔的理想:一水儿的“北京大爷”。林兆华看了北京曲剧团历年演出的光盘,从中挑出了五十三岁的孙宁、甄莹、许承章、秦士臣、赵国来,大肚弥勒佛一样的张雨时,长发盖脸、瘦得赛过麻秆的高建民,满头白发、月牙儿眼,然而自带一股凶相的王皓……舒乙看到演员,直夸林兆华:太好了!这些“歪瓜裂枣”你都从哪儿淘换来的?
王翔更加得意:“你别看徐帆往台上一站,小腰一叉,北京话说得也挺溜,真正的北京娘们儿不是她那个味!”为改《老舍五则》的剧本,王翔像市场调查员一样,把《窝头会馆》看了六遍,最大的收获是“京味文化还是有很大市场的。如果刘恒有这样的号召力,老舍更有”。
“我们这帮人都是城圈上的人,我祖上十辈都是北京人,许承章还在旗呢。我们团一演老舍的戏,北京的戏就火,不演还就不行。”甄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曲剧团打哈哈的黑话多半来自老舍的剧本。“您这点意思得多少?”“您别把这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经常在电视上演双簧的莫岐是团里的老先生。“莫岐,多好一个人呐……”大家齐声说,莫岐自己就接下句:“死啦!”大导林兆华很少给演员说戏,他期待的是生活化的表演。甄莹常年在舞台上演“大青衣”,一张嘴就是敞亮的高腔。林兆华走到她跟前:你嗓子忒好!甄莹就知道,导演是希望她把声音压下来。
孙宁在《上任》里演土匪出身的稽查长尤老二。“猫是明星,狗就不行。猫老是弄出点动静,让你注意它,你招手想把它叫过来,它一转身就走了”———很早之前,孙宁就听说过这套明星哲学,但他在戏里戏外,一直是厚道人一个。为了遮住孙宁笑容里的善良,王翔建议他看获奥斯卡提名的《无耻混蛋》。林兆华的提示却简而又简:你不在意的时候,效果反而好。
明星版《茶馆》出其不意地变成了草根版《老舍五则》。
天是蓝的吗?太阳是红的吗?
在舞台上堆过黄土高原、放过羊、搭过整栋窝头会馆的林兆华,在《老舍五则》里设计了一个极简的舞台。三块草帘子、几把椅子、一截粗绳子,几乎就是全部的道具。曲剧演员的加入,让他更加方便地打破现实主义的铜墙铁壁。演员一会扮演自己的角色,一会儿跳出来叙述剧情。
林兆华要呈现一个极空的舞台,落实成王翔的舞台提示,就是“一个中性的环境,四周无限的黑,无限的远”。
“这个戏拿到人艺演,肯定有人说三道四。老舍先生的戏,怎么能够不现实主义?”在《老舍五则》之前,林兆华只动过一次老舍的戏,那是1999年复排《茶馆》。当时,林兆华是北京人艺的副院长,同是副院长的于是之三次请林兆华复排《茶馆》,林兆华才肯出山。虽然当时放言“描红模子肯定是死路一条”,今天林兆华却不得不承认“没有太大的改变。跳不出那个圈去”。
《老舍五则》给了林兆华跳出圈的可能。
《上任》一出,有两拨黑社会的成员出场,王翔改剧本的时候设想他们由同一组演员扮演。林兆华说,这样还不够,要让黑社会跟官府稽查员在角色上互换。同一批演员,黑大褂里头套中山装。稽查长上任,他的黑道兄弟变成了稽查员,一人一把椅子,或站或靠或坐,提起公务个个心不在焉,一提丰泽园(北平有名的饭馆),全都喜上眉梢。
丰泽园一场戏,林兆华没让演员围坐,而是让他们在一张长长的桌子背后一字排开,肩膀挨着肩膀,大腿并着大腿,面向观众,说词的时候,演员之间谁也不看谁一眼。———二哥,你听好,我们是伙计,你是头儿。自己朋友,丑话先说头里。叫我们去掏人,那容易。我们把事情办下来,你稽查长去报功,反动派要是请吃“黑枣”,可也得先尽着你不是!———赏钱是你们的,黑枣归我!
一顿饭吃出了杀气腾腾。跑堂的突然亮着嗓子从舞台上飞奔而过:“三鲜汤来啦!”稽查长尤老二望着热汤,不动声色:“水晶肘子不赖?”手下:“秋天了,以后该吃红焖肘子了。”尤老二:“整个这顿饭就你丫这句话在理!”去参加香港艺术节,香港人问演员:《上任》这种戏你们回去能演吗?“他们以为我们还在‘那个’时代。”甄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舍五则》跟她以往演的戏都不一样。演完这个戏,唱过半辈子“高大全”的她问过自己:天真的是蓝的吗?太阳真的是红的吗?
【南方周末】
《四世同堂》的前世今生
《四世同堂》创作于1940年代,直到1980年代才第一次出了有删节的全本。有研究者认为,《四世同堂》不便出版是老舍一直拒绝出版自己全集的重要原因。
□本报记者石岩实习生马晓莉发自北京
“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
1941年末的一天,燕京大学国文系研究生王世襄从燕园回家,西直门瓮城是必过的一道关卡。
王先生会玩,对古今中外的昆虫分类都有研究,他自己种葫芦,刻了很多蛐蛐罐。这天进城,王先生把一个蛐蛐罐揣在胸口,棉袍被支得老高。
你的,什么的干活?日本人一看,刺刀就抵上了王世襄的胸口:
王世襄伸手想掏蛐蛐罐,“呼啦”围上来一群日本兵,枪都上了栓。
这是蝈蝈儿,alittleinsect……王世襄解释,日本人哪里懂英文,只如临大敌地盯着王世襄的胸口。
几分钟过后,一个胆大的日本兵上前,“哗”地把王世襄的棉袍撕开,衣兜里的大小钱掉了一地。蛐蛐罐也应声而落。刺刀立刻把那枚刻着花草的小葫芦围个密不透风。
日本人让王世襄把小葫芦捡起来,还是问:“什么的干活?”王世襄只好继续对牛弹琴:“蝈蝈儿,蝈蝈儿……”还没说完,嘴巴已经扇到他脸上。蝈蝈罐又掉了,还在地上蹦了两下。
日本人看出门道,东西很轻,不像武器,便命令王世襄把蝈蝈罐捡起来。胆大的日本兵把蝈蝈罐的盖拽开,探着脑袋往里看。门一开,里面那只绿油油的小虫子倏地跳走了。“给我心疼得哟……”四十多年后,王世襄向林汝为回忆这段经历,还在嘬牙花子。当时,林汝为正筹拍电视剧《四世同堂》。王世襄是林汝为父亲林子明在燕京大学的校友,知道林汝为要拍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王世襄有一肚子话要讲。
王世襄的故事让林汝为想起老舍笔下那些在残酷的境遇里,仍然知里知表,爱生活、爱自由的北平人:祁家院子里的菊花、石榴、枣树、八月节的兔儿爷；钱诗人自酿的茵陈酒；票友小文夫妇在丝竹悠扬中抛洒
一腔热血……“老舍先生在书里写了: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于它有刺!刺与香美的联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老舍总结的国民性让林汝为深深服膺。
1941年12月,燕园里的孩子还在盼望圣诞节到来,去校长司徒雷登家看卓别林的电影,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一夜之间,燕园的门岗全换上了日本人。
这天,林汝为兄妹放学回家,街上穿黑大褂的人特别多。还没到家门口,就看见邻居沈教授的厨子五花大绑,脸刷白,正往林家的门槛里迈。屋里,林汝为的父亲林子明正在家里为沈教授画像。最后一笔颜料未干,林子明和沈教授已经被捆起来。几分钟之后,他们的好朋友、燕大历史系教授聂崇岐也给抓了出来,聂教授穿着拖鞋、睡衣,聂家桌上放着一盘西红柿,日本兵拿起来就吃,吃了一半的果子,满院子乱扔,到处流淌着红色的浆汁———那是林汝为对“沦陷”最早的直观记忆。
编全集,算总账
1970年代末,林汝为从工作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回京探亲,却发现公公、婆婆一人捧着一本书,成天看,顾不上理人。“我一看书皮,是老舍写的。老舍先生的书当然好看。”林汝为以为自己已经读遍了老舍所有的著作,但她从来没看过《四世同堂》。藏书甚丰、有钉着胶皮垫的阅读椅和绿色灯伞阅读灯的长影厂阅览室,根本就没有这本书。
向公婆借,老人不肯,“我们还没看完呢”。去新华书店买,架子上没有。泡了半天,售货员从库里找出一套。如果当时林汝为知道,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四世同堂》没有再版过,她一定会庆幸自己的好运气。
据已退休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史承钧考订,《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从1944年11月10日起,在隶属国民党军委总政治部的《扫荡报》上连载。第二部《偷生》,从1945年5月1日起,在成舍我创办、以“严守公正立场”为办报宗旨的《世界日报》上连载。第三部《饥荒》,创作于老舍先生访美期间,1950年代,曾在《小说》杂志连载,但只有前面87章。1980年代初,巴金养女马小弥从英文缩译本把最后13章翻译回来,《四世同堂》第一次出了全本,但为删节版,未经删节的《惶惑》与《偷生》多处情节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相呼应。
淞沪会战打响,老舍写道:“上海的炮声把就压在北平人的头上的黑云给掀开了!”困守家小、报国无门的瑞宣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终日病病歪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母亲,老太太居然说:“好!蒋委员长作大元帅吧?”在全城噤声中,瑞宣冒险走十几里夜路去听南京的广播。“南京的声音让他心中温暖,不管消息好坏……南京的声音足以使他兴奋或颓丧,狂笑或落泪。”写《四世同堂》前两部的时候,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实际负责人的老舍正热忱实践自己的“抗战文艺观”:“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老舍并不是1949年之后才开始写快板和大鼓,这方面的实践委实是从“陪都”重庆开始的。“……我们的蒋委员长,忠心义胆发宣言,非把日本打出去……中华民国万万岁!中华民国万万年!”“我党总裁文武全。陆海空军大元帅,率领全国保江山”。
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四世同堂》中,重庆之于瑞宣,更是被比作耶路撒冷之于基督徒。
史承钧教授认为,《四世同堂》是解放之后老舍先生一直拒绝出版自己全集的重要原因。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鲁迅全集》,又计划为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四人出文集。这在当时的作家是一项很高的政治待遇,而且其他三人的文集也已陆续出版了。唯独老舍无意于此。
1959年冬,出版家赵家璧进京访问老舍,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为他出文集的事,“老舍就问到我巴金在沪遭蓬子的宝贝儿子(姚文元)批判的事,我一五一十地讲了,老舍叹口气说:‘老巴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赵家璧在他的回忆录《我和老舍》中回忆。
1960年赵家璧再次进京,为促成老舍出作品集,特地拉阳翰笙(时任文联党组书记)和楼适夷(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一起去见老舍。“不料我一张口,老舍就站起身来说:‘我想写的东西还多得很；我肚子里的许多作品还没问世,嘿!干吗现在就出全集、出文集?现在我得集中精力写新的,到那时候,咱们编全集,算总账。’”赵家璧的回忆并不是孤证。1990年代,史承钧访问曾与老舍交往甚密的女作家赵清阁。赵清阁回忆:为动员老舍出文集,赵家璧曾请自己做说客。1962年,老舍参加广州会议后经上海,赵清阁曾在饭桌上向老舍提及出文集的事情。老舍当即反问:我出全集为什么?为名?为利?两者都不必要。况且我的那些东西,也不见得通得过。我看《四世同堂》就通不过,里头有蒋介石,有国民党。当时北平国民党在抗战。我没法改。现在又不抗战了,出它干嘛?
老太太赤膊上阵
在林汝为读到的那本1979年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四世同堂》里,“蒋委员长”自然是不见痕迹。但林汝为还是猜测,老三瑞全是“上国民党那边去了,因为老舍就去了重庆”。不过,在电视剧里,老三究竟去了哪里,被处理得很含糊。“我身边有很多老八路。演王成的刘世龙他们一家子都是共产党,日本人扫荡村子的时候,把他姐姐给杀了,还把她屁股上的肉割下来,煮了吃。当时的照片我都见过。当然,重庆也挨了轰炸,上海也死了好多人。何必再分死的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改编《四世同堂》的半年,林汝为思绪万千,下笔慎而又慎。“文革”已经结束,长影厂的生产却没有立刻恢复。导演们要么已经退休,要么宁可学做菜。“运动”教人学会了“游鱼”的人生哲学:少看书、少说话、少拍片。与丈夫长期分居,在长影厂又无事可做的林汝为,调进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电视台电视剧艺术中心。所谓的“中心”,是西三环桥脚下的几间平房,办公室里没有桌椅板凳,开会要坐在窗台上。到新单位没多久,林汝为就打了一个报告,提议把《四世同堂》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那时,她已经把原著读了七八遍,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戳在她心里:祁家老大从来不笑,唯独一次例外,是女儿饿死的时候,毫不知情的他举着四枚鸡蛋进门,高兴地告诉媳妇:我看见老三(在外抗日)了,这是老三捎给妞子的。祁家大儿媳上有老下有小,每天忙得粉都不顾得擦匀,眉毛总是白的。祁家老二近乎无耻地热爱自己,礼义廉耻全抛脑后,吃穿上的讲究却决不肯落空。还有长袍抬头罩西装的丁约翰,会用狐狸眼勾人的招娣……
报告交上去五天,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林汝为的提议可不可行。被“扩大”进去的林汝为侃侃而谈:市委有精神,要大力发展电视剧,尤其是持续播出的长篇电视剧,持续时间越长,宣传效果越好；电视剧应该能感动人,教育人,并且有北京特色,这些《四世同堂》都符合。与会的一位北京广播电台的女同志也在一边搭腔:我看《四世同堂》可以拍,我们在搞《四世同堂》的连续播讲,观众来信已经攒了一大包。
时光流转到1983年,《四世同堂》已经从新华书店库房转移到货架上。读者新奇且惊喜:老舍先生还写过这样一部作品。
电视剧可拍,剧本谁来改?有人提李准,有人提邓友梅……林汝为发了言:各位导演,我在长影专门进修过编剧和导演……散会后,几个同事走过来:老太太,您怎么赤膊上阵了?您也太不谦虚了吧?在新同事的眼里,五十岁的林汝为名不见经传。在长影呆了那么多年,做演员,没当过几回主角；做导演,没什么代表作。
受父亲的牵连,林汝为在长影厂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习”中度过的。
投奔陕甘宁的父亲先后做过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务长、天津市委委员,1949年之后因主张不能全国中学都学俄文,要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学校学英文,英文更有用,获罪“狭隘民族主义”。“文革”中,因为曾在国共谈判期间受命以燕大校友的身份给司徒雷登写信,被扣上“美国特务”的帽子。
身为“美国特务”的女儿,在长影厂的林汝为到长白山做伐木工；到吉林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体验生活,给病号洗脚、倒尿盆、抠大便；在汽车厂组装前叶子板和大灯座,一干八小时,三分钟一辆车下线……
从三十七岁起,就被尊称“老太太”,提议拍《四世同堂》的时候,林汝为已经五十岁,她不能再等。
老舍先生有的是朋友
改编《四世同堂》,需经过老舍夫人胡潔青同意。胡潔青恪守满族人的礼仪,林汝为每次见她,都要行蹲安礼。“她不让坐,咱们就不坐,多会儿她想起来了:小林你坐。再坐下。”胡潔青向林汝为回忆,老舍去重庆之前曾跟家人约定:写家信的时候不能提灾难,顶好只谈家长里短；要是搬家了,用什么暗语表示；万一不能寄信了,通过谁转信；我那边要是好,你们就过去,到时候哪位先生会来接,是他,你们跟着走,不是,你们别动。
老舍一走就是五年。1941年,胡潔青带着年幼的孩子,辗转5个月,从山东取道北平到重庆,找到老舍。
林汝为改编剧本的时候,胡潔青把家里几位经历过日据时代的满族亲戚介绍给林汝为。亲戚们讲给林汝为的故事,有些胡潔青在重庆也曾讲给老舍听。
因为小说里祁家老三瑞全是混在出殡的杠夫里出城去抗日,林汝为特意找到几位八宝山和东郊火葬场的老工人。他们在解放前做过杠夫,对送葬的仪仗怎么走,有相当的权威,对日本人把街上的“倒卧”拉到郊外草草掩埋的事情有很深的记忆。
这些人还熟谙连接北京城内外的秘密交通路线。
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描写了一位热血的刘棚匠。他不愿意在膏药旗下苟活,偷偷混出北京城,临走把刘嫂托付给祁家老大瑞宣。瑞宣每月贴补刘嫂六块钱。日本人实行粮食管制之后,北平人吃饭越来越不容易,刘嫂不愿再接受祁家的接济,冒险把布料、旧衣服卖到石家庄、张家口。口外缺衣少穿,北平吃不上粮食,原意冒险的人两头有赚,但是要一路躲避日本人的盘查,买通铁路上的职工与巡警,人有时藏在货车里,有时得趴在车顶上。得到的那点粮食,放在袖口或者裤裆里带回北平。
杠夫们向林汝为证实:沦陷八年,北平跟外界的秘密民间通道从来没有中断过。
《四世同堂》里还有一位着墨不多的明月和尚,是一位抗日义士。为什么单单要把一位和尚写成抗日义士?通过采访戏剧学家吴晓玲先生,林汝为知道:当年二十九军在南苑附近抗击日军,死伤无数。部队奉命草草撤退,是南苑附近的和尚把死伤的战士从战场上偷运走,伤员寄放在佛教徒家里,阵亡者安厝在寺庙,用油漆把棺材封严,防止散味。“后来北平就被日本人占了。和尚干的事情,日本人始终不知道。但是老舍先生知道。你别看他先去重庆,之后又去美国,老舍先生有的是朋友,泥瓦匠、花匠、杠夫……他会想象,他认识的花匠遇到鬼子会怎么办,他认识的小贩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北平怎么生活”,林汝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枣树为主,老头为辅
剧本改好,接下来就是选角。听说北京电视台要拍长篇电视连续剧,四十几家文艺团体的演员闻讯而动。每天早晨八点到晚上十点,林汝为跟一拨又一拨的演员谈话。入围的演员试装、拍照,每张照片都要拿给胡潔青过目。
6个月之后,全剧大大小小几十个角色都定了下来。林汝为给每个演员发了一套《四世同堂》:“好好念书。老舍先生都写好了,照着演就行了。”开拍前一个月,演员们进驻片场。用一个月的时间,看原著,读剧本,对词,练习穿平底布鞋,练习穿旗袍,好使它在走路的时候不裹腿；练习穿长衫和小褂。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后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一部分)的老演员杜澎在剧中扮演原本“横草不动,竖草不拿”,后来却成为抗日义士的钱诗人。老舍笔下的钱诗人好喝茵陈酒。杜澎从读剧本起就难以释怀:茵陈酒究竟是什么味道。“茵陈”是一种野生植物,刚好片场的空地上就长着几株。趁春天茵陈刚长出嫩芽,杜澎采来泡酒。“嗳,我发现它有点清香味。从这里我想到,钱诗人可能喝酒不多,但爱喝,喜欢粘着酒劲晕在其中唤起的诗情画意。”杜澎在当年的拍戏心得中写道。
64岁的老演员邵华要演80岁的祁老太爷。每有大动情绪的戏,有肺心病的邵华就故意停药,宁可胸闷、气喘,以传递祁老人的满腔激情。
有一场戏是祁老太爷听说儿子被日本人凌辱后投河自尽,林汝为让美工彦小追按照图纸的位置在摄影棚里栽两棵枣树。彦小追找不到枣树,买来一棵杨树。林汝为不干:必须是枣树。第一,北京人好在院子里种枣树,可以当景赏,到秋天还可以给孩子打枣；第二,枣树的枝干是有硬结、有力度的,而杨树的树枝是圆的,赞美人就说“杨柳细腰”。
按照林汝为的设想,这场戏,摄像机要吊在摄影棚的最高点,从上往下俯拍,枣树为前景,祈老太爷是远景,镜头慢慢摇下,祁老爷子要有大段独白。
邵华顾不上吃饭,把林汝为堵在摄影棚门口,一手拿着老舍的小说,一手拿着剧本:原著里,老舍先生一句话都没让祁老爷子说,你为什么要让他说那么多?
老爷子您念过《天问》吗?林汝为反问。这段写的就是祁老爷子的“天问”。他那么忠厚老实的儿子死在他前头,没病没灾,之前没跟他说上一句话,早晨出去好好的,晚上成了护城河里冷冰冰的尸体。他不得不好好问问: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被日本人逼死?
我懂了,你拍吧。邵华撅着祁老爷子的山羊胡,脸上贴着祁老爷子的老年斑转身离开。那场戏,一条拍过。
还有一回,演小崔太太的马宁遇到了难处。有一场戏是她丈夫小崔叫日本人把脑袋给砍了,她起先不知道。后来她听到四大妈骂白巡长:你是干什么吃的?!我活蹦乱跳的小崔怎么让人把脑袋给砍了?!按照剧本提示,小崔太太应该登时昏倒,被救醒之后,要“大嚎”。
马宁找到林汝为:老太太,什么叫“嚎”?“嚎”就是你有一口气在心里憋着出不来,你必须“嚎”,因为你实在不明白:我的小崔怎么就没了脑袋?
马宁想了半天:我不会。
那我给你示范吧,你可别生气,按说导演不该给演员示范,但是这个太难了,我试着给你“嚎”两声。两声过后,林汝为的心跳加快,气都喘不上来。过了好半天,她问马宁:这回你明白了吗?
马宁点点头。
2007年,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做“四世同堂再聚首”。事先,几位年轻的女记者找到林汝为,林汝为把记者们请到她家对面的茶馆,从上午九点谈到晚上十点。“有几位演员已经去世了,能不能把他们的照片挂在演播室里,我想跟他们一起坐坐?”林汝为只有一个要求。
电视台没有爽约。“祁老爷子”邵华、“大赤包”李婉芬、“冠晓荷”周国治的照片,被远远地挂在演播间的背景墙上,“也不介绍也不干嘛的”,“明月和尚”高恩德的照片干脆被忘记了。“他们根本不明白老舍先生为什么写明月和尚。更不明白为什么我想跟去世演员的照片一起坐坐。”林汝为怅然地说。
【南方周末】
《龙须沟》:一出戏就说清了我们的政权
美国回来的老舍、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博士焦菊隐完胜解放区艺术家。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奖状给老舍,上面写着:“《龙须沟》阐述了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本报记者石岩实习生马晓莉发自北京
2010年6月6日,北京人艺话剧《龙须沟》第三轮演出结束。《龙须沟》还能再演,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复排导演顾威1966年进入人艺工作,在他的记忆里,尽管每次总结人艺的艺术传统,都要打《龙须沟》讲起,但几十年间,从来没人提议复排这部起家戏。2009年,老舍诞辰110周年,老舍之子舒乙给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写信,提议复排《龙须沟》。舒乙在信中列举了五六条理由,每一条都无可辩驳,包括:《龙须沟》是北京人艺1952年成立后的起家戏,自此现实主义成为人艺安身立命的法宝；老舍先生因为这台戏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人艺接受了舒乙的建议,“开始只是想作为内部纪念”,顾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复排《龙须沟》,舒乙点名请他导演。
尽管有1996年导演曲剧《龙须沟》又得奖又叫座的经验,顾威对复排话剧《龙须沟》并没有十足的底气:“现在都看帅哥美女,这种穷戏、破戏谁看?”首轮演出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龙须沟》不止属于1950年代的老舍、1950年代的北京。
“三结合”结合出《龙须沟》
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返回阔别19年的北平———此时北平已经改名北京。本以为多年未通音信的亲人们一定早就饿死了,可三个姐姐、一个哥哥都还好好地活着,虽然衣服上补丁摞补丁,但都浆洗得很干净。老舍后来的小说《正红旗下》里写过的那位大姐告诉老舍:你的外甥都当了工人,解放前是地下党的,当上了工会主席。
老舍把大姐接到丹柿小院,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他们俩很亲,饭桌上互相挟菜,也说说以前的事情,但更多的话没有。老太太没事干,一双一双地纳鞋底,我们全家都穿上了她做的鞋。有时候,她弟弟写东西,她就走到他的房间外头,趴着窗户看他。”舒乙回忆。
窗里的老舍多半在奋笔疾书。事实上,从舒乙记事起,老舍一直恪守着上午写作的工作律条。
在很多老作家往往因“出身”不好,在时代面前交白卷,再也写不出新作品的时候,天才“写家”老舍却有写不完的东西。鼓词、快板、话剧……“大跃进”的时候,文学也要放卫星。田汉跟老舍打擂,老舍偷笑:他根本不可能战胜我。果不其然,解放后没写过东西的田汉在那年写出剧本《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而同一年老舍却写了三部,其中就包括《茶馆》。
而《龙须沟》则是老舍在火红的1950年代的开山之作(虽然有《方珍珠》在前,但影响力远不及《龙须沟》)。
《龙须沟》可谓1958年之后盛行的“三结合”创作(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始祖。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希望人艺拿出一部以“城市建设为市民”为主题的话剧。人艺院长李伯钊找到刚回国不久的老舍。老舍有腿疾,人艺特地给他派了一个叫濮思温的年轻助手,濮思温每天上午到龙须沟采访,回来把有意思的事情汇报给老舍。人艺的演员们也在导演焦菊隐的号召下不断去龙须沟体验生活,他们的所见所闻丰富了老舍的创作。“演员们体验生活深入细致且形象,把我的一双脚变成了几十双脚”,对这种新式的创作,老舍兴奋且忐忑,“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不过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焦菊隐回忆,剧本拿给人艺的时候,老舍惴惴不安:“这还像一出戏吗?”当时,焦菊隐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的主任,给人艺导戏属于业余兼差。
焦菊隐对老舍的剧本并不十分满意,他带着演员边排边改,在老舍文学剧本的基础上,渐渐拾掇出一个演出本。
《龙须沟》公演以后,老舍坚持出文学本和舞台本。他在文学本序言中写道:“《龙须沟》有两种不同的本子:一种是依照我的原稿印的,一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本。现在,我借用了一部分舞台本中的对话与穿插,把我的原稿充实起来……舞台布景的说明,在原稿中本来没有,这次我全由舞台本借用过来。”其实不止是舞台布景。在文学剧本里,主角程疯子“原来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来”。23岁的演员于是之却在他为角色撰写的自传中把程疯子定位为“拉单弦的旗人”,老舍看后大受启发,于是程疯子有了新身份:“原是相当好的曲艺艺人,因受压迫,不能登台,搬到贫民窟来”。
剧本定了,开始排练。今天“土得掉渣”的《龙须沟》,是当年的“实验作品”。焦菊隐明确提出:我们不要怕搞自然主义。焦菊隐的敌人是不从生活出发,不讲究人物塑造的套路式表演。他手下的演员大多出身部队文工团。“自然主义到什么程度?煤球炉的炉灰都得是真的。台上的水坑一脚下去要溅出水来。叶子老师演丁四媳妇,焦先生要求她哑着嗓子说话———常年被生活所累的妇女,嗓音不可能是好的。曾经有专家说叶子声音不好听,叶子试着往回调,焦先生生气了,给叶子写了一封措辞很严厉的信: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
没有艺术创造的纪律?”顾威对人艺的传统津津乐道,“曹禺先生给北京人艺的演剧定位是‘诗意现实主义’,用焦先生的话说‘满腔热情就是诗意’。”老舍+北京人艺,《龙须沟》上演,立刻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周恩来异常兴奋:虽然我们进城的时候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但是老百姓并不明白这个政权是干什么的。我要做很多的报告、办很多的学习班才能做到的事情,老舍一个戏就做到了。“周恩来跟周扬说,必须写一篇文章,发到《人民日报》上,让全国的人民都看到。后来周扬真的发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名为:《向〈龙须沟〉学习什么》,文章末尾号召全国作家向老舍先生学习。”1978年之后,舒乙以研究父亲作品和生平为业,对建国后的文艺政策相当熟悉。
周扬的文章让解放区的作家很不满意:要我们向戴金丝边眼镜、穿尖头皮鞋的老舍学习?“周恩来说,你们的价值就是不如刚从美国回来的老舍高。你们不服气,我索性就给他个‘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舒乙笑着演绎当时的情境。
美国回来的老舍、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博士焦菊隐完胜解放区艺术家。奖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发给老舍,上面写着:“《龙须沟》阐述了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老舍很重视这张奖状,把它挂在自己写字台上方的墙上。
“姜文能演,我们也能演”
1996年,因为《龙须沟》,北京曲剧团重续与老舍中断了十几年的前缘。
1950年代初,大鼓艺人魏喜奎,单弦八角鼓艺人曹宝禄、尹福来、孙砚琴,奉调组成“群艺社”,在前门箭楼游艺厅演出反映现实生活的应景小戏《探亲家》、《新打灶》、《四劝》。艺人们这种把单弦、琴书、大鼓、京剧、评剧共融一炉的草根演出形式,被命名为“解放新剧”,后经戏剧学家马少波的建议,更名“曲艺剧”。
周恩来牵线,让老舍多关心曲艺剧。1951年,老舍把宣传婚姻法的新作《柳树井》交给“群艺社”排演。以北京语言、北京音乐表现北京人新生活的《柳树井》一炮而红,老舍建议把“曲艺剧”改名“曲剧”,并且下定义说,“曲剧乃中国北方之歌剧”。“北京曲剧团”就此成立,团长魏喜奎的任命书由市长彭真亲自签发。
《柳树井》之后,北京曲剧团的第二部戏是《骆驼祥子》。“那会儿曲剧特别红。前门小剧场‘杨啼骆’(《杨乃武与小白菜》、《啼笑因缘》、《骆驼祥子》),三出大戏轮着演,观众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去看,十分钟两分钱。”北京曲剧团的台柱之一孙宁回忆。
孙宁1975年入团,他入团的时候,北京戏剧圈的老话“中国评剧院是地主,北京曲剧团是富农”已经成为过去时。“文革”一来,什么剧种,都要唱样板戏。戏里只有三种人物,好人、坏人、中间人。主角的唱腔必须唱到多高的音高,一出戏要有几个“中心唱段”,都有明确规定。
1980年代,曲剧团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天天闹“改制”,天天听说剧团要被裁撤,孙宁开了家复印店补贴家用。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张百发视察过好几次,把曲剧团和市歌舞团合并成“北京歌舞曲艺中心”的传闻越来越盛。新上台的团长把编剧张永和10年前写的剧本《烟壶》翻出来,目标很简单:演满30场,得北京市首届金菊花奖。
张永和建议请北京人艺的顾威做导演。在那之前,顾威从来没看过曲剧。“导不好还导不坏么?”顾威轻装上阵,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曲剧团的老少爷们儿却把《烟壶》当作生死关头的最后一搏,流火的八月,闷在没有空调的北京戏校排练厅苦干28天。
首演那天,北京人艺的老人儿们都被请去看戏。人艺的林连昆跟演员开玩笑:你们给我们演“话戏”的留口饭吃吧。夏淳建议:你们可以排老舍先生的《茶馆》。
孙宁是《茶馆》迷,各种版本的《茶馆》,看过不下十五次。“我看戏不看主角。只要配角撑得起来,戏就立起来了。”孙宁知道,老舍笔下的角色,别管几句词,都神完气足。当时,孙宁的同事都认为,排演《茶馆》为时尚早,功力不到。
《茶馆》没来,《龙须沟》来了。《烟壶》演满100场,轻松拿下金菊花奖,所有人都看出曲剧团的出路还是演京味戏。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吴江建议:你们排《龙须沟》吧。
演员们都反对。“政治戏,破烂遭叽的服装和布景,谁看?”团长被夹在中间。“当时惟一的目的就是让观众看下去。”有了《烟壶》的成功经验,顾威又被请来做导演。改剧本,二春和二嘎子,赵大爷和王大妈,把他们往一块“拴”!———顾威和编剧张永和很快商量出改编策略。“《龙须沟》以程疯子为主要线索,但只有他一个人戏撑不住。必须要有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豹头、熊腰、凤尾’,豹头和凤尾都不难,熊腰最难做到。”顾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原剧本的问题恰恰出在腰眼上———1949年之后的戏太单薄。“刚解放的时候这样演行,当时全社会都在为新政权欢欣鼓舞,喊喊口号,观众就能明白,现在这么演不行。”编剧张永和把二嘎子的年龄从12岁改成17岁,把二春的年龄从19岁改成18岁,这样一来,二嘎子就有机会跟同院的邻居二春两小无猜了。王大妈对赵大爷也有意,她反对女儿二春跟二嘎子好,想把她嫁给前门的杂货铺少掌柜。二春反戈一击:您要反对我,您跟赵大爷的事,别怪我横在中间。
戏排起来,演员们渐渐忘记了对“政治戏”的成见。戏里的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性格、丰富的前史,台词往一块一搭,就出戏。
这也正是老舍对《龙须沟》最得意的地方:“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这个剧本里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老舍曾在《文艺报》上总结《龙须沟》的创作经验。
四十几年之后,老舍珍爱的人物依然有生命力。曲剧《龙须沟》成为当年的舞台黑马。孙宁记得,那年他和同事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演出过,“最小的舞台不比我们家客厅大,演员上台得贴着景片走”。演员们在清华大学的美式礼堂,频频谢幕,频频返场。骄傲的清华学生事后还专门给顾威写了一封信:“本来对《龙须沟》充满不屑,结果却看到了一片实实在在的生活。”有《龙须沟》练兵,第二年,北京曲剧团排演了《茶馆》。当时,姜文正在跟舒乙谈《茶馆》版权,要排一个明星版。曲剧团土生土长的北京大爷们气儿不忿:姜文能演,我们也能演。
导演还是顾威。为了跟人艺版《茶馆》众声喧哗的开场迥异其趣,顾威设计了一个静开场。纱幕背后,演员雕塑一般摆好各种各样的剧中造型。“四九城闻名的裕泰老茶馆儿,大方桌宽条凳烫金的对联儿,铜搬壶细盖碗小叶香片儿,侃西山道北海取乐消闲儿”,京味十足的序曲过后,纱幕拉开,王利发扒拉着算盘满堂招呼,松二爷跟常四爷隔着鸟笼子聊天。一大段多声部的数唱扑面而来:四下里说说笑笑人声鼎沸满堂赞儿,讲鬼灵说鬼怪没边又没沿儿,求官谋事算命那个求签儿,保个媒,拉个纤儿,虫鱼狗马,鹰鹄骆驼,涨价儿落价儿,扯的尽是闲篇儿。
合唱过后,单个儿的角色张嘴,谁跟谁的词儿也不搭,拼接在一起相当的“后现代”:“您再把那八大胡同说上一段儿。”“今晚上八大胡同青衣唱小班儿。”“家中有老米树,戳着腰杆儿。”“振精神进茶馆为的是挣泡大烟儿。”“凭什么咱的钱粮总是发一半?”“您瞧我这黄鸟儿在笼里正撒欢儿。”……
最主要的道具是一棵槐树,第一幕青葱碧绿,二幕树叶金黄色,三幕老树枯藤。
曲剧《茶馆》从北京唱到了台北。那是老舍在台湾解禁的开始。
人艺属于大明星,还是属于大演员?
重排人艺的《龙须沟》,焦菊隐和曲剧《龙须沟》都是顾威的样板。舞台上有水坑和真正的炉灰还不够,顾威在舞台上造了一条真沟。1953年的《龙须沟》,主角程疯子最后的归宿看自来水。曲剧《龙须沟》和人艺新版《龙须沟》都认为,用这样的方式表现程疯子的“新生”远远不够,他本来是唱单弦的,还叫他唱单弦,岂不更好?
程疯子重新拿起八角鼓,扮演他的人非杨立新莫属。在北京人艺,北京戏校出身的杨立新是惟一一个既能演话剧,又能唱曲艺的演员。
除了杨立新,新版《龙须沟》没有大明星。借着复排《龙须沟》的机缘,顾威重新拿起了《焦菊隐文集》。他意外地发现,在反对明星制的问题上,焦菊隐是他的前辈知音:“不消说,‘明星制度’是导致艺术及传统戏剧文学日趋没落的主要原因。……这种‘明星’制度会可悲地改变观众的审美观……人们由欣赏一个演员的艺术而缩小到对演员本人的崇拜,乃是不良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使得人们看不见艺术表现的真正价值。”在顾威看来,如何看待明星,事关北京人艺的传统:“过去北京人艺有培养大演员一说,而且有五年规划,但从来没有提过培养明星。于是之当了一辈子演员,最后连一级演员都没评上。在街上被小姑娘认出他来,于是之会脸红。去年丁志诚演小剧场话剧《关系》,手捧鲜花的粉丝把前三排都坐满了。”剧院组织生产时也开始打明星牌。“你别看《窝头会馆》号称2000万元票房,不能长此以往。明星演出一场补贴1500,普通演员补贴600,一样演戏,凭什么?这次我排《大酒店套房》就是准儿,明星报酬上去后,其他演员也要求加薪,舞美、后台也跟着水涨船高。票价自然要往上抬。”顾威说。
顾威去日本四季剧团,发现1000人的大剧场,最高票价2000日元,合人民币130元———大概是日本应届大学毕业生工资的1/20。这让他想起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工资48元,首都剧场最高票价8毛。北京人艺一上戏,靠集体票就能演40场。“电车公司就得包10场,因为工会主席是话剧迷。现在,工会主席哪还看得起戏?”
【南方周末】